梅列茨科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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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必须进城时，他总是立即放我走。他对我的事只“干涉”过一次，那就是建议我一开始就好好熟悉生产以便站稳脚跟。很快我就被新的职业吸引住了。孩提时代，我的理想是像我们乡村教师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叶梅利亚诺娃那样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很爱他们。但十八岁时我又想成为一名化学工程师了，新的工作对我有影响。事实上，那个厂的生产过程不复杂。在附近的树林里采松脂，也就是在松树上割口，松脂就从割口处流出。把松脂收集起来，剔除杂质，脱水，就提炼出松节油来了。将松节油加热，然后再用蒸汽熏一下，让蒸汽混合气从管子通过并使之冷却，水沉积在下面，松节油就聚积在上面。当松节油容器内的油全部挥发后，沉积物也冷却了，就成了松香。然后把松香卖给火漆厂、肥皂厂、纸厂、油漆颜料厂以及摄影师和乐师。我的职责是检查设备是否完好，排除故障，并干钳工活。
在出差到工厂来的人中间，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斯涅吉廖夫让我给从总公司来的工程师先生介绍一下厂的生产。来人通报了姓名，作了自我介绍。他这样谦逊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在当时是很奇怪的。他问了我的姓名后，笑着说列夫·雅科夫列维奇谈起过我。我受宠若惊，毫无保留地给他介绍一切。这时兹巴尔斯基工程师想知道，假如机器坏了，最难焊的是哪些孔眼。我告诉他松香生产设备上装着铜制蛇形管的地方最难焊。他让我教他焊这些孔眼。于是我们钻了进去，就位后，我开始给他讲解，但他什么都懂，还给我补充。我真有点发火了：干吗费那么大劲钻进来呢？这时他又笑着说要转达卡尔波夫本人对我的问候，我忍俊不禁。但为了不使对方难堪，我强忍着没有笑出来。但后来同兹巴尔斯基在一起时，我还是取笑了他。那是在二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隆重的会议，坐在主席团里，旁边就是这位“从莫斯科来的工程师先生”。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立即认出了我，拥抱我，吻我，然后我俩在一起长时间地回忆“焊接”蛇形管的事。
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在革命前就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他在莫斯科大学搞生物化学，同时研究本醇和其他木干馏产品的生产工艺。正是这些研究工作促使他来到苏多格达，来到我们的工厂。1924年，他同B ·П·沃罗比约夫教授一起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并长期负责列宁陵墓附设试验室的工作。后来，兹巴尔斯基曾领导过许多科研所，荣获过国家奖金。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有求必应并富有幽默感的人。
1916年，有一次，Л·Я·卡尔波夫亲自到苏多格达来时告诉我说，他就要离开苏多格达返回莫斯科了。他问我：“你有意见吗？”我什么也没问就欣然同意了。不久斯涅吉廖夫也被卡尔波夫调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工厂行政领导通知我，要调我到总公司去。到莫斯科后接我的是斯涅吉廖夫，并把我临时安顿在奥列加化工厂。这时，我们第一次比较坦率地谈话，而不像以前那样拘谨了。雅科夫·韦尼阿米诺维奇·斯涅吉廖夫当着米科夫的面对我说，他们对我进行了考察，认为我可以信赖，现在我应该更积极地行动，应该直接参加改变工人阶级处境的斗争。我回答说：我甘愿效劳。在这之后，斯涅吉廖夫告诉我，Л·Я·卡尔波夫现在卡马，在季哈亚戈拉码头附近的邦久热斯基厂任厂长，他希望我到他那里去。
但我未能成行，因为我属于应征入伍之列。前线情况不妙，德国人、奥地利人大踏步向东推进。征兵令一道紧接一道，加紧从后方搜罗壮丁。邦久热斯基工厂不能缓期征兵，于是我不得不返回苏多格达。革命后我了解Л·Я·卡尔波夫的经历才知道，他当时在季哈亚戈拉组织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小组。现在想起来仍然很高兴，因为卡尔波夫当时可能已经把我列入其中了。
在红旗下
专制制度的覆灭。沸腾的省份。在布尔什维克党支部。难忘的五月。成了赤卫队员。十月革命来临。刚当军事委员的时候。
《老弗拉基米尔人》报算是弗拉基米尔省的主要新闻来源了。这家报纸发表的消息同官方的消息略有不同，因为办报的人同立宪民主党有联系，他们能够直接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获得新闻。苏多格达的居民们住在远离俄罗斯中心的偏僻林区，连去弗拉基米尔的机会都很少，信息不灵，总是急不可待地等着看新出的报纸。人人都在关心首都发生的事情。根据片断的消息判断，当前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报纸含糊地报道了彼得格勒街头的混乱、枪击和将要发生的变化。关于将军叛国、女皇把俄国出卖给德国等各种传闻不胫而走。1916年底那个西伯利亚盗马贼Г·拉斯普京被击毙的消息令人振奋。拉斯普京是女皇的宠臣，他肆无忌惮地向全国发号施令，就像在他的世袭领地一样。关于1917年2 月底的风潮，报纸报道得更加频繁了。
从弗拉基米尔到我们厂来了两个职员。我们向他们打听城里发生的事情。他们说，省长克赖顿正式宣布必须绝对保持平静，制止各种流言，并宣称，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关于国家制度将有某种变化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但这点谁都不信。市民们很活跃。当地的政治活动分子纷纷集会结社，十分活跃。我关切地问道：“那边的工人怎么样？”他们耸耸肩，很可能是对工人提出的问题不屑一顾。应该说，在这方面省城没有起表率作用，省城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它在政治发动的炽热程度方面，大大落后于有六万无产者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也落后于舒亚、科夫罗夫、古西以及其他工业城市和工人区。那时弗拉基米尔总共只有四百来个工人。
又过了几天，亚历山德罗夫、科夫罗夫、舒亚、奥列霍夫的无产阶级也活跃起来了。2 月底，这些城市里人们高举红旗举行了示威游行。目击者说，谁也没有向示威游行者开枪，警察没有轻举妄动。
后来，送来了新的报纸。我们从报上得知，专制制度垮台了，尼古拉二世退位。早在2 月27日在首都就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委员会，要求服从它的命令，另外还产生了苏维埃。“苏维埃”这个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还在莫斯科做工时，我就听老同志说过，1905年无产阶级选举了苏维埃。
又来了新的印刷品。印刷品上写着：“弗拉基米尔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公报”等字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天我离厂去苏多格达看个究竟。那里乱哄哄的，小县城在沸腾。带着红袖章的人走来走去。房屋上贴了许多传单，说弗拉基米尔成立了市执行委员会，掌握了政权，它已任命全权委员，居民们必须服从这些委员。传单是由彼得罗夫主席签署的。这位先生是有名的立宪党人，是同《老弗拉基米尔人》报有关系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后来又见到了省委员会的传单，传单是从彼得格勒派来的埃尔纳杜马议员签署的。
由于气氛不同寻常，搞得人们头晕目眩。警长没有了！自由了！人们公开举着红旗走来走去。有些人抱怨说：“现在沙皇没有了，我们怎么办呢？”。
我暗自思忖，抓什么工作，从何处着手呢？关于这方面的事在家里没人可商量，而工厂里的同事则等着我指点。卡尔波夫那里已经好久没有音信了。同米科夫又没有书信来往。突然在一幢房子的一扇小门上，我看到一张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署的传单。噢，这说明苏多格达也有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很有意思，谁在这里活动呢？原来是斯米尔诺夫、特罗菲莫夫、奥什马林等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地玻璃厂和织布厂的工人帮助他们。我去找他们毛遂自荐，问他们要不要钳工帮忙。
接上头了，我们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支部。
苏多格达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大城市的缩影，只是没有大城市那么大的规模罢了。到处都是双重政权，我们在这里也不例外，公开的和隐蔽的政治斗争在进行着。人民群众正在暗自积蓄力量，对他们来说2 月不是事情的结束，而只是开始。不过像苏多格达这样的小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发展得不像彼得格勒、莫斯科甚至也不像弗拉基米尔那样急剧。彼得格勒的工人已高呼“打倒部长。资本家”这样的口号，上街游行了，而苏多格达人还在执行由旧官僚、退伍军官、厂主和房产主代表组成的社会安全地方委员会的命令。至于苏多格达苏维埃，直至1917年5 月才诞生，而且从政治立场来看，开始时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本省其他县城，甚至工厂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奥列霍沃祖那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科夫罗夫等地的苏维埃，从一开始就是布尔什维克占优势。
在那些日子里，我很少去工厂，更多地呆在苏多格达，在我们社会民主工党支部所在地。支部的成员有几名织布工人，玻璃工人，机械工人，一名教师（特罗菲莫夫）和一个名叫斯米尔诺夫的人，似乎是个职员。后来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党支部的领导人是彼得·奥什马林。
奥什马林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的政治素养较差，奥什马林的政治水平比较高。他在我们支部的会议上讲述他所知道的各种道理：诸如什么样的革命才是工人革命：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究竟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促使他们支持革命并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等等。
我们虽然自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但我们的支部没有被正式承认。我们既没有同弗拉基米尔取得联系，也没有同莫斯科挂上钩。我们强烈地感到了与世隔绝，可以说是盲目行动，但到4 月后半月，我们知道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省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对我们显然是一无所知。后来他们告诉我们，组织委员会在全省范围内发了邀请信。组织委员会并不怀疑在苏多格达有党支部存在，但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通知，只得给当地社会安全委员会寄去邀请信，寄希望于有心人能设法知道召开代表会议的事宜。当然，谁也没有想过把邀请信转给我们。其他许多县城也没有派代表出席。然而这次代表会议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它表明省里存在着一支新生的强大政治力量。这次代表会议讨论了B ·и·列宁的四月提纲，绝大多数代表赞成这个提纲。代表会议还作出决议隆重庆祝五一节。
我们得知这项决议后，就决定把组织“五一”游行作为我们支部积极活动的开端，并给省委发了信，请他们派一名布尔什维克来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从弗拉基米尔派来的同志很快就到了，他的衣着不像工人，名字我记不清了。来人申斥我们支部工作没有记事，开会没有记录，对我们自称布尔什维克，但没有办任何手续这点斥责得更凶。
1917年5 月1 日上午，苏多格达的工人、一些士兵和知识分子在喧闹而欢快的全市大游行中亮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为此，我们白天同社会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激烈地争斗了一番，晚上我们支部第一次正式编制了支部成员名单并宣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苏多格达县委会正式成立。彼得·弗拉基米洛维奇·奥什马林当选为主席，我被选为书记，我们把各种文书寄往弗拉基米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派到苏多格达的代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指点我们同苏多格达苏维埃内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作不调和的斗争。1917年5 月底，苏多格达举行了工人、士兵代表参加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亚内舍夫帮助我和另一位县党委委员M ·C ·特罗菲莫夫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己也在代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狠狠地打击了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公开发表言论，提出自己的口号和明确的政治路线，对于分清地方苏维埃内部的派别起了重要作用。我认为，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是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员后参加政治斗争的庄严的第一课。我们的发言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布尔什维克彼得·奥什马林当选为县执委会主席
关于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亚内舍夫，我想多说几句。他在我们这里呆的时间不长，但他充沛的精力和对革命敌人不调和的态度给我们党支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亚内舍夫一生光明磊落。他是弗拉基米尔省人，当过纺织工人，早在1902年他还很年轻时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后来侨居国外，在美国住了几年，在那里积极参加了工人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领导莫斯科的革命法庭，1918年率领一支由莫斯科共产党员组成的队伍对尤登尼奇部队作战。1920年在南方战线任师政委，在对弗兰格尔部队作战中牺牲。
在苏多格达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后，政治斗争激化了。
在委员会工作很困难，尤其是1917年夏季特别艰难。七月事件后，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处境艰难，大概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支部。记得有些老熟人问我：
“基里尔，他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这话当真吗？”
“是真的。”
“那就是说，你跟列宁是一事的了？”
“是跟他一事。”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德国间谍，是他们的沙皇把他派到俄国来煽动老百姓的”。
“纯粹胡说！德国在打仗，他们侵占了我们好多个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主张结束战争。难道你喜欢战争吗？”
“谁喜欢战争！大伙儿都厌恶战争”。
“那你干什么跟着别人胡说八道？要先分清是非。”
但是，用这种方法只能开导那些寻找真理的人。思想上敌对的人根本就不同你谈话。他们撕我们的传单，不给你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并威胁说要狠狠地揍我们。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依靠工会。因为1917年上半年，在苏多格达只有职员联合会，而它却公开敌视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得不保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县委所在地，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逼迫我们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队伍。在穆罗姆的切鲁斯季站已经建立了赤卫卫，参加赤卫队的不只是工人，还有第205 团的士兵。在库列巴克和纳瓦申也有了赤卫队。
苏多格达县委开会热烈地讨论了建立赤卫队的问题，决定加紧组织赤卫队。每个县委委员都受领了具体任务，有的负责宣传鼓动工人参加赤卫队，有的负责筹集武器。给我分派的差使是让我教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