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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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白人『妇』女去过麦加！还作报告，　简直不可思议。　年，为了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我和乔去了南非。霍斯特·库斯纳（horstkustner），比勒陀利亚的卫生人口发展部专门负责流行病　工作的主任，邀请我们前去调查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该机构与美国的“疾病控　制中心”的职能完全相同，只是没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一有　利条件。霍斯特五十多岁时曾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过，在南非唯一的一个　流行病研究部门任主任时，完全是单枪匹马工作。我们在比勒陀利亚办公室见　到他时，他显得很焦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令南非卫生部门负责人忧心忡　忡。他们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施。　听了霍斯特简要介绍情况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疾病控制研究室。”“克里米　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很难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发病时间上，病　例总是很分散。病毒的实验工作也受到阻碍，其原因是动物染上这种病毒而发　病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逃脱病毒给他们带来的恶运。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鲍勃·斯旺波尔（boh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　名的出血热病专家。他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第四级病毒隔离实验室，这是仅次　于美国国内的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我们不仅需要鲍勃的帮助，而且还了解到他　上在做这些病例的实验诊断。鲍勃，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专门研究动物　病毒的专家，几年前离开津巴布韦（当时叫罗得西亚）前往南非工作。他进入　克鲁格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从大量奇特的乌和动物身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　而出名。调查结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动物都有“克　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这一发现确实很了不起。鲍勃研究所获资料不仅使我　们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表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野生地　带广泛传播。1984　年，鲍勃曾在泰格伯格医院（tygerberghospital）调查　过受病毒感染而发病的九例病人，其中两人死亡。他告诉我们，庸情不是很严　重的所有病人，都与这些病人及他们的血『液』有过直接接触。到此为止，可以证　明，在南非出现的所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　叮咬有关。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鸵乌却养得羽『毛』丰满。

　　　　我们想同鲍勃见面谈谈应该没有问题。准知道与他通话时，他的口气听上　去极不情愿，我们一再坚持，会面的时间才定下来。霍斯特派他的统计专家，　安娜密克·米德尔库普（annamikmiddick00）也来参加。我们在鲍勃的办公室　等鲍勃时，安娜密克显得局促不安。鲍勃进来后，一付敌视的样子。后来，我　们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来往。我感觉他们之间的矛盾还相当复杂，他们各　自为政。

　　　　我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调查需要鲍勃的帮助，因为他能提供一流的实　验室设备和疾病的鉴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霍斯特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配备　流行病专家协助工作。　我们应流行病研究员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感觉到双方关系紧　张，科学界这类事情并不稀奇。但这次麻烦的是，双方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决定抛开杂念，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听从鲍勃的安排。他　同我们讲了心里话，心情好多了。

　　　　他告诉我们自　1981　年他便开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调查记录，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诊断出来的。他见到第一个病人的　鲜血是从一个　12　岁男孩身上抽取的。这个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锋队”夏　令营『露』营。这些男孩走进灌木丛中，在大草原的树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　儿童都要参加这些活动，安排这些活动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个男　孩从夏令营回来就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　营，找到了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　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　往金伯利（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　应让他在金伯利的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　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　此外，当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的病人都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　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　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　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　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克里米亚刚果　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　院里搞调查，另一组到　36　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　在一望无边的原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　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　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　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　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牧场主的儿子。　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他俩有严重的智能障碍。这就使我们很快推　测这些牧场里，一定有不少的近亲通婚。因为这里的情况是：牧场主白人一家　与雇佣的黑人住在牧场上。牧场与牧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近亲通婚就不足为　怪了。然而这些牧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谁过问过呢？一位牧场主拿出一个记　录雨水情况的本子给我看，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　年，现在是年。整整十年，没下过一滴雨。

　　　　一走进当地白人的房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　了。起居室里摆满了安乐椅，上面套着华丽柔软的椅套。屋里还摆放着精巧的　咖啡桌。环顾四周，到处都摆放着黄铜制的装饰物和小玩意儿…………这些都是这　儿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带回的纪念品：一双荷兰木履。上绘有蓝『色』的风车，　微型的埃菲尔铁塔。凡有外人来必定热情招待。午饭经常是一大锅炖羊肉。　这倒让我想起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生活。在那儿，羊肉又称作三百六十五。因为　那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样。

　　　　我们与外界联系全靠一部老式电话机。拿起电话听筒放在耳边，然后对着　电话机上的讲话筒大声叫喊。乔说这部电话机，使他想起五十年代他的家乡，　印地安纳州的乔治镇，那个只有五百人的小镇。

　　　　一位牧民给我们讲了他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经过。他还记得当　时用手打死了一个扁虱，碰巧他手掌上有一条伤口。三天后，他头痛得很厉害，　全身肌肉疼痛，浑身发冷，只好躺下。他说，他很少因病躺在床上。因为他从　未得过病。他不相信“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会把他整垮。躺了几个小时后，　他又从床上爬起来，跑到牧场上帮儿子把羊群赶到一起。就在这时，他鼻子　大量出血不止，血小板指数几乎接近零；血『液』无法凝固。

　　　　他马上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他算幸运，活了下来。

　　　　我们调查结果最终公布于众，结果表明危害人类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病毒感染与牧羊有关。尤其是与当地牧场主接触羊的方式有关。调查结果说明：　这就是为什么牧场主比雇工更易被病毒感染的原因所在。我们在调查结果中还　说明，金伯利医院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而死亡的病例是异常的。但这并　不说明医院里的消毒设备不够完善。实际上，除了一年前死去的那个护士外，　还发现一位实验室的技师带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她在实验室工作，　与病毒经常接触，却能安然无恙，确实有些奇特。我们分析这有两个原因：其　一，她在实验室工作时极为小心，在接触血样时总戴手套，没出过任何意外事　故。她从未病倒过，这一点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很可能与她在医院的工作无关，　她被扁虱叮咬过，但无人知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病毒在家畜中广泛　传播，人们会经常接触到扁虱及家畜的血『液』，但实际上，人感染上病毒的机会　还是很少的。

　　　　但是人一旦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是致命的。看来我们能做的首要事情是了　解我们是否能使用抗病毒『药』治疗这种疾病。乔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治疗拉沙出血　热成功后，我们已准备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作为我们下一个研究目标。　但我们发现“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对雷巴抗病毒素极为敏感，我们不清　楚在实验室里，它是否能在人体中起作用。

　　　　我们不能用动物进行试验，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动物身上反应不出来。　乔和我起草了一份议定书，内容是在受病毒感染的病人身上进行实验。最终我　们得到消息：雷巴抗病毒素，在接受这种抗病毒『药』物治疗的病人中取得了很大　成功。随后在柏林举行的学术会议上，鲍勃提出了　30　位这类病人的有关资料。　其中只有　1　位病人接受这种『药』物治疗后死亡，但他死于并发症，与这种急『性』　病毒感染没有直接联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死亡率至少是百分之三十，在　某些发病的情况下还会更高。因此，这些研究的成果象征着医学研究领域里一　个引人注目的进步。研究资料的出版及这种可怕的疾病得以治疗，这一切都将　是鼓舞人心的。

　　　　

第一卷　33。空中教堂

　　　　我于八十年代未离了婚。苏珊在我之前也已经离婚。1990　年　3　月，我离开　了特殊病原体部，从此我们比以前更经常相聚，并发现了很多共同之处，尤其　在户外活动与音乐方面。怀俄明州的温德河群山留下了我们和三十孩子滑雪的　身影。在科研上，我们已不局限于病毒『性』出血热的研究，我迈进人类免疫力不　全病毒（hiv）的领域，后来在旨尼亚西部和其他地方从事该病毒和疟疾的项　目研究；苏珊则在细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　20　年前在“疾病控制中心”从事研　究的地方。那里的气氛已经变了，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我离开特殊病原体　部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反倒比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更多了。

　　　　日子就这样过了两年。1992　年　3　月，我们打算去科罗拉多的维尔山滑雪。　几年前我和孩子们曾到那里去过，美妙的经历使我们决定再去重游。正是这次　旅行使我产生了结婚的想法。我向苏珊求婚，提议就在维尔山巅举行婚礼。

　　　　那得要一座空中教堂，她说。

　　　　我打了好些电话询问是否有人在那里举行婚礼。发现这样的婚礼虽不一般，　但每年确有几对情侣在山上举行婚礼。为这些婚礼作证的就是法官巴克·艾伦　（buckallen），多么令人难忘的姓名。他就住在山麓。毫无疑问，也是个滑　雪能手。我们从亚特兰大出发，车子开到了创记录的速度。三个孩子，基特、　彼得、安妮和两个朋友轮流开车，一路不停，终于在　24　小时后到达维尔山。我　的　73　岁的老母乘机赶来。为了能够到达山顶出席婚礼，她先坐缆车，然后在滑　雪棒的帮助与基特和彼得的鼓励下爬上了　200　英尺高的小山鹰巢山。

　　　　这是一个灰『色』圣帕特里克日。巴克·艾伦滑雪上来。我们站在他面前，身　后是雄奇的戈尔山脉。仪式很简短，但很感人。结束后我们下山签署文件并齐　聚滑雪小屋用香摈酒来庆祝。签署了结婚证书后，我们立即投入雪屑飞溅的雪　地。在当天山上所有滑雪者中，我们是唯一外套上别着鲜花的人。

　　　　婚姻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重大变化。因为很快我们便共同在一个从未想　过的地方工作了。现在还是让苏珊来讲这段故事吧。　年月，乔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是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格汗大学医学院（agakhanuniversitymeticalschool）院长吉姆·巴特利特　博士（dr。jimbarilett）打来的，还没说几句活，线就断了。过了一会儿，　他又打过来。“别担心，”他说，“这很正常。我们这儿的电话总断线。”吉姆接　着说，乔在“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拉沙热病的同事戴维·弗雷泽向吉姆推荐乔　去卡拉奇工作。两人还没来得及详谈，电话又断了。我听了他门电话中的谈话，　马上就说，“卡拉奇？算了吧。”我了解亚洲，知道卡拉奇一向以人口众多，环　境肮脏、污染严重著称。很少吸引人的魅力。何况，巴基斯坦是一个严格信奉　穆斯林的国家，『妇』女境遇卑下，我在沙待阿拉伯的经历已使我对该文化没有好　感。乔也和我一样对那座城市不感兴趣。我们把卡拉奇当作一个玩笑说过就忘　了。

　　　　但移居海外的确让我们着『迷』，我们盼着再到第一线去工作，尤其憧憬能够　夫『妇』携手战斗。如果条件合适，我们甚至想建立自己的科研项目。

　　　　后来戴维·弗雷泽从巴黎打来电话。他刚辞去斯猩斯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院长之职，受聘为阿格汗（agokhan）的顾问。阿格汗是穆斯林伊　斯迈里支派的领袖，这支教派有数百万信徒遍布世界。戴维负责该组织在穆斯　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福利工作。在解释了该组织的宗旨之后，他让乔重新　考虑工作的事。这次电话没有断线。

　　　　阿格汗医学院非常年轻，始建于　1983　年。阿格汗建立该校的目的是为了　用西方的教学方法与标准培养年轻的巴基斯坦医生。因此这所学校提供的培训　水平大大高于这一地区其他任何学校。弗雷泽与吉姆希望乔担任该校社会卫生　科学系主任，给学生讲授流行病学知识。伊斯迈里在亚洲和东非一些国家建有　广泛的医院、诊所、学校和农村发展规划体系。社会卫生科学系向学生提供去　上述地区工作的机会。虽然这些国家的伊斯迈里信徒众多，但一般人民群众，　社区内任何人也都能得到这些医疗和教育、福利等服务。显然，阿格汗的计划　不仅组织有序，而已泽及大众。

　　　　至此，我们对卡拉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们的所见正　如事先所闻，这是一座灼热难堪，尘上飞扬，暴力频繁而又一切『乱』糟糟的城　市，同时又活力无限，街道上堵塞着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　有驴子、骆驼、自行车、手推车、突突冒烟的三轮拼装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