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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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汤姆和彼得　极为生动的描述。倘若你是专门研究通过『性』传播的疾病（stds）的，你必然会　听到一些惊人的信息。　在我的经历中，没有同　70　年代同『性』恋者生活有关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　尔的经历——　那里的『性』习俗实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厌恶的，也使　我对像彼得和汤姆在吃肉未烧前片和填满葡萄叶馅以后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　外。因为在扎伊尔的『性』行为和汤姆及彼得所描述的旧金山的情况是那样不同，　我很难相信这种病竟在两地以同样方式传播。确实，扎伊尔大多数病人去比利　时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们似乎是异『性』恋者。我还怀疑这种病是否专门为　男『性』所感染。我猜想这仅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因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钱，　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时并能担负医疗费用。

　　　　第二天我们在卫生部长奇巴苏博士（dr。tshibasu）的办公室集合。他高　大强壮，头发灰白。他说着流利法语，态度和蔼可亲，表现出一种老于世故的　风度。我十分了解扎伊尔的政治形势，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亲自挑选的人。他　在位已六个多月，这样长的任期在蒙博托政权下是不寻常的长了。一般他讲，　那些官员们任期都不到一年，这期间他们有足够时间在被解雇或必须回到国会　之前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在国会里则较难（但并非不可能）致富。因此我估计　奇巴苏博士即将结束他的部长生涯了。如果他处于失去官位的险境，我的朋友　卡里萨·鲁蒂也会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极少时间根据所发现情况来进行初　步研究和制订未来行动的议程。

　　　　会见是从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调开始的。奇巴苏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热诚地　向我们致意。

　　　　他并不掩饰他的怀疑态度。他告诉我们他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越他的能力，　如疟疾、营养不良、痢疾、结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语说：“不　要期望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或支持。我们甚至不能对付我刚　刚讲过的那些问题。“我马上看出艾滋病对他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种病将对他　的国家和人民构成怎样的威协，他心中无数。

　　　　因此，我开始告诉他有关这种病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几位有钱的同胞　患有艾滋病，目前正在比利时的医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陆军上校、一　位银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酿酒厂的副总经理。部长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我们　还不能说服他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那要等到将来我们收集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　况之后。

　　　　嗣后几年，在其它国家中也听到官员们同样的论点。对一些人特别是当权　者，很难让他们理解艾滋病的冲击力，直到这种病已横扫他们的国家时。几年　后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卫生部官员到一个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亲自看　看，要是他们对一种传染病不采取措施，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至少奇巴苏博　士很明智地允许我们进行初步阶段的调查。他正像卡利萨所预计的那样做了。

　　　　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在金沙萨找一处能够建立一个实验室的场所。它必须让　我们能够方便地得到清净的水和充足的电力。我们也必须决定为我们的研究将　去考察哪几家医院。该城两家主要医院是玛玛·那模医院（纪念蒙博托母亲的），　和地处郊区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l）。大学医院主要为比较富有的人　服务，而玛玛·那模医院则是为金沙萨绝大多数穷人服务的。在发生埃波拉瘟　疫时，我的朋友比尔·克洛斯（billc1ose）正在该院任院长。比尔已于　1977　年离开扎伊尔并和他的可爱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大派尼（bigpiney）　城。他现在是一名家庭医生，并已是社区人们崇拜的对象。

　　　　玛玛·那模医院是一所散『乱』的医院。它是殖民时代设计的典型医院。病房　宽大，高高的马口铁天花板因锈蚀而变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带着无数受苦人　的污迹而发暗。空气流通就靠老式头顶扇和没有玻璃的窗。每间病房大约有　张金属床，基本都住满了病人。床垫是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单很难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属提供。由于医务人员短缺，家属还要担负更多的护理。浴室很少，　而且难得用上。发出难闻的臭气朝你扑面而来，并尾随你直至你离开。病房普　遍地塞满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们之中有黄疽病、肿涨病、极度瘦弱症、昏『迷』　症和呕吐症。许多人还得了痢疾。带着伤口进了玛玛·那模医院的患者，他们　的伤面上有痴皮并已化浓，散发着可怕的臭气。他们无穷无尽地来到医院。整　个阴湿的走廊里都回『荡』着尖叫和呻『吟』的声音。这就是世界上穷苦人面临的疾病　和死亡。

　　　　我们就是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寻找艾滋病的病人。我们从疾病所表现出来的　症状和　t4／t8　比例来评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有　选择地杀死　t4　淋巴体细胞而剩下　t8　细胞。t4　淋巴体细胞是人体杀死入侵的微　生物的机制的关键细胞。如果　t4　细胞对比　t8　细胞相对减少，我们便知道病　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经患了艾滋病。由于我们知道只有艾滋病才能这样，因此，t4　／t8　比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诊断试验。为了进行　t4／t8　试验，希拉开始在大　学医院建立试验室。玛玛·那模医院的试验室设施条件不足。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按计划调查了玛玛·那『摸』和大学　医院的男、女病房。每当接收一位新病人时，我们将对他或她进行检查并作了　病历，然后抽血佯，以便作　t4／t8　的试验。同时我们对已发现的病人进行检查　以便了解他们的病情。我们立即被所看到的情况所震惊。倒不是因为有很多类　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经够糟的了，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病人总是疾病的晚期。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病例和　1983　年在金沙萨所看到的情　况之间的主要区别。这里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时医疗而感染，其症状都是晚期　的，真惨。例如，有人整个一只脚肿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为被黄『色』霉菌所感　染。在西方，会对这样的感染迅速进行消毒处理，而在这里，病人等待着直　到病情进一步发展到更严重的阶段。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抗菌『药』在像扎伊尔　这样的国家是负担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服用一片抗菌『药』目前是　15　美元，这　是金沙萨人两周的工资，而他还必须有固定的工作。患有艾滋病的人没有希望　得到这种治疗。

　　　　在和卫生部长会见后的那一天，我们首先去玛玛·那模医院参观。他们让　我去找病房主任贝拉·卡皮塔医生。我向一位护士询问：“我是“疫病控制中心”　的麦克科密克医生，我带了一组人员来帮助研究艾滋病问题，我能和这里的卡　皮塔医生见面吗？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卡皮塔医生不在。在这里，主管人员总是　离开工作岗位去办自己的私事，这也是一桩常见的事情，这意味着，每件事都　将花极长时间才能办成。我从经验中了解到像这类事情，没有上级同意，其他　工作人员是不愿去『插』手的。如果领导不在，你就运气不好。

　　　　但是事实是卡皮塔医生第二天来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亲去了，　住在不太远的村庄里。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时受过训的心脏病学家。他常常去　看望他的父亲并为其父治疗充血『性』心脏衰弱，没有任何人可以治疗这种病。事　实上，我了解了他以后，我认识到以前对他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卡皮塔医生　原来是个圣人。有一次我随他去当地邮局时，有一个小女孩走来向我们乞讨，　卡皮塔显然感到很惭愧，眼泪流了下来。他说：“以前不总是这样的，现在情况　不同了，生活更为困难，现在我们的孩子被迫去乞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皮塔医生是一个矮瘦的人，脑袋大而圆，目光尖锐。他极为聪明，渴望同我　们合作，特别是在我们来到之前，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在他的病房中有艾滋病　病例。他欢迎我们能够给他任何援助，但他同样也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因此　我推荐他为我们小组的成员，我们需要一个像卡皮塔这样的扎伊尔的同事。　他有人道主义精神，深刻理解我们来是为了帮助扎伊尔苦难的人民的。

　　　　正当我们在玛玛·那模和大学医院病房真正开始工作时，我们组减少了一　个人。汤姆·奎恩被召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会议，在我们完成调查工作前不能再　回到扎伊尔。（然而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仍是组里重要的成员）。因此，组里只有　我，彼得，亨利·台尔曼和费雷德·费恩索德。希拉负责试验室工作。我们的　调查工作是紧张的。每天我们必须对病人进行体检并收集样本，在下午前将材　料送到试验室。我们能给希拉的时间越多越好，她的试验程序需几个小时。我　们用一个临时装配的设备将细胞和样本置于合理的条件下加以冷冻和保存以备　将来使用。这套装置包括一个『液』体氮气罐，一般温度是…200c（…328f）。但是　如果将细胞直接放进这样温度的『液』化氮中，他们冷冻得太快，会膨涨并爆裂开　来——这将使我们不能用冷冻的方法达到保存的目的。因此我们将装细胞的　小瓶侵入一种特殊介质中，然后装进厚纸袋中慢慢地不是浸人『液』化氮而是浸入　它的蒸汽，真的温度是…80c（…112f），蒸气要暖和的多。这就像我们跳进游泳　池之前先把脚弄湿一样。但是『液』氮蒸气要远远比这个来得更冷。倘若把脚浸入　氮气中就会冻坏。我们将细胞暴『露』在『液』氮蒸气中几小时直到它们缓慢地、均匀　地冻结。程序是费时的，我们很少在晚上八九点钟前完成。试验室的工作既费　时又乏味，但希拉都承担了下来。虽然她对研究　t4／t8　细胞有相当技能，但每　天晚上要坐在显微镜下两三个小时，使她的眼睛和背部受到伤害。我们所做的　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精密、细致的工作，但也是艰苦的。

　　　　在我们调查的第五天，一位　20　岁的『妇』女昏『迷』不醒地被送进卡皮塔医生的　医务室。她的家属告诉我们她已病了几个月，发高烧，体重明显减轻并剧烈咳　嗽。他们说过去两周里，这些症状继续发展，她开始感到剧烈的头痛并昏昏　欲睡。当他们实在不能把她唤醒时，才决定送到玛玛·那模医院。就这样我们　和那玛（yema）相逢了。

　　　　

第一卷　18。城里的“自由妇女”

　　　　九年前，当那玛全家从卡南加（kanange）迁往金沙萨时，他们很自然地被　吸引到这“城里”来。（卡南加有一百多万人口，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无电城市的　不光彩的名声）。

　　　　“城里”位于金沙萨的中心，是个破『乱』不堪的贫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　铁皮和破纸板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组成。实际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挡雨、　防止害虫和侵犯者，以及恶鬼。这里是金沙萨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们　可以买到便宜的中国或泰国制造的玩具，可以修理汽车和自行车。或用废轮胎　修补鞋跟。“城里”是没钱人定居的地方。他们相信一旦找到工作便可以迁到　好一点的地方去住，但是这种美梦很少成真。

　　　　在“城里”，『妇』女挣钱的办法之一是出卖自己。所谓的“femmeslibres（“自

　　　　”　由『妇』女”）并非必须是未婚女子，更常见的是寡『妇』、离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　『性』就是被抛弃的『妇』女。她们没有其它的供养来源，亟需金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　们。说她们是“自由”的，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就是她们可以提供随意的　“『性』”来换取金钱或礼物，而不是职业意义上的“『妓』女”。这种区别很重要，“职　业的”是指经常的工作，而“自由『妇』女”只是偶而为之。由于人口增长，经济　衰落，城里的情况日益恶化，“自由『妇』女”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只是又一个例子，　说明『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加剧了对健康的危害。

　　　　那玛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虽然她的父亲是文盲，却在啤酒厂找到一份扛　啤酒箱的工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上工，每天来回要几小时。有时他几天不　回家，结果那玛的母亲只好担负起养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尽管她竭尽一个　母亲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她的微薄工资无济于事。她被生活的　重担压垮了，以至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孩子，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能够上学。而且　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能容纳那么多需要入学的儿童。因此，不可避免地他们　在很小的年纪就要懂得怎样靠自己挣钱糊口。那玛仿效“城里”其他年轻的、　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那样，起初偶而和当地男人发生『性』关系去赚钱。在扎伊尔农　村，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而在此地，则或许是缺乏教养而被容忍。当她　20　岁　时，她已经两次堕胎。1982　年末和　1983　年初，她的体重开始下降，同时经期　不正常，最后在　1983　年　5　月完全停经。由于体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　常打寒战，食欲下降，并有干咳。由于无力工作，她完全依赖家庭过活。由于　无钱请医生，那玛得不到医治。迟至　9　月，当她的母亲不再能叫醒她时，在绝　望中，家里人才把她送到玛玛那模医院。

　　　　那玛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当时认为有不寻常艾滋病症状的病例。我们一　位同事，在金沙萨工作的比利时医生奈斯特博士（dr。nyst）称，他曾遇到过　类似的病例。他告诉我们，去年以来，得囊球菌脑膜炎的病人不断增加。那玛　可能也感染了这种脑膜炎，这是一种在正常人中很少发现、由酵母状微生物侵　入脑部所致的疾病，有时发生在免疫系统被放『射』和化学疗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　病人身上。

　　　　奈斯特医生给那玛进行了脊椎抽『液』并将脊髓『液』体样本送到试验室。在显微　镜下，在黑『色』印度墨水的背景下显现出成百上千个圆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　个明显的标志，证明那玛确实患了囊球菌脑膜炎。这种微生物从字义上说就是　糖衣裹着的霉菌，它生长在病人的脊髓中。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　有必需的『药』品来医治这种病，在任何情况下，在扎伊尔，没有人能买得起这　种『药』品。注『射』剂的毒『性』很高，而片剂则一片『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们无能为　力地看着那玛走向死亡。　从外表看，由于她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而似乎死得安详。然而，这是假象。　事实是，在她体内进行着一场猛烈的战斗。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测　量的少数幸存的　t4　细胞—　—　她的消耗殆尽的免疫细胞——之间的斗争。

　　　　这种酵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烤面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种引起常　见的皮肤和粘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鸟粪，　特别是鸽粪中繁殖。我们能为那玛做的事那么少，我们对她的照顾甚至还不及　医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义。至少，事后他们可以打扫干净，得到完成一件　工作后的满足感。而我们则只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受过的一切　高深的训练毫无用武之地。

　　　　那玛的家属对那玛的死，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