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黑格尔-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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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有种特殊的美，洁白的面孔上带着浅浅的红色。这是细致的红色，好像是发自精神内部的嘘气。这种美在印度世界中体现得最可爱。这是种无力的美，所有尖锐的矛盾都消失在其中，只呈现出感觉和灵魂。在这种灵魂中，自由精神的死亡是清晰可见的。

　　　　我们称印度的原则是“梦寐”状态中的“精神”，就须确定它的性质。在梦寐状态中，不存在个人与全体的分离，“精神”不再为了自身存在而与外界相区别，外界与个人的分离消失了。梦寐的印度人，是有限的、个别的，同时也是神圣的。“普遍的泛神论”是印度人对事物的见解，但这是“想象”的，而非“思想”的泛神论。每个感官材料与内容，只是被粗暴地提取、运送到“普遍”、“无限”的领域中去。有限的东西因此丧失了存在与稳定性，一切理智也就消失了。相反，“神圣的事物”由于本身的变化无常、形式卑微，就堕落了，因此“神人同形”观念就不是特别重要的了。“神圣的事物”被贬低到卑贱、麻木的地位。事物被剥夺了理智和有限、稳定的因果联系。

　　　　印度与外面的世界历史有多种联系。据最新发现，梵文是欧洲语言的基础；印度还是人口向西方世界移民的出发点。总体上，印度文化的传播只是悄无声息地扩张，没有凭借政治行动和对外征服，但印度却常常被征服。在古代，亚历山大从陆地上征服印度；在现代，欧洲人通过海洋与印度发生联系。英国人，或者说东印度公司，是印度的主宰。印度近2亿人口中，有1亿到1亿1200万人是直接服从英国人的。

　　　　英国人将印度本部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德干，一为印度斯坦。前者是孟加拉湾西边、印度河东边的大半岛，后者在恒河流域，一直延伸到波斯。印度的西边是印度河，英国人的统治并没延伸到此。我们讨论的印度人，是因印度河而得名的；这个大国的居民从没为全族起过名字，因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建立统一的帝国，但我们仍将它看做帝国。

　　　　谈到印度人的政治生活，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它与中国相比体现出的进步。在中国，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皇帝身上，所有居民都是平等的。中国缺少分立的自由，各种不同没能取得独立性。印度在这方面有重大进步。独立的分子从统一的专制权力中分离出来。但这里应有的区分又退回“自然”，没有激起灵魂作为它们团结的中心，这里的区分，是就社会阶层而言的。印度还未认识到自由与内在道德，它的所有区分仅仅是职业和有关公民条件的区分。这种区分影响了印度所有政治生活和宗教意识。同时，印度阶层的区分，并非出于个人自由的主观性。

　　　　国家的第一个重要职能，是以完全“普遍的东西”为目的。上帝、“神圣的事物”，是绝对“普遍的东西”。最高阶层是僧侣或婆罗门阶层，是向民众揭示“神圣的事物”的。第二个阶层是刹帝利阶层，包括武士和统治者，代表主观的权力与勇气，负责维护和保持国家领土完整。第三个阶层是吠舍阶层，是农、工、商业的生产者，是满足人生存需要的。第四个阶层是首陀罗阶层，只是服役或供他人享乐的工具。

　　　　对“阶层”的存在，向来都存在异议，现在更是如此。这种异议考虑的是国家的抽象公平。但国家生活上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性别与年龄存在差异，妇女与儿童是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贫富分化、才学与能力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印度的特殊情况是，个人所属的阶层，在他出生时就决定了，他一生都属于这个阶层。各个阶层间不能混杂、通婚。首陀罗遇到婆罗门阶层的人经过，必须回避，否则婆罗门可将他打倒。首陀罗喝过的清水，就是被玷污了，必须重新奉祀。

　　　　我们现在考虑这些阶层间的关系。它们的渊源是一个神话，据说婆罗门阶层出自梵天的嘴，武士阶层出自梵天两臂，吠舍阶层出自梵天臀部，首陀罗出自梵天的脚。各阶层只有从内部发展出来，不能从外部结合。印度将阶层区分归于“自然”，是东方“观念”的结果。在东方，内在主观性不被看做独立的，个人的职业是“自然”指定的，而非自己选择的。印度以这种“自然”为统领。在欧洲中古时代，个人也被特定生活束缚，但在个人之上还有个“高等存在”，即任何个人都可以升入僧侣阶层。印度与此完全相反。印度的各种差别，涉及“精神”的客观性与绝对内在性，因此“精神”的所有关系都干涸了，也就无处发现道德、正义与诚信了。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二篇　印度（2）

　　　　如果要了解婆罗门是什么及其威严的来源，我们必须研究印度宗教及其多种观念。梵天（中性）是宗教的至高主宰，此外还有梵天（阳性）、毗湿奴与湿婆三位主要的神。这三者形成连续的三位一体。如果我们问一位婆罗门何为梵天，他就会回答，梵天是自我与上帝的抽象结合。印度人对所有具体事物都采取消极或否定态度。婆罗门阶层因其出身关系，具有“神圣”因素。因此，阶层区分也是现实神圣与平常人的区分。其他阶层要参与“再生”，必须经过很多苦行与斋戒。一位英国人在去西藏拜见达赖喇嘛的路上，遇到一位已经修到婆罗门尊严第二级的苦行师。他不坐不睡，日夜站立12年，才修完第一级；按第二级规定，他要双手在头顶紧握12年，不得间断。他的指甲几乎都长到手里了。第三级规定，必须在太阳与天堂四角的五火中，度过一天；必须在火上来回摇摆，持续三时三刻。半小时内，那位苦行师就全身流血，气绝身亡了。如果通过此关，还要被活埋三时三刻，其中的生存者才能得到婆罗门的权力。

　　　　任何人必须通过否定自己的存在，来获得婆罗门的权力。这种否定的最高程度，就是意识昏厥、心灵静止，取消所有情感和意志。例证就是，丈夫死后，他们的妻子大多自焚。如果哪个妇女违背这个传统，就会被社会抛弃，死于孤寂。一位英国旅行者在喜马拉雅山，遇到三位寻找恒河发源地的妇女，她们要在那里结束自己的生命。残杀婴儿在印度也是屡见不鲜的。凡是尊重人类生命的道德观念，在印度都没有。

　　　　普通人要通过艰苦修行才能达到这种崇高程度。但这却是婆罗门阶层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崇高与道德行为没有关系，只是依靠外表的繁琐仪式。婆罗门是现世的神，与“自然”相比，其精神性还没有反映到内部。婆罗门以诵读《四吠陀经》为主要职业，也只有他们有这种权利。也有大量约束婆罗门的戒律。婆罗门早晨起来必须一只脚站立，在河中洗澡；头发与指甲必须修剪成整齐的曲线；全身干净，衣服纯白。如果他遇到了阶层低的人，必须回去洗澡。他还须用一字一字、隔句重读等不同方式念《四吠陀经》。他不准跨越系着牛犊的绳子，或在雨天外出。这些琐碎规定，也可以从婆罗门对自然现象遵守的戒律中看出。在路上、灰土上、田间或山头等地方走路或站立时，不得看太阳、水或动物。他白天应基本面向北方，晚上应面对南方。任何要长生的人，不得踩踏碎陶片、灰土或自己的便溺。

　　　　婆罗门虽然受这些戒律的约束，但他们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犯任何罪都不用负责任，财产也不可侵犯。统治者只能通过流放来惩罚他们。如果一个首陀罗敢坐婆罗门的椅子休息，那就要用烧红的烙铁刺入他的背部来惩罚他；如果他敢推或踢婆罗门，那就要砍去他的手或脚。为开脱婆罗门的罪名，别人可以在法庭上说谎，作假证。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二篇　印度（3）

　　　　婆罗门比其他阶层优越，这些阶层又依次比自己下面的阶层优越。每到宗教节日，婆罗门就走入大众之间，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女人；而他不高兴时，可以随便把她们驱散。如果一位婆罗门或任何其他阶层的一分子，违反了上述戒律，就会被驱逐出本阶层；他如果想要再被收容，必须用一个长钩刺穿自己的臀部，在空中来回摆动若干次。英国人招募士兵时，从首陀罗中招募，因为首陀罗不用遵守这么多的规定。但这个阶层不能用，英国人又转向刹帝利阶层，可这个阶层又要遵守无数戒律。每个印度人只担任一定职务，不过问其他事。因此官员职务越高，需要的仆从就越多。一名尉官要雇30个仆役、校官60个。

　　　　婆罗门不需要缴纳财产税。每个乡村的全部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交给君主，一部分属于农民。农民又将属于自己的这部分按比例分摊给村长、法官、婆罗门、占星家与医生等人。这是任何人都不可以随意更改的规定。印度人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对任何政治革命都不感兴趣。

　　　　叙述各阶层间的关系，将我们引到宗教方面。各阶层的世俗束缚，主要是宗教的束缚。婆罗门既非神的属下，也非人民的仆役，对其他人来说，他们就是现世的神。这就造成印度人颠倒混乱的心理。“印度精神”的原则是，梦幻“精神”与自然“统一”，对所有现象和关系都感到惊奇。因此“印度神话”只是没有定式的荒诞狂想。我们很难发现印度人是如何理解中性婆罗摩的。我们常常将中性婆罗摩理解为“至高神圣”、“唯一”。威尔福特称，印度观念中有世俗天堂与精神天堂两重上天；必须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两重天堂。第一种是外在仪式，即“偶像崇拜”；第二种是精神崇拜，不需要各种祭祀、牺牲等。但印度人基本都喜欢第一种方式，不喜欢第二种。我们如果要用西方思想观念表达中性婆罗摩，应称它为思想本身的纯粹统一。考察过中性婆罗摩概念的英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无意义的形容词，可以适用于所有神。太阳、空气、海洋等都可称为中性婆罗摩。按这种观点，中性婆罗摩就是单纯状态中的实体，将其本质扩展为无数种类的不同现象。

　　　　具体内容就是对中性婆罗摩这个抽象观念的补充，因为“众殊相显现”是印度教的原则。这些现形都是从那个统一中分化出来的，构成姿态万千的世界。所有具体内容就这样与精神脱离。万物中除了被再次吸收进中性婆罗摩的纯粹理想性以内的之外，都混乱到了极点。其他的神都是有色相的东西，如山川、河流和禽兽等。

　　　　上述抽象统一性与感官特殊性的二元性，对应着人、神关系的双重崇拜方式。这种二元崇拜，一方面是纯粹的自我超越，表现为达到无意识境界，或自杀与自我伤害；另一方面是肆意放纵，无拘无束。所有个性意识，都因沉湎于单纯的自然而消失了。因此在七级浮屠中，都容留娼妓舞女。她们按婆罗门的命令，学习舞蹈，使身段美丽，所有交纳一定费用的个人，都可以与她们销魂。在此就谈不到任何教训、宗教和道德了。印度人狂想出一切精神事物，但其观念中又有种现实的、肉欲的发泄。宗教崇拜的对象，如果不是人工制造的怪态，就是自然界中的事物，如飞鸟和猕猴。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二篇　印度（4）

　　　　如果我们追问，印度宗教将印度人的道德体现到何种程度，回答必然是：他们的宗教远离他们的道德。对于西方人，宗教就是“本质”认识，就是我们的“本质”。这个“本质”必须是个人追求的神圣目的，必须能成为人类行动的内容。印度人就没有这种将上帝作为普遍基础或人类行动实体的观念，因为他们并不把“精神的”作为自身意识的目的。一方面，他们所谓的德行是从所有活动中抽象出来的，这种境界叫中性婆罗摩；另一方面，他们的举动都是由外在惯例规定的，不是自由的活动。英国人认为印度人的道德状况是肆无忌惮的。印度人的根本特性是欺骗和狡诈。对欺诈、偷盗、抢劫、杀人，他们是习以为常的。印度人仁爱、人道的特点，就是不杀禽兽，为母牛、猕猴等牲畜设立医院；但却找不到为照顾病人、老弱者而设立的机构。印度人连蚂蚁都不踩，但对饥饿将死的流浪者却漠不关心。子女根本不尊重自己的父母，儿子大多数都虐待母亲。

　　　　我们简略叙述印度的艺术和科学。英国人入主印度后，就开始恢复印度文化的工作。威廉？琼斯首先发现了“黄金时代”的诗歌。英国人在加尔各答表演诃利陀莎的《娑昆达纳》等戏剧。印度文化在考古热潮中被推崇到了极点。印度的诗与哲学，被赞誉为是超越希腊的。《四吠陀经》是印度古代宗教典籍中最重要的，两部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后来传到了欧洲。玛奴的《礼教法典》是印度法律的基础，它的渊源十分古老，对英国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是从这里获得印度的法律知识的。

　　　　我们也要提及印度国家政治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这就使主观、内在的自由被压抑下去。在印度，这种想象的主观性，就是“自然的”与“精神的”统一。这里缺少原则的对立，没有“自由”，没有作为国家基础的自由原则。因此，这里没有真正的“国家”。印度的政治生活没有任何原则，没有道德与宗教规定的专制政体，因为道德与宗教是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因此最专横、邪恶、堕落的专制政治，在印度横行无忌。在中国、印度等专制政体国家，暴政是激起公愤和招致憎恨的，但暴政在印度又是常见的。

　　　　在这种状况下的民族中，我们无从发现“历史”，这也是中国与印度最显著的区别。中国有最准确的历史，印度却正好相反，完全忽略了历史。因为“历史”需要理智，而理智就是以独立、客观的眼光去观察对象，并了解它与其他对象合理联系的能力。只有那些理解自己是为自己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才有“历史”。

　　　　印度人自出生起，就被赋予了不可改变的命运，同时他们的“精神”又提高到了“理想性”，因此他们的心里出现了矛盾、互相抵触的过程。这就使他们没有记录历史的能力。世间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心中都幻化为错乱的梦境。我们在印度人中，找不到历史的真理与正确性。这部分因为他们神经的兴奋与虚弱，无法将对象保持在心里，无法确实地去了解一个对象；部分因为他们的本性与真实性不相容，对于不会引起误解的事，他们也要有意说谎。

《历史哲学》第二部分　第二篇　印度（5）

　　　　但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永远是重要的。他们依靠历史，才能认识到自己的“精神”体现于“法律”、“风俗”上的发展历程。如果没有历史，那么他们在时间中的存在本身就是盲目的，只是不断地重复表现任性罢了。因为印度人没有历史纪事，也就没有事实的历史。印度典籍中所提到的时期，大多是天文方面的。

　　　　因此，最古老又可靠的历史资料，要从亚历山大征服印度后的希腊作家的著述中去找。从这类著作中，我们得知印度当年的制度与现在并无区别。近世纪以来，印度几乎全部都隶属于欧洲人了。因此关于印度的历史，我们的知识基本来自外国。印度本土的文献只有不清晰的记录。欧洲人的经验表明，不可能从印度混乱的记录中发现历史的真相。印度本土有各个帝王的大事年表，但都很荒唐。我们常常发现一份年表比另一份上多了二十多位皇帝。即使这些年表是正确的，它们也不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