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青春-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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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许多人活了过来，真实却被深深地掩埋了。关于凶杀血案的神秘起因，始终是众说纷纭、扑朔迷离，在相隔了26年的今天，真相似乎已被历史的积尘淹没了，可感而不可知，可悟而不可考。　
　　此外，陈成这个名字始终萦绕在我的头脑中，我确信，当一切都真相大白时，这个人应该是凶杀事件的另一个当事者，一个不在现场的当事者。　
　　历史是不存在盲点的，特别是流血和流泪的历史。　
　　是王星敏女士给了我最重要的提示。　
　　1991年盛夏，当有一天我偶然看到这位在美国物理学界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理学博士的一篇哲学论文时，我惊得目瞪口呆。文章发表在德国权威的哲学期刊《思想提纲》上。这篇仅千余言但字字珠玑的论文在题首处用德文赫然标明：谨以此文悼念我年轻的友人——杨宏全先生，他于1968年岁尾死于一场潜伏期达几千年的瘟疫。　
　　杨定全，站前广场凶杀事件中的凶手，那个庸碌世俗的市井子弟吗？　
　　我上百遍地阅读王星敏的论文，希冀着从中能找到某种神秘潜藏启示，获取有价值的思维感应。　
　　在这篇文章中，王星敏专横地提出在超微观物理实验的工作指导原则中加入一条新规则——对不可重复现象的承认和尊重，因为它与时间的非可逆性是吻合的。　
　　她把时间界定为一种物质形式。　
　　王星敏断然否认偶然性在这类实验活动中的操作价值和探索意义。偶然性只是在具有了象征性意义时才是存在的，她说，偶然现象是一个契合点，“它不仅是历史信息的巧妙碰合，而且包藏着一个对未来的凶险的暗示。”　
　　凶险的暗示？　
　　在检索了几本德文词典，确认自己并未误解这个词组的准确语义以后，我陷入了一种莫名的、茫然的恐惧中。一份立论谨严的哲学提纲，为什么要使用感情色彩如此鲜明、宗教情绪如此强烈的词语呢？作者试图说明什么？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我冒昧地给王星敏女士写了一封信。　
　　我承认，并非出于恶意，我在这封信中使用了一些近乎无赖、有敲诈嫌疑的语言。在请求她对“杨宏全先生”　
　　的死因做出具体说明之后，我威胁说：要根本无法得到真实准确的事实说明的情况下，我只能按照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对那起凶杀血案进行合理想象和大胆推理。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将是遗憾的，因为极有可能因此而对一些非常值得尊敬的人造成意外损害，这是不得已的，我说，为了黑暗和丑恶不再无休止的重复。　
　　王星敏的回信不仅姗姗来迟，而且完全是漫不经心的。或者说她根本没有费心给我复信，只是又寄送给我一份那篇哲学提纲的英文本复印件。不过，她用红水印笔在“凶险的暗示”这组词的下面划了一个醒目的加重符号，并用汉字作了如下注释：这就是事情发生的逻辑线索。　
　　在这张16开纸的复印件的右上角，王星敏用英文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在署名之前，她还意味深长地写下了另外两个红色的汉字：祝安。　
　　盯着这两个字，我不禁冷汗如注、毛骨悚然。祝我平安？但愿这只是她的一句玩笑而不是一个“凶险的暗示”。根据我对有关内情的全部了解，在过去的年代里，企图对王星敏进行敲诈、欺辱和恫吓的人从没有一个得以善终，他们全都没有逃脱了来自黑暗处的报复、暗算和严惩。　
　　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处在了巨大的危险中。　
　　于是，我不得不按照王星敏的提示，苦苦地去寻找“历史与未来的契合点”，冥思苦想地去发掘那起凶杀血案的“象征性意义”。　
　　我的潜意识一再告诉我，王星敏是不会把我的追踪凋查引向歧途的。她或许不希望披露某些真实细节，但她绝不愿意掩盖全部真实。因为只有真实才能还她以清白，才能还她渴求的历史公正。　
　　坦率地说，对王星敏，我常常有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作不安分之想的时候。她是一位学有所成的海外学者，又由于亲属关系而在六七十年代与北京黑社会的几个头面人物有着神秘的交往和极深的友谊（笔者的另一部书《天伤》对此有详尽的述写。这种极端不协调大约也是一种“契合”。　
　　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王星敏在美国学界绝对是一个拿得出手的人物。她长得也很漂亮，虽非沉鱼落雁、国色天香，但端庄、秀美、温淑可人，不像她的文章那样霸气、冷刻。　
　　朋友说，她在美国不乏仰慕者，但她至今仍单独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又是为什么？　
　　以后，王星敏又陆续给我写过一些信。一如既往，这些信里没有细节的描述或证实，甚至极少提到具体的人名和事件，有的仅仅是一些深奥的哲理和玄秘的警示。　
　　尽管如此，我仍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隐藏着一切真相和秘密的“黑匣子”，虽然破译其中的记录带也绝非易事。　
　　王星敏说：宽恕一切人，责任仅在于历史。


《血色青春》章节：第二章　　收集：东风书城（24。43。3。33）





　　1　
　　1968年7月18日，一场百年罕见的特大暴风雨骤临北京城。　
　　天傍黑的时候，天宇间一声长啸，一股强劲的、无定向的狂风突然袭向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顿时狼烟暴起、砖走瓦飞，城市被如刀的风头切割得面目全非。紧接着，如注的暴雨从天而降，街市顿成汪洋。　
　　第一阵风起，城区北路的供电系统就被摧毁了。整个西城区彻夜无灯无火，沉没在暴雨和巨大而恐怖的黑暗中。　
　　这是犯罪者的节日。　
　　青年湖中学在这个暴风雨之夜发生了一起重大盗窃案。　
　　失窃的是学校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以后，几位教师对馆藏图书作了清理，将涉嫌封资修的书籍和全部有价值的藏书集中堆放在教学大楼五楼的一间大教室里。为了防止这部分图书被窃和流失，学校几任掌权者都把这间教室作为保卫防范的重点，进行了尽可能的加固密封。　
　　以后的几年中，曾发生过多起针对藏书室的盗窃活动，均未成功。但每一次撬窃企图被察觉后，学校当局就对藏书室的防卫设施进行一轮新的加固。现在，用厚钢板防护的大门上装有三副撞锁和用粗铁链子连接的一把特大号重型挂锁；门外又加装了一道粗铁管焊装的栅栏式防盗门，同样用重型挂锁锁死。室内，所有的窗户都用大块黑板从里面加封钉死了。　
　　袁一平提任校革委会保卫组长以后，曾几次检查这里的安全防卫措施。他的印象和评价是：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据说，他曾把一个关押在保卫组的号称“窃神”的佛爷带上五楼，指着藏书室对他说：“给你五个小时，你如果能从这里偷出一本书，我立刻就放了你。”佛爷用万能钥匙鼓捣了一个上午，那五把经过精心改装的锁他一把也没有打开。　
　　现在，这个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钢铁壁障却被行窃者突破了。凌晨5点，有人突然发现五楼这间教室的窗户大开着。立即意识到是失窃了，迅速地报告了保卫组。　
　　5点几分，袁一平就带着人赶到了现场。上楼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昨夜零时，他曾打着手电筒上过五楼，这里一切安然无恙，而现在恰恰过了五个小时，窃贼就完成了预定的盗窃行动。　
　　在现场，袁一平不得不暗自佩服起行窃者的机敏、勇气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力。从作案过程看，行窃者先用钢锯锯断了挂锁的铁链；然后从楼道中部的盥洗室的窗户钻出楼外，沿着窗下那道仅6公分宽的砖棱贴墙行进了近5米远，打碎教室的窗玻璃，撬开封堵的板障进人室内。再以后就一切顺利了，撞锁已不能发生作用，图书是从大门堂而皇之地搬运出去的。　
　　袁一平探头向窗外看了一眼，不禁暗暗嘬舌：夜暗、雨骤、距地面近20米的高度，而且，在两窗之间除了光秃秃的楼墙以外，没有任何扶持物，他是怎么爬过来的呢？　
　　还有，那么粗的铁链，不可能是当时被锯断的，为对付它，窃犯需要整整工作几天！　
　　江洋大盗！袁一平愤愤地想。　
　　后来，有两个细节使他感到十分费解。在查看被锯断的铁链时，他吃惊地发现行窃者的不成熟和缺乏经验。　
　　铁链上至少有五处据痕，说明他几次改变了下锯的位置。　
　　更令人不解的是，铁链直径10毫米，必须在一个链环上锯断两处才能打开它，为什么不直接在挂锁上下锯呢？　
　　那样，只需锯断一次就行了。事倍功半，是一种障眼法吗？　
　　还有，袁一平在窗下的碎玻璃上，发现了斑斑点点的血迹。　
　　上午9点，失窃清册造出来了。粗粗浏览一遍，就令人大吃一惊。失窃图书近两千册，全部是古典小说和欧美文学名著。窃犯显然极具专业眼光，馆藏的所有珍贵工具书、一套万历版《金瓶梅》和民初泉州刊刻的《戏文大全》十匣400百册全部列在失窃清册之内。　
　　管库的教师沮丧得近乎绝望。“青年湖中学图书馆已不复存在，”他说，“因为在被抽去了灵魂和精髓之后，它只剩下了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纸堆。”　
　　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失窃的图书尚未被运出学校。　
　　最主要的是他没有充足的时间。假设行窃者在午夜零时开始动作，那么到凌晨五时案发他仅有五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或许再加上一两个同伙，要完成断锁、越墙、破窗以及翻检筛选图书和搬运等极其繁重的工作，已经十分勉强了。他没有时间再完成最后的运输工程。　
　　这几乎是一个需要兴师动众的运输工程。把这么多书运出校外至少需要动用三四辆平板三轮车，用人力搬运则需用20个精壮汉子来回搬几趟。问题是他根本无路可走，校门一夜紧闭，而在黑灯瞎火、大雨滂沱的夜晚，绝无可能搬着书翻越一丈多高的围墙。　
　　直到目前为止，窃犯和失窃的图书一定仍在校内，潜藏在一个隐蔽但绝不狭小的地方。　
　　为了抓获窃犯，袁一平作了极其周密妥当的部署。　
　　他自己亲自带领十条汉子把守校门，对任何一个携包出校门者实施搜检。另派保卫组骨干成员组成五个精悍的搜索分队，监控围墙，并对全校所有房间和一切角落进行彻查。　
　　挖地三尺，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袁一平咬着牙说。　
　　到下午6点，在对学校反复进行了梳篦式搜检以后，仍一无所获。图书和窃犯像烟似的消逝得无影无踪。　
　　袁一平找到管图书库的教师，没头没脑地问：两千册图书是多少？　
　　两千册就是两千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两千本。　
　　不。我是问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数量概念。　
　　一座小山。　
　　晚9点，第一批失窃的图书终于被找到了。　
　　保卫组的一个女同学在上厕所时发生了一点意外。　
　　蹲了一会儿以后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来了月经。初潮期，常常是猝不及防，搞得你很狼狈。她现在就有些尴尬，没带卫生纸。　
　　她窘促惶乱地半站起身，前后左右毫无目的地张望，于无奈中想随便找点什么东西应付过去。　
　　完全是无意识地，她发现了脏纸篓里隐藏着几本书。　
　　这是收缴回来的第一批失窃图书，也是惟一的一批，仅四本。其中比较有价值的一本是解放前翻译出版的《十日谈》。　
　　保卫组连夜对全校所有的厕所以及厕所里的每一张脏纸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但是再无新的收获。　
　　这四本书为什么会出现在厕所里，而且是女厕所呢？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此，这批失窃的图书杳如黄鹤，神秘地、未留一丝痕迹地消逝了，在以后漫长的二十多年里，它们再也没有出现过。　
　　26年后那本弥称珍贵的旧版《十日谈》仍在学校图书馆珍藏着，只是从不外借，特别是对学生。于是，关于它失而复得的传奇故事就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了下来。现在的学生称这本《十日谈》为“月经版”。　
　　以后，学校对失去了精华的藏书室再也无心防卫，保卫组后来也因此而元气大伤，藏书室又相继遭到多次扫荡和洗劫。到动乱结束时，青年湖中学文革前馆藏图书已荡然无存，“月经版”图书成了硕果仅存的几本。　
　　在下乡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夜晚，袁一平是在教学楼五楼的藏书室度过的。　
　　门上已经没有锁了，甚至也不必再上锁，因为没有防卫的价值了。他推开门，拉亮日光灯，惨白的灯光下，满目疮痍，一片狼藉。窗户大开着，呼啸的北风夹裹着沙尘扑进屋内，废页残张在风中悲凄地飘荡着。　
　　袁一平关上窗户，开始收拾散乱扔在地上的破烂不堪的书籍。一边拍打着书上的尘土，抚平残卷的书页，他一边掉泪。　
　　天色微明时，他走出藏书室。离去以前，他用自己带来的长长的铁钉把室门连同门框和墙体死死地钉在了一起。　
　　他悄悄地走了。走出很远了，他又回过身来最后看了学校一眼，他相信自己还会回来。　
　　2　
　　正如袁一平所料，失窃的图书当时没有来得及运出学校，甚至没有能搬运出教学大楼，而且就在五楼上。　
　　但是与袁一平的另一个判断截然相反的是，行窃者不是什么江洋大盗，甚至连一般的作奸犯科之徒都不是。　
　　这是三个弱不禁风、娇柔娟秀的女孩，高二七班的宣红红、申金梅和吴卫东。有意思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们三个人正好是高二。七班共青团支部的三个支委。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取得了惊人成功的“飞越暴风雨”行动，在事前几乎未经任何设计或预谋，完全是几个女孩子的一次盲目性极大的冒险，随意得几如儿戏。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随意性的潇洒和愚笨任性形成的坚韧，才使得这次行动的成功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　
　　高二。七班藏龙卧虎，绝对不乏江洋大盗和真正的犯罪天才。北京市黑社会犯罪集团的两位头号首领周奉天和陈成都是这个班的学生。现在，三个女孩初次出手就一举完成了这样大的制作，确乎令人瞠目。　
　　据说，陈成在事后曾环绕教学楼里里外外的观察了好久，在对三个姑娘的这件作品反复把玩之后，不禁拍案叫绝、击节叹赏。他的评语是：大手笔，不可重复的，然而绝对具有典范性的经典之作。　
　　甚至没有主谋。　
　　在家里等着毕业分配，闲极无聊，宣红红到学校转了一圈，正好碰上申金梅。宣红红向申金梅借书看，申金梅没有。“你知道谁有？”宣问。申金梅用手往上一指：“五楼。”　
　　五楼有藏书，这是学校里尽人皆知的秘密。　
　　“事在人为，”宣红红说，“只要有书，就应该有办法弄出来。”　
　　当然。申金梅说：“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即易。”　
　　两个人开心地笑了，当即决定上到五楼去实地考察一下。讨论时高门大嗓，完全不知道要保守机密。吴卫东听见了，不声不响地也跟着上了五楼。　
　　当时，她们什么也没“考察”出来，只是一眼就看见了那两把巨型重锁。三个姑娘中最腼腆最怕事的是吴卫东，她用手拽了一下那条粗重的铁链，淡淡地说：“可以用钢锯条。”　
　　于是决定用钢锯条。每天留一个人在学校，夜深人静以后上五楼锯铁链，轮番操纵，直到把两条铁链都锯断为止。　
　　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