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名人丛书:哈里 S 杜鲁门-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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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
杜鲁门对华态度的最初想法体现在1945年4月26日的一份备忘记中，首先，他利用中国作为与苏联、英国进行政治交往的筹码。他希望苏联可以在中国东北和外蒙古有特殊权利，而英国可以在香港和西藏上捞到好处，并促使中国在东亚地区不能“称霸”。第二，他希望在经济上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给予蒋介石『政府』以一切可行的经济、财政和技术的援助。并要求立即与中国进行谈判，订立一项广泛的、现代的通商条约。第三，在军事上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力求加强中国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一方面着手改组、训练和装备一部分随同国民党军队。这样，能组织强大的力量在驱逐日本人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又能促进“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国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内战的可能『性』，以及与苏俄的复杂关系，杜鲁门决定暂不帮助蒋介石发展现代化、有效的军事组织。
1945年5月14日，杜鲁门再次会见宋子文，宋要求拨付允诺的两亿美元黄金，杜鲁门表示同意。但他私下认为中国所需的是进行紧急的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改革，用出卖黄金的办法消除通货膨胀已被证明是无效的。6月9日，杜鲁门会见宋子文时谈到了中国领土的问题，说明美国对中国领土并没有任何野心，但提醒他注意苏联的动机。宋子文要求美国支持中国废除一切殖民地时代的旧制度，而杜鲁门则把话题转到了尽快结束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上，并安慰宋子文说，美国不会作损害中国利益的事。
宋子文十分感激美国的帮助，但他不知道，正是这种帮助使中国陷入了内战的深渊，杜鲁门的黄金没有支撑住蒋家王朝腐朽的上层建筑。
欧洲战事结束后的美国国内问题也日益复杂了。德国投降以前的10天中，杜鲁门不断地和各阁员和三军参谋长谈话，研究哪些部队和物资供应送往远东。同时保持足够多的占领欧洲的部队，以维持被打败的国土上的法律和秩序。也为了防止再有希特勒之流煽起疯狂的民族主义火焰。但国内的反战厌战情绪高涨起来，要求军队复员；同时，杜鲁门还面临着怎样有条不紊地把一个以军需为基础的经济转为民用经济，把在战争中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予以安置的重要任务。
因为美国远离欧亚战场，它的本土未遭受任何破坏，而且它在战争初期与各国的贸易使它大发战争财，所以当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十分雄厚的，但其中军需生产厂占相当大比重，民用生产企业数量较少。于是战后主要食品的供应越来越不足，糖的供应已经削减到原来分配定量的75％。而另一方面，往国外输出粮食的要求却越来越多，杜鲁门感到了20多年来的第一次产品匮乏，因为“所有剩余产品都消耗完了”。
1945年5月1日，杜鲁门召请物价管制局局长切斯特·鲍尔斯来白宫商讨定量分配问题。鲍尔斯抱怨说国会的批评和有些地方对定量分配的抗拒已使得他难于继续工作，许多手下的官员已经辞职。杜鲁门分析认为，物价管制局的压力主要来自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效劳的院外人士；在争取胜利的时候，人民和国会都不会反对物价管制局。同日，杜鲁门发布了一个公告，高度评价了物价管制局的工作成绩，强调了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号召人民支持它的工作。“这不但是为了保持国内的经济平衡，而且也补充了我们盟国的极其枯竭的资源和供应品”。
然而，许多工人不能忍受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起来罢工。联合煤矿工人领袖约翰·路易斯领导了最大的一次罢工，他义正严辞地向『政府』提出了改善矿工福利等要求。杜鲁门对这次罢工极其恼火，因为这些矿区生产的煤对二战时物资的生产和国内消费是十分重要的。于是，他采取了强硬措施，责令内政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接收了所有生产作业已中断或有中断危险的煤矿，由『政府』经营私人企业，迫使原来工作的人继续工作。
5月3日，杜鲁门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一项关于延缓农业人服兵役的决议。他认为，在战争期间每一个公民都有为自己国家服兵役的义务。而实际上，1945年5月的时侯，正是欧洲和拉美等刚从法西斯魔爪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正需要粮食援助的时刻，而美国也正是他们最主要的援助国。
杜鲁门的另一个着眼点是『政府』机构的改革。他认为目前职权重复，推卸责任以及混『乱』和浪费盛行。应该改组『政府』行政部门，以增加工作效率。他计划建立一个职权划分完全明确的『政府』体系；即：把责任交给那些遴选派定的各个部门和首长，而总统的政策方针是他们办事的依据和限制。他提议建立福利部，主管不断扩大的公共福利事业。
但是，杜鲁门很快就在权力下放问题上得到了第一次不愉快的教训。
5月8日，对外经济管理局局长利欧·克劳利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一个关于“租借法案”的重要文件，是由罗斯福批准的，但没签字。其主要内容是授权对外经济管理局和国务院在德国投降时采取联合行动削减租借物资供应量。杜鲁门认为很好，不假思索地签了字，谁知一下招致了大麻烦。
克劳利按命令去做，下令禁止把一切物资运往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甚至要求某些船员中途开回美国港口卸货。英国遭受的打击最大，对欧洲胜利后美国援助的减少感到不安。它要求继续执行租借法案，理由是1944年9月14日魁北克会议上英美两国首脑已达成了战后美国援助英国的协议。于是，1945年5月下旬，英国两次致电杜鲁门，要求遵守协议，恢复租借法案。苏联也感到十分愤慨，它认为这是针对它的行动，斯大林在给杜鲁门的信中谴责了美国的行为，并以南斯拉夫、波兰问题相威胁。同时，国内的反应也十分激烈。5月31日，他收到了5个国会议员的联合署名的一封信，指责他废除租借法案造成的影响。6月初，李海将军报告说国务院和陆军方面都希望给予欧洲租借法案的援助，特别是供法国驻扎在德国的军队使用。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杜鲁门只得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坚持苏联只有参加对日作战才能得到巨额援助，而那些没得到美国援助的，可以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帮助。
虽然杜鲁国恢复了租借法案，但他并不认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他认为，为了应付欧洲战后的需要，美国必须推行一个各方面相互配合得很好的政策，而不是力图靠租借法案的办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在考虑一个欧洲复兴的计划，这与战时的租借法案完全是两回事，由此可见，后来的“杜鲁门主义”不是凭空而来的。
杜鲁门对租借法案有着高度的评价：“它是天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伟大成绩。毫无疑问，租借法案高达420亿美元的花费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通过租借法案装备起来的每一个俄国、英国、加拿大的士兵，当他们投入战斗时，会大大减少美国青年在争取胜利中所面临的危险。我们无法回收这笔款，但我们所拯救的许多人今天还活着，美国也活着。”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哈里 S 杜鲁门 第五章波茨坦会议——锋芒毕露
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苏联的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表演代表正义的“三巨头”。他们的联系十分频繁，但成为决定重大事件的“三巨头”会议更是闻名遐迩。德黑兰、雅尔塔都因此而著名。杜鲁门代替了罗斯福当了总统，但他却远没有“巨头”的声名。也许，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因为两个巨头的先后缺失有些缺乏光彩，不过，对于杜鲁门本人，这是他最好的学习机会：他第一次参加国际首脑会议，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丘吉尔，他将与英国苏联共同解决战后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杜鲁门刚刚当上总统，心里就开始盘算着与苏联、英国首脑的会晤。在欧洲战事的末尾阶段，他始终与两国首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有关问题紧急磋商。
1954年5月4日，杜鲁门召见霍普金斯，准备派他去苏联。5月19日，他电告斯大林将派霍普金斯和驻苏大使哈里曼与他进行会谈。临行前，杜鲁门叮嘱他的特使转告斯大林，美国不会拒绝严格履行它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也希望苏联履行它的义务。第二天晚上，他召见了约瑟夫·戴维斯，希望他去伦敦，并致电丘吉尔。5月23日，杜鲁门宣布了关于他的特使分别前往莫斯科和伦敦的消息。
从5月26日到29日，戴维斯大使在棋盘别墅和唐宁街10号同丘吉尔进行了私人会谈。丘吉尔迫切地想知道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的具体日期，并表明了他将代表的立场。26日，霍普金斯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到6月7日，他们会谈了好几次。第一个问题就是三国首脑会见的事。斯大林答复，他将在杜鲁门所愿意的任何时候进行会晤，并且说，柏林的郊区，做为这样一次会议的地点是适宜的。杜鲁门指示霍普金斯，可以在柏林地区会晤，7月15日是较为合适的日期。最后，三国首脑同意于7月15日在波茨坦郊区的巴培尔斯堡会晤。
杜鲁门准备波茨坦会议的行动很早就开始了。首先就是重新组阁，更换一些内阁成员，以保证出访间国内政治经济机器正常运转。
在杜鲁门任职初期，曾希望内阁全体留任，因为他不想给别人一个错误的看法，即他想改变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和平的局势占主导地位，改组领导层的时机成熟了。一些罗斯福的旧臣因主人的离去而准备辞职，有的甚至早在那之前就想离开了。
杜鲁门接受的第一个辞呈是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他将于6月30日退休，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纳根接替他的职务。沃克在罗斯福时代就要求辞职，但没能找到合适的人接替他，汉纳根作过一段税务兼地方行政长官，并且与杜鲁门关系很密切。另外三个变动是：弗朗西斯·比德耳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任命汤姆·克拉克接任，路易斯·施魏伦巴赫替佩金斯女士任劳工部长，克林顿·安德森接替克劳德·威卡德任农业部长。6月底和7月初，内阁发生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变动：任命詹姆斯·贝尔纳斯继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任命弗雷德·文森代替小亨利·摩根索任财政部长，斯退丁纽斯作了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而摩根索因为总统不允许他去波茨坦会议而辞职。
到7月中旬，曾在杜鲁门刚上任时任职的内阁成员中只有四人留了下来。他们是：商业部长华莱士，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海军部长詹姆士·福尔斯特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这次『政府』的改组，杜鲁门认为是顺利的、必要的。他认为内阁好比是总统任命的董事会，帮助他贯彻执行『政府』的政策，内阁成员应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改组后的『政府』较好地体现了这种意愿，使杜鲁门的地位更巩固了。
杜鲁门在国内杜绝“后患”后，准备去波茨坦了。这次短短的旅行可谓兴师动众。阁员、大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白宫官员、陆海空三军、财政部和便衣警察，所有这些人都要分别作出安排，在会议期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把白宫移到了波茨坦。总统总是难以单独行动的，早有便衣警察看了所有路线、所有将坐的车辆和将进入的邸宅。
6月6日，杜鲁门离开白宫，坐汽车到联合车站，接着坐火车到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兹城，在那里，他要乘美国舰队的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前往欧洲。选择军舰作为交通工具，一是安全方面的原因，二是通讯的方便，在军舰上，他可以和华盛顿保持不断的联系，以处理『政府』的事务，又可以和伦敦、莫斯科保持接触，随时协调立场。
出于明显的安全考虑，杜鲁门出发时没发表公开声明。7月7日早上近6点，包括总统、53名助手、顾问和新闻记者的代表团登上“奥古斯塔号”巡洋舰，舰上官兵给予总统通常的海军侍从仪仗队和“夹道的管乐队”的欢迎。杜鲁门住在舰上的海军司令办公室，又叫“旗乡”。1小时后，舰驶出海港，同行的有“费拉德尔非亚号”重型巡洋舰，它将负责护送代表团到欧洲的往返使命。到达公海后，杜鲁门在甲板上观看了“奥古斯塔号”的放船演习。
杜鲁门在巡洋舰上过得很舒适，这里有乐队、电影，还有一些体育设施。每天他都同随行的重要成员讨论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的态度。杜鲁门认为他此行的目的是尽快地使俄国参加对日作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战后的关系问题，防止另一次世界『性』的浩劫。
在航行的第四天，随团记者首次公开发表消息报道，并以很快的速度传到华盛顿。新闻秘书罗斯试图在杜鲁门到达波茨坦之前封锁住他的消息，但他失败了。在当晚之前，关于杜鲁门之行的消息已从华盛顿泄漏，专栏作家用无线电广播出去了。于是，封锁在军舰上的白宫记者们发出的消息已没有必要了。
7月14日，杜鲁门的舰队进入了英吉利海峡，受到了英国皇家舰队的轻量级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六艘驱逐舰的迎接，他们沿英吉利南部海岸行驶，驶过了多维尔海峡之后靠岸行驶，以观赏著名的“白崖”的秀丽景『色』。进入北海后，英国舰队向自己的停泊地驶去。杜鲁门在船上提心吊胆地过了最后一晚，因为这时舰队正行驶在北海中由轴心国和盟军设下的布雷区。
7月15日上午10点，两艘美国巡洋舰驶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杜鲁门结束了9天的海上生活，航程3387海里。在众人的夹道欢迎中，杜鲁门又赶往机场，他检阅了一个由400名军人组成的卫队，然后登上“圣牛号”坐机，其他两架c—54型飞机载着总统的随员，一起飞往柏林。三个半小时后，到达多加机场，那里距巴培尔斯堡10英里。杜鲁门在机场受到史汀生、葛罗米柯等人的迎接，检阅完仪仗队后，他驱车赶往在巴培尔斯堡的寓所。
巴培尔斯堡坐落在柏林东南大约12英里，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沿着蜿蜒的特尔托运河和格里列梯湖有茂密的林区，此城是德国有名的避暑胜地，也是战前德国有名的电影城。杜鲁门等人住在凯泽大街二号，是一幢三层灰泥的邸宅，这座建筑物漆的是黄『色』，在湖的右侧，有三排树木和灌木林环绕着，形成一个十分美丽的花园，直抵湖畔。杜鲁门的重要随员也跟着下榻在这里，每天处理紧急事务，因此这里被称为“小白宫”。
7月16日早晨，丘吉尔前来拜访，这是双方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略谈了在即将到来的会议上的议程问题，对主要问题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时的丘吉尔并不轻松，就在7月5日，英国进行了普选，他能否继续作首相还前途未卜，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以首相身分出席首脑会议了。
7月17日，斯大林到达巴培尔斯堡。第二天，他到“小白宫”拜访杜鲁门，并应主人邀请共进午餐。杜鲁门感到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是愉快的，因为他很有幽默感，极有礼貌。
经过与英、苏首脑的短的接触，杜鲁门大致了解了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