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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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戈罗夫娜向您打手势。”尤拉低声告诉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
客厅门槛旁边站着头发斑白的格罗梅科家的老女仆阿格拉费娜·叶戈罗夫娜。她用焦急的目光向尤拉这边望着，同时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使劲点头，让尤拉明白她有急事找主人。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掉过头来，责怪地看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了耸肩膀。叶戈罗夫娜并不罢休，于是两个人就在大厅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像聋哑人那样“交谈”起来。大家都朝他们看去，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地瞪了丈夫几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站起身来。应当想法处理一下。他红着脸从墙边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不懂规矩，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吧，快说，出了什么事？”
叶戈罗夫娜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从哪个‘黑山’来的时”‘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样？”
“要求马上回去，他的一个什么亲戚快要死了。”
“都快死了。我想象得出来。不行，叶戈罗夫娜。等演奏完了一小段，我就去说，早了可不行。”
“来送信的茶房等着哪，赶车的也等着哪。我跟您说，人快死了，您明白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大不了就是五分钟，有什么了不起的？”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蹑手蹑脚地沿着墙回到自己的座位，皱起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后，他走到演奏的人跟前，在大家的掌声中，告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外面有人找他，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演奏只好中止。然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用手掌向客厅里的人挥了挥，让大家停止鼓掌，大声说道：
“先生们，三重奏不得不停下来。让我们向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深表同情。他遇到了心烦的事，不得木离开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能让他一个人走。我陪他去可能是必要的，我跟他一同去。尤罗奇卡，亲爱的，出来一下，告诉谢苗把车赶到大门口来，他早就套好车了。先生们，我不和诸位告别。请大家留下来，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
两个男孩子请求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在寒夜里坐车兜兜风。
虽然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十二月以后有些地方仍有枪声，新的火灾也时有发生，好像早先的余烬还未烧完似的。
他们从来还没有像今天夜里坐车走这么远，走这么久。离“黑山”旅店只有一箭之遥，穿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和花园路的一半就到了，但酷烈的寒雾把天昏地暗的空间隔成一块一块的，仿佛它在世界各处都不相同。黄火的浓烟、马蹄的喀塔声和滑轨的轧轧声加强了这种印象，让人觉得已经走了不知多久的路，而且驶入了令人惊骇的远方。
旅店门前停着一匹披着马衣、缠着跨腕骨的马，套在一辆窄小、讲究的雪橇上。驭者座上坐着一个马车夫，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抱住缩进脖子里的脑袋取暖。
旅店的前厅很暖，在把入口处和存衣室隔开的栏杆后面，守门人在打诚地，鼓风机的噪音、熊熊炉火的呼呼声和沸腾的茶炊的尖叫声催得他昏昏欲睡，但又不时被自己响亮的鼾声惊醒。
前厅左边的镜子面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由于脂粉涂得过多，脸孔显得虚肿，身上穿了一件在这种天气里过于单薄的皮上衣。这位太太正在等人从楼上下来，她转过身背朝着镜子，一会儿从左边肩头、一会儿从右边肩头打量自己，看看自己从后面看上去是不是好看。
冻僵了的车夫从外边探进身子来，长上衣的形状看起来像招牌上画的8字形小面包，身上冒出的一股股哈气更加强了这种印象。
“他们快来了吗，小姐？”他向站在镜子前面的女人问道。“跟你们这帮人打交道，马准保要冻坏。”
二十四号客房里发生的事不过是茶房们平时最恨的一件小事。走廊里几乎每分钟都要响起铃声，墙上玻璃长匣子里就跳一个号码，告诉你是哪个房里的客人发神经病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不让茶房安生。
现在正给二十四号客房里的老傻瓜吉沙罗娃急救，给她灌催吐剂，洗肠胃。女仆格拉莎忙得团团转，又是擦地板，又是把脏桶提出来，把干净的桶送进去。眼下的这场风波早在这阵慌乱之前就在下房里开始了，不过那时候还没觉得会出什么事，还没有派捷廖什卡坐车去请大夫和这位可怜的提琴师，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来，门前走廊里也没聚集这么多人妨碍走动。
今天发生在下房里的这场乱子，起因是白天在窄小的过道里不知谁从小吃间里出来，转身的时候不留心碰了餐厅招待员瑟索伊一下，刚巧他右手高举着摆满菜肴的托盘，弯着身子从门里飞跑进走廊。瑟索伊扔了托盘，泼了汤，打碎了三个深盘子和～个浅盘子。
瑟索伊一口咬定碰他的那个人就是女洗碗工，应该让她赔，扣她的工钱。现在已经到了晚上十一点钟，一半人快下工了，可他们还在为这件事争吵不休。
“都是你手脚发颤，白天黑夜就知道像接老婆一样搂着你那酒瓶子，连鼻子都舔饱了，像公鸭那样。干吗要碰人家，砸了盘子又拨了汤！谁撞你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斜眼鬼？谁撞了你？”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讲话可要当。乙”
“又吵又闹，又摔盘子打碗的，要是值得也就算了。什么稀罕东西，骚货太太，小心眼的小市民，好好地的就要吞砒霜，这种过时的贞洁。我们在‘黑山’旅店里干了不少年，还没见过这号拨弄是非的婆娘和欺侮女人的公狗。”
米沙和尤拉在门前的过道里走来走去。这一切都出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料之外。他原先以为大提琴家生活中出现悲剧，准是某种纯洁而庄严的不幸。可鬼知道这算什么。不外乎是肮脏下贱的丑事，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
两个男孩子在走廊里来回转。
“你们进去看看大婶吧，少爷们。”条房走到男孩们跟前，再次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进去吧，别犹豫了。放心吧，他们都没事了，都好好儿的。这里不能站人。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件倒霉的事，把贵重的餐具摔碎了。你们瞧，我们得随时伺候着，跑来跑去，这地方窄，你们进去吧。”
两个孩子听从了。
客房里点着的煤油灯，已经从吊在餐桌上方的灯架挪到房间另半边，中间隔了一道发出臭虫气味的屏风。
那一边有个睡人的角落，被一条落满尘土、掀起的门帘隔开，遮住前室和外人的视线。大家在忙乱中忘记把它放下来，只是下半边搭在屏风的上面。煤油灯就放在一把扶手椅里。这一角像剧场脚灯从下向上照着似的，亮得刺眼。
太太吞服的是碘，不是洗碗女工胡说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嫩核桃果皮发出的酸涩难闻的气味，尚未变硬的果皮让人摸得发了黑。
一个姑娘在屏风后面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被水、汗和眼泪弄得浑身精湿的半裸的女人。她把头俯在一个面盆上大声哭号，粘成一缕一缕的头发披散下来。两个男孩子立刻把眼睛掉开，往那边看实在不好意思，不成体统。不过，已经让尤拉感到惊讶了：当女人处于木舒服的竖立姿势中，在紧张和吃力的状态下，就不再是雕塑所表现的女性，而成了肌肉发达的穿着短裤参加比赛的半裸的角力士。
屏风那边终于有人想到应该把帘子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在哪儿？把您的手给我。”女人说，眼泪和恶心憋得她喘不过气来。“唉，我这是经受了多么可怕的事呀！我太多心了！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我觉得…··不过还算幸运，原来这都是蠢念头，是我的想像力错乱了，简直难以想象，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真不得了，心想多轻松啊！结果……您看，我还活着。”
“安静点，阿马利姐·卡尔洛夫娜，求求您，安静下来。这真不像话，老实说，太不像话了。”
“咱们马上回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对孩子们嘟嚷一声。他们窘得不知如何是好，站在昏暗的过道里，就在客房没有隔开的那一半的门槛上，因为他们不自在，便望着原来放灯的方向。那边墙上挂了几张照片，地上放着一个琴谱架，书桌上堆满纸张和画册；铺着手织台市的餐桌的那边，一个姑娘坐在扶手椅上睡觉，双手拢着椅子扶手，脸也贴在上面。她大概疲乏到了极点，周围的吵闹声和人的走动并没有妨碍她睡觉。
他们到这儿来可说是毫无意义，而且继续再呆下去也不礼貌。“马上就走，”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又说了一遍，“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就向他告别。”
从屏风后面出来的却是另一个人。这是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子，脸刮得干干净净，威风凛凛，十分自信。他把从灯架上取下来的那盏灯举在头顶上，走到姑娘睡觉的那张书桌跟前，把它放在灯架上。亮光惊醒了那个姑娘。她朝这人笑了一笑，微微眯起眼睛，伸了个懒腰。
一见到这个陌生人，米沙不觉全身颤抖了一下，两眼死死地盯着他看，同时扯了一下尤拉的衣袖，想对他说什么。
“你在生人面前南咕什么，多不害臊？人家会怎么看你？”尤拉止住了他，而且也不听他说。
这时，在姑娘和那个男人之间演出了一幕哑剧。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交换一下眼色，但相互的理解简直像着了魔法似的。他仿佛是耍木偶戏的，而她就是任凭他耍弄的木偶。
脸上露出的疲倦的微笑使姑娘半闭着眼睛，半张开嘴唇。对那男人嘲弄的眼色，她则报以一个同谋者的狡黠的眨眼。两个人都挺满意，因为结果如此圆满，隐私没有暴露，服毒的也没死。
尤拉死死地盯着他们。他从谁也看不见的昏暗中不转眼地望着灯光照亮的地方。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厚颜无耻的露骨。他心里充满矛盾的感情。尤拉的感情被这些从未体验过的力量揪成一团。
这也就是他同米沙和东尼娜一直不断热烈争论的、并称之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庸俗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即使他们惊恐又吸引他们的东西，在安全距离内口头上容易对付的东西。而现在出现在尤拉眼前的正是这种绝对物质的、模糊的力量，既是毫无怜悯的毁坏性的，又是哀怨并且求助的。他们的童稚哲学到哪儿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人是难吗？”他们走出门外以后米沙问道。尤拉只顾想自己的心事，没有回答。
“这就是教会你父亲喝酒并害死他的那个人。记得吗，在火车上，我对你讲过。”
尤拉想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过去。开始他甚至没弄明白米沙说的是什么。在严寒的天气里无法交谈。
“冻坏了吧，谢苗？”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问了一句。他们坐上车走了。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的衣柜。他是偶然买到手的。这只黑檀木衣柜非常大，整个搬动的话，哪个门都进不去。这是拆开运来的，一部分一部分搬进屋子里，接着就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楼下客厅最宽敞，木过摆在那儿用起来不方便，楼上又挤，摆不下。最后还是把主人夫妇卧室门内楼梯口的东西搬开，把衣柜摆在那里。
把衣柜拼装起来的是扫院子的仆人马克尔。他把自己六岁的女儿马林娜也带来了。有人给了马林娜一根大麦芽律糖。她鼻子呼味呼墟地舔着律糖和沾满口水的细细的小指头，一面皱着眉头看父亲干活。
有一阵子活儿干得挺顺利。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着柜子渐渐装起来。等到只剩下装柜顶的时候，她忽然心血来潮，想给马克尔帮个忙。她踩到离地很高的柜底上，可是身子一晃，碰上了只靠样头连住的一块侧板。马克尔暂时捆住柜壁的绳扣散开了。随着柜板轰然倒地的声音，安娜·伊万诺夫娜也仰面朝天跌下来，摔疼了身子。
“哎呀，太太，”马克尔说着，朝她奔过去，“您这是何苦来，我的好太太。没伤着骨头吧？您快摸摸。要紧的是骨头，皮肉倒不算什么，可以再长，俗话说，皮肉不过是让太太们图个好看。别嚎了，没心肝的东西！”他骂起哭嚎的马琳卡来。“擦干净鼻涕，找你妈去。唉，太太，难道没有您我就装不上这个衣柜？您准是想，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其实，说正经的，我们都是干木工的材料，干过木工活儿。兴许您不信，就是这些家具，什么柜子啦，食品橱啦，打我们手里一过才这么油光瓦亮的；再不就是那些细木料活儿，什么红木的、胡桃木的，都是我们干的。还可以打个比方说，早先也有人给我提过好几门亲事，全是体面人家的姑娘，请您原谅我这么说，都从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全都是因为我好喝酒，还非得劲儿大的不可。”
马克尔推过一把扶手椅，扶着安娜·伊万诺夫娜坐下。她哼哼卿卿地揉着摔疼的地方。马克尔重新组装碰散了的柜子。上好项后，他说：“行啦，现在就差上柜门了，您就是送去展览都行。”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衣柜，它那样式和大小都很像灵柜台或者皇陵，使她产生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衣柜叫“阿斯科里德陵”，实际上她指的是奥列格的坐骑，也就是只会给自己主人带来死亡的那种东西。安娜·伊万诺夫娜是个胡乱读过不少书的女人，在这里她把两个有关联的概念弄混了。
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病的征兆开始显露出来。
一九—零年十一月的整整一个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床不起。她得了肺炎。
翌年春天，尤拉、米沙·戈尔东和东尼娜将分别在大学和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尤拉将是医学士，东尼娜是法学士，米沙是哲学系的语言学土。
在尤拉的心灵里，一切都被搅乱、被颠倒了，一切都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观点、习惯和禀赋。他极端敏感，他的见解之新颖是无法描述的。
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拉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完成它的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就这样，他选择了医学。
四年前还在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大学的地下室里作了整整一学期的尸体解剖。他经常沿着一道曲折的扶梯下到地下室里。头发蓬松的大学生几个人一起或是单独一个人呆在解剖室的深处。有的一面翻看封面快磨破的教科书，一面默记着什么，身边堆放着骨骼；有的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地作解剖；也有的在谈话，开玩笑，追赶在停尸间石板上逃窜的老鼠。在这半明半暗的解剖室里，那些身份不明的赤裸裸的尸体，年轻的自杀者，几具保存得很好、尚未腐烂的溺水的女尸，像磷火那样刺目。注射过明矾的尸体显得很年轻，造成肢体丰满的假象。尸体被剖开、支解和制成标本，但即便分成多少段，人体的美仍然不变，因此，当一具美人的尸体被粗野地扔到镀锌桌上的时候，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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