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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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1。扎伊尔　1983／1965

　　　　愤怒与挫折的泪水在我眼里不断涌出。我站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玛玛·那　模（mamayemo）医院一张肮脏病床的床头看着一位『妇』女死去，她大概不过　25　岁，　直挺挺地躺在破旧的床垫上，身体『裸』『露』着，连一条覆盖的被单都没有。我猛力　拍打着在我耳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苍蝇，病房内大约有　30　到　40　位女病人，其　中有几位跟我面前这位『妇』女的情况完全一样。

　　　　她的头发全秃了，面『色』腊黄，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溃烂。我进一步仔细检　查，发现她口内舌上全是酵菌泡泡，这一定曾给她造成过极大痛苦。现在我们　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见的症状。她们皮肤紧绷在骨头上，像尚未着墨　的油画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着许多铅灰『色』肿胀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种皮肤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见。她身上其他部分　长着褥疮，变成了许许多多流脓的小洞。她身材中等，体重却不过五十或六十　磅。

　　　　她没有家属，没有朋友，没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这在扎伊尔文化中是　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传统，一家人都围在临终病人身边，好让死者安详　地寿终正寝。条件许可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让垂危病人在舒适、而且具　有文化并对个人有深远涵义的环境中离开人世，以便确保死者的灵魂受到祖先　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见过因患糖『尿』病、结核病、麻风病、甚至拉沙热病而死亡　的人。他们的家人总是围在他们身边，这样就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慰安。凡是患　了绝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医院里，这是极其常见的。

　　　　现在我面前见到的是新的、我在现代非洲的经历中从所未见的人类悲剧：　一个被遗弃的年轻『妇』女正在孤独地死去。

　　　　怎么会这样呢？是何等大灾难和文化扭曲的巨变导致了这一悲剧？我在　扎伊尔的学校里教书时也曾见过苦难、穷困和疾病。我见过人们死于狂犬病和　天花。我见过儿童死于疟疾，而他们的妈妈只是一旁看着，毫无办法，一味地　悲伤。可是从未见过像眼前这个女人这样。在非洲，人们决不一个人孤独地死　去。或者这只是我的认识。

　　　　虽然我见惯了那些绝症，但这位『妇』女的悲惨景况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　体现了互相倾轧的、混『乱』的现代世界已在非洲脱颖而出，一切常规习俗全都摒　弃不顾。我极力试图理解出现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疾病能够如此戏剧『性』　地、残酷地转变了传统文化？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　经造成了一座分水岭。我在世界偏远地区跟疾病斗争取得的一切经验现在都得　重新评价了。我没有什么防止办法可以提供，没有慰藉可给，没有什么小小珍　贵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望着我。不顾自身的疼痛，她礼貌地招呼　我：“moyowanji”—　—　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丝微笑，表明她也许有力气回答我几个提问。

　　　　我问她是哪里来的。

　　　　“文博一尼亚玛（wembonyama）”她答道。我知道这个市镇。1965　年学年开　始时，我到过那里。那是我读了四年大学又在布鲁塞尔学了一年法文之后来到　那里的，对一切都很新鲜，又很热情，当时我刚　21　岁，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　学和数学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该校校长助理。

　　　　转瞬已近　20　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农村长大的。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我将来要在扎伊尔　农村给穷困的学生教授科学课程并寿终于此。……只是，那时印第安纳农村　里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类的活。

　　　　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甚至都不会在地图上查找扎伊尔——那时候叫做比　属刚果——这块地方。我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农家，过着隐逸的简朴生活。我　妈妈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我高中同班的全　体同学中只有五个人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向大学提出过入学申请。我幸运地结识　了一对夫『妇』，一个名叫吉姆·科弗尔特（jimcolverts）的牧师同他的妻子苏　（sue），他俩对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护着我。苏在甫佛罗里达州立学　院———所不大的文科学院上过学。她鼓励我向该校申请。即使那样，我仍怀　疑能否前去。我们家没有钱。后来当地卫里公会资助了我一部分奖学金。

　　　　我怀着恐惧、疑虑和激动的心情于　1960　年秋天，带着一只士兵用的用品　箱、一只手提箱和大约五十美元现钞，搭上一辆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奔向佛罗里　达。

　　　　大学不能全部回答我的问题。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宽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　爱科学，我尽可能地修读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每一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对　科学有兴趣的美国青年，这时期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苏联已经发『射』了人造　地球卫星并且威胁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国。

　　　　美国同苏联展开了竞赛，要赶过苏联。突然大量经费拨出来用于科学教育。　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到了一笔补助金，于是我就能够继续深造，研究　物理学。当我拿到补助金时，我马上想到：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吗？对于外面　世界我一无所知。跟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如果有机　会，我能够做得不同凡响。当时，美国和平队成立才只几年，对于那些好奇，　寻求冒险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选择。他们准备把我送到地球上遥远的角落里去，　这正合我的心意，不过我要教科学，用我的学生的语言讲课。和平队所能提　供我的机会只是去教英文。

　　　　正当此刻，卫理公会又来帮忙了。他们正征寻新近毕业、尚未结婚、愿意　去扎伊尔教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将替补那些死亡了的、或在　60　年代早期　扎伊尔独立后动『乱』期间被迫离去的教师。当我获悉卫理公会愿意让我去教科学，　另外还资助我先在布鲁塞尔学习一年法文再去，我就决意这么做了。

　　　　毕业后两个月，我便登上了开赴比利时的轮船，还是带着我上大学时用的　那只军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时向我展现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与生活方式，　而欧洲却未能让我作好在非洲农村生活的准备。　年代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是一座管理运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该市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车辆在保养良好的大马路上往来飞驶，两边行人道上整齐　地种植着棕榈树，荫凉喜人。夜间灯火灿然。一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流　出。对我这个来自遥远的印第安纳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很了不起。也　正是我在金沙萨那段期间，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博尼亚玛这个地方，那是位于扎　伊尔东部开赛省（kasaiprovince）的一个小市镇，就是我即将去执教的地方。　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lumumba）领导该国取得　独立以来，到这时已有五年了。事实上，卢蒙巴曾经在我即将被派去的那所寄　宿学校读过书，后来因“行为不轨”被学校开除了。1965　年卢蒙巴被杀害，一　位名叫约瑟夫·蒙博托（josephmobotu）的陆军上校掌了权。直至现在，他仍　然身为总统，孤立地统辖着这个分裂的、陷于混『乱』的、贫困的国家。扎伊尔艰　难地诞生以后，矛盾冲突蔓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那所学校关闭了三年。在　我去到那里之前的一年，有两位传教士在那里被杀了。该校重新开办，意味　着文博·尼亚玛的年轻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次复兴，我很高兴能够　参与。　我到达文博尼亚玛后便发现我的职责不限于只是教书。我还受命负责安排　学生的生活。　每一间学生寝室面积只有　20　平方英尺，要住　12　到　15　个学生。我感到学生　们需要更多一些空间。在没有砖瓦泥灰的情况下，我抓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　料，主要是焙干的泥土，用来扩建学校的设备。我还得搜集粮食供我手下的这　些人食用。这对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课。学校没有粮食，当地市场也不能充分　供应　200　多个学生的口粮。我变成善于组织人员到乡间去搜购任何可以买到的　食物。那时正是扎伊尔的困难时期（越来越艰难），人们自己都难找到供自己　食用的粮食，当然更无法供应我们的学生。搜购食品的任务需要艺术，善于外　交手段和很大的决心。战争留下的影响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当地很多人过去几　年中一直藏在森林里，他们的田地抛荒了。搜购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　好雇佣当地人替我们捕猎野味。我得让孩子们有吃的。　上课、建宿舍、搜购食物之外，我还在当地医院里兼任工作。内战中这座　医院遭到严重损坏，亟需修复。从小在农庄长大的我，学会了许多有用的技巧，　现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装发电机，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调光机。没有高质　量的胶片，但是它还能凑乎着用，至少能辨别股骨是否折了。　当了医院干杂活的电工，使我得到了几个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从床上　叫起，来到手术室。黑暗中我瞥见好几个外科医生挤在一张带轮子的床前，手　里拿着手电筒，要做完一个危急的剖腹手术。可是发电机坏了。我被眼前的景　象（一辈子都难忘）惊呆了：手电筒光下一名『妇』女躺在那里，大部分肠子都　摊在剖开的肚腹外面。

　　　　“快来”，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脸，吸了一口气，走到发电机前。我发现一条线路短路　了，就把它修好了。

　　　　自那以后不久，我就开始同医生们一起巡视。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　博·尼亚玛人民的可惊的疾病，仅举几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结核、霍『乱』、　疟疾等。疟疾对小孩特别严酷。有一次，一个不过八九个月的婴儿患了疟疾和　严重的贫血病。儿科医生雷·伊思利（raylslev）说这婴儿是心力衰竭。婴　儿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红。雷就给孩子输进新鲜血『液』。

　　　　“这将会使孩子好一些，”我对我自己说。

　　　　我站在孩子的床边，静静地观察着他，起初假定，接着又希望，这婴儿可　以康复。

　　　　可是由疟疾引起的贫血症发展太快，于是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个见到的　婴儿死亡。

　　　　这是个可怕的经验：那稀薄淡红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躯。可是这的确　是一次经验。

　　　　它促使我深思：一个雷·伊思利在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能做出些什么来？　他救活了一个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这个婴儿，他却来不及或没能救活　呢？我怀疑：单单一个医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于如此苦难和疾病之中的全体　人民呢？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却带着这个问题把自己引进了公共卫生界。

　　　　在扎伊尔教书第一年的年底，我决心向美国医科大学申请就读。我说服雷　请他对我进行考试，看看我是否够格被医科大学录取。在扎伊尔向美国医科大　学申请，纯系例行公事。首先，我对美国各医科大学情况实际上一无所知，又　没有可咨询的人或机构。过去从未想过要学医，因此现在不知道该找谁请教，　除非找现在文博·尼亚玛的医生们。他们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of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萨斯州立大学（theuniversityof　kansas）受过教育。我还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peterson），　他是杜克神学院（dukedlvinitvschool）毕业的。他建议我向杜克医学院　申请，最后我向好几所第一流大学提出了申请，包括：斯但福大学、哈佛大　学、那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以及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把我当成了外国　人，不予录取。哈佛、那鲁、斯但福、杜克都给我写来回信，说由于他们没有　校友在扎伊尔，不能对我进行面试，所以碍难考虑我的入学申请。

　　　　过去几个月里，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浓（shannon）的教师建立了深厚友谊。　我们不仅十分亲近，而且还商量了要订婚。（我们不仅订了婚，并且于　196＆年　结了婚。）碰巧她有个叔叔是杜克医学院毕业的。我让她看了杜克给我的回信。　她立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杜克的教务长悉德·奥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对他们拒绝我的做法深表不满，同时又提出她的叔叔就是杜克大　学医学院的校友。使我惊讶的是奥斯特豪特教务长竟给她回信，说他们重新考　虑了我的申请，保留我的档案直到我　6　月份回去面试。

　　　　但是杜克和我都没有料想到扎伊尔政治局势的变化。为了镇压　60　年代早　期叛离的加丹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雇用了比利时的雇佣军替他打战。　现在那些雇佣军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军队。蒙博托没有及时发钱给这些雇佣军，　这些雇佣军便不再忠诚于该政权了。1967　年　4　月末　5　月初，那些雇佣军集结在　金沙萨（过去叫斯但利维尔一　stanleyville）市内和周围，决定反叛。他们占　据了包括电台在内的一些要害建筑物。蒙博托则采取了独特的对应手段，把全　国的白人全都软禁起来。他命令他自己的军队进驻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去　“保卫”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其住处。我们的学校也　不例外。一天，扎伊尔军队袭击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型飞机场。在跑道上放　置了许多圆铁桶，使任何飞机都不能起飞或降落。然后他们就散布在学校和宿　舍各处，确保我们这些人不得逃走。

　　　　不过他们还让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继续教学。我跟那些士兵相处得惊人地　好，跟他们分享食物，共看连环漫画杂志，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让我们　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区。为了确保我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甚至没收了我们的　收音机。他们甚至拿走了我们的电动剃须刀和其他他们怀疑可能是伪装的无线　电设备的小机件。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醒悟到我有失去进入医科大学学习　机会的危险。没有无线电，我无法让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况。　月来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后，经过十个星期软禁之后，月下旬，我试着跟看管我们的士兵说理，要求他们允许我进城去。

　　　　“那有什么害处呢？”我强调说。

　　　　怎么也不行。

　　　　说理升级到争论，结果总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终。

　　　　我钻进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开去。当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队时，他们威胁地　向我挥舞着手中的步枪。我装作傻子似地微笑着继续开车前进。我试着装得很　安详，实际上心里吓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们不要叫我脑袋开花，杀一儆百。　我确信子弹马上会向我飞来。但我还是尽力控制了自己没有低下头来。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驱车径往卡南加（kananga）简易机场，想法疏通在　dc　一　3　航机上弄到　一个珍贵的座位。我总担心怕有人会注意到有一个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内流　窜。幸好似乎并没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时间试图订到一个座位。　这全是碰运气，像买彩票一样，没有常规。“到机场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个座位，”　人们这么对我说。我很听话地每天提着手提箱和袋子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