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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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老宅子后面那两间木头房子里。这两间房子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是克吕格尔指派给特殊用人——家庭裁缝、女管家和已经干不了活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我们在行家的帮助下改修好了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现在,改修过的烟道,散发出的热气更多一些。
在曾经是花园的地方,先前地面上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到处生长着的新植物下面了。现在是冬天,周围的一切都已死亡,活的东西再也遮掩不住死的东西,被雪掩埋住的过去的面貌,便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今年秋天干燥、暖和。我们来得及在雨季和严寒到来之前把土豆挖出来。除了还清米库利钦的之外,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上面,地面上,盖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破被子。东尼任脆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渍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得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青,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当你走出草棚的时候天尚未破晓。门吱地响了一声,你不由得打个喷嚏,或者不过是雪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而从远处菜畦里,从竖立在积雪上面的白菜茎下,突然跳出几只野兔,急忙向四外逃窜,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的宽大的足迹。附近的拘一条接一条叫起来,狂叫了好半天。最后的几只公鸡刚才已经啼过,现在不啼了。天已微微发白。
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娅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都会产生孤独、被遗弃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感觉。在这紧要关头,男人如此无用,仿佛他从未有过,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似的。
女人自己繁殖后代,自己退居到生存的次要地位,那儿比较安静,可以平安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在默默的谦卑中哺育孩子,把他抚养大。
人们乞求圣母:“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用心祈祷。”人们向她的口中注入了圣诗的篇章:“我。心尊主为大,我录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这是说她的婴儿,他将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能这样说。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人的母亲们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所有的母亲无一例外地都是伟人的母亲——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安菲姆昨天来了,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大饱口福,点亮了煤油灯,没完没了地谈艺术。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看法,艺术不是范畴的称谓,也不是包罗无数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现象的领域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原则的标志,它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把艺术看作形式的对象或它的一个方面,而宁愿把它看成隐匿在内容中的神秘部分。这对我就像白天一样明确,我全身都感到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观点呢?
作品能以各种方式说话。题材啦、论点啦,情节啦,人物啦。但它们主要是以存在于其中的艺术说话。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J心。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有我们的艺术,这大约在几千年之间仍是同一个艺术,唯一存在的艺术。这是某种思想,对生活的某种确认,一种由于无所不包而难以划分为个别词句的见解。如果这种见解有哪怕一丁点儿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作,艺术的成分便会压倒其余部分的意义,成为被描写对象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轻微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低烧。喉头那儿整天憋气,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我的情况糟糕了。这是大动脉在作怪。从我可怜的妈妈那儿遗传来的最初征兆,她一生都患有心脏病。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么早?这么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屋里有一股轻微的木炭味,还有熨衣服的味道。她们在熨东西,不时从烧得不旺的炉子里取出一块散发出热气的燃烧着的木炭,放入盖子像牙齿似的上下打战的烤熨斗里。这使我想起了什么?记不起来了。身体不好,太健忘啦。
为了庆祝安菲姆给我们带来上等的肥皂,我们来了个大扫除,舒罗奇卡也两天无人看管,我写日记的时候,他钻到桌子底下,坐在两条桌腿之间的横档上,模仿每次来时都带他坐雪橇的安菲姆,也装着带我坐雪橇。
等病好了一定到城里去一趟,读一读本地区民族志和历史方面的著作。别人都对我说,这里有几个相当不坏的图书馆,接受过好几个人的重要捐赠。真想写东西。得抓紧啦。要不,一晃眼春天就到了。到那时候就没工夫读书和写东西了。
头疼得越来越厉害。睡不好觉。我做了一个杂乱的梦,那种一醒马上就忘的梦。梦忘得干干净净,意识里只留下惊醒的原因。一个女人的声音把我惊醒,我在梦中听到空中响彻她的声音。我记住了这个声音,在记忆中复现它,挨个儿回想我所熟悉的女人,想找出具有这种浑厚、低沉和圆润嗓音的人。她们当中谁也没有这种嗓音。我想,也许我对东尼娅太习惯了,所以我的听觉对她迟钝了。我设法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形象置于足以阐明真理的距离之内。不,这也不是她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解释不清。
顺便说到做梦。通常都认为,白天什么给你印象最深,夜里就会梦见什么。可是,我的观察恰恰相反。
我不止一次注意到,正是白天恍惚看到的东西,不明确的思想,脱口而出而又不引人注意的话,夜间便化为具体的形象返回脑子里来,变成梦的主题,仿佛特意前来偿还白天对它们的怠慢似的。
晴朗的寒夜。有形的东西显得特别真切和完整。大地、空气、月亮和星星都凝聚在一起,被严寒冻结在一起了。树影横投在林阴道上,现出清晰的黑印,仿佛雕成了凸形。总觉得各处老有黑影从小路上掠过。大星星挂在林中枝叶当中,宛如一盏盏蓝色的云母灯笼。小的则有如点缀着夏天草地的野菊,缀满整个天空。
每天晚上继续谈论普希金。分析第一卷中皇村中学时代的诗。诗的韵律多么重要啊!
在充满长诗句的诗歌中,阿尔扎玛斯是少年虚荣。心的顶点,想不落在成人后面,用神话故事、夸张的描写、故意装出的道德败坏、纵情欢乐和思维过早成熟来蒙骗叔叔。
几乎从模仿奥西扬或帕尔尼起,或者从《皇村回忆》起,年轻人忽然找到像树。城》或《致姐妹臧晚期在基什尼奥夫写的《献给我的墨水瓶》中的短诗句,以及《致尤金》中的韵律,未来的普希金在少年身上苏醒了。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嚣、物品和本质冲进诗歌之中,仿佛从大街上穿过窗户冲进屋里。外部世界的物体、日常生活的用品和名词挤压着占据了诗行,把语言中语意含混的部分挤了出去。物体,物体,物体在诗的边缘排成押韵的行列。
后来变得十分著名的普希金四步韵脚,仿佛成了俄国生活的测量单位和它的标尺,似乎四步韵脚是从整个俄罗斯的存在上剥制下来的,就像画出脚样裁制皮靴的皮子,报出手套尺码寻找戴得合适的手。
稍后,俄语的节奏,俄国人说话的腔调,也表现在涅克拉索夫的三步韵脚诗歌里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格的韵律中。
我多想在履行职务的同时,即农业劳动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啊。
每个人生来都同浮士德一样,渴望拥抱一切、感受一切和表达一切。前人和今人的错误促使浮士德成为学者。科学遵循摒弃的法则进展,推翻占统治地位的谬误和虚假的理论。
大师们富有感染力的榜样促使浮士德成为艺术家。艺术遵循吸引的法则进展,模仿和崇拜心爱的主题。
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
只有触及过天才之手的平凡事物才是神奇的。在这方面,普希金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可是今天在我们这儿,‘小市民’和‘居民’都带有责备的意味。《家谱》中的诗行已经预言过这种指责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又写道:壬。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沙锅汤。
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契河天的天真无邪,他们对诸如人类的最终目标和自身拯救这类高调羞涩地不予过问。他们对这类话照样能理解:但他们哪儿能那么不谦虚——没有那种兴致,况且也不属于那种官阶!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好死的准备,他们劳心烦神,寻找人生的真谛,得出种种结论,然而他什1都被艺术家天职所留意的生活细节吸引开了。就在这些细节更迭的时候,生命仿佛同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细节已经悄悄到了尽头,而现在这种细节变成公共事业,就像从树上摘下的青涩苹果,自己在后代人手中成熟,并且越来越甜,越来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