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判主义-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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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喷泻多年淤积在心口的痛楚，发出了抨击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强音。“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觉，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几个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道出了正常人所无法言及或不敢言及的社会本质，这正如一道犀利的闪电，猛地划过漫漫黑夜。它让清醒的人们得到了前进的动力，让昏睡的国民渐渐睁开了双眼。“救救孩子”的呼声还未消失，一声又一声愈渐响亮的“呐喊”紧随而来，那是一位黑夜的战神，冒着“枪林弹雨”，怒吼着奔来了。
鲁迅先生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而占据国民心灵最多的却是“奴性”。要“立人救国”，当然首先要有一面镜子，照出国人的灵魂，进而唤起人们心底的诚和爱，彻底驱除那可恶的“奴性”。经过几年的酝酿，先生融合了他心中活了许多年的人物形象，写出了轰动世界的杰作《阿Q正传》。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这部作品其实是鲁迅先生对病态的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用它来照出国人的灵魂。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阿Q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穷得一无所有，又倍受人们精神上的欺凌。但他却用他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浑浑噩噩，苟且偷生，这是他最大的特点。
我曾经探寻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因素，觉得王晓明先生的分析非常有理，他认为阿Q这种性格的形成有好几个层面，“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Q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但王晓明先生只分析了内因（认为阿Q之所以形成这种性格，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外因，那就是社会对阿Q缺乏真诚的同情和怜悯，他周围的人们对他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冷漠无情的旁观者甚至是欣赏者的态度。
《阿Q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许多人都感到惴惴不安，以为鲁迅先生是在嘲讽他们。这种反映，正说明了小说的成功，也充分体现了先生的良苦用心。黑夜的战神用“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他用《阿Q正传》，在黑夜里燃起一把圣火，它让黑暗瑟缩，它让冷寂低头，它让人们有意无意地看清了自己。但是人们懂得反省自己了吗？
先生站在了时代的最前端，想唤醒人们，让大家联起手来，撕破黑夜的长空。可是，漫漫黑夜不允许有一丝光亮，愚昧的国民读不懂先生的良苦用心。于是，这里一支冷箭，那里一声暗枪，先生深深地陷入了悲苦的孤独之中。这时，先生创作了一系列以《孤独者》为代表的作品，描绘了一个个在地狱般的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孤独者形象，这其实是先生的灵魂在诉苦。《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有先生的影子，可鲁迅先生决不是魏连殳。魏连殳在饱受孤独寂寞的苦楚之后，抛弃了自己的灵魂，最后连仅仅剩下的一副躯壳，也如一缕轻烟消失在冰冷的风中。虽是同样面临寂寞无助，同样会被淹没吞噬，但先生从来没有放下手中的匕首和投枪，从来没有停止犀利深邃的剖析和批判。“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秋夜》）就算心灵再孤独，就算希望再渺茫，先生依旧会“做梦”，梦见光明将要出现。
若一个人身陷孤独的折磨，却依旧没有放弃希望，而且还为着那些让他身陷孤独的人们而奋斗，那么，我就称之为战神，我心中的大英雄。孤独的鲁迅先生，正是在此时现出了他的英雄本色，露出了他的铮铮铁骨。黑夜的战神，拖着十分疲惫却依旧挺直腰干的孤独身影，坚定无悔地朝着更为黑暗的地方走去，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闪着光芒的含血脚印。
遗憾的是，这位为了唤醒国民，为了振兴中华而在黑夜中鏖战了整整一生的战神，并没有在生前看到他那苦苦追求的光明。心碎的他，真的不愿就这样倒下，他还是紧握着随时都准备飞出的匕首，他依旧用投枪支撑着他将要倒下的躯体，他就这样化为一尊在黑夜中屹立的塑像。我们都赶去虔诚膜拜，我们都为他谱写赞歌。可是先生高兴起来了吗？苦锁的眉头下，分明闪着期望的泪光，冽冽的冬风里，分明响着先生的呼唤，“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还等什么呢？让我们联起手来，接过先生的匕首和投枪，齐力掷向这夜色还未散尽的长空，让阳光撕破假恶丑的黑夜，让世界充满真善美的花香。当我们回头，先生的塑像已经轰然倒地，化为灰泥，“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才是鲁迅先生真正含笑九泉的时候。
鲁迅先生，你是我心中最崇敬的黑夜的战神！但就为着这份崇敬，我必须忘记你！
病态的灵魂和畸形的革命
中篇小说《阿Ｑ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评论得最多的一部小说。在国外，它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在国内，一代一代的读者都欢迎它，阿Ｑ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无人不知。它为什么能获得这样大的成功？
首先当然是阿Ｑ这个人物。鲁迅曾经说过，在写《阿Ｑ正传》以前，阿Ｑ的形象已经在他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他所以从事文学，就是要唤醒昏睡的大众，因此，向读者描画出我们“沉默的国人的魂灵”，以此来促使人们反省自身，扫除愚昧的麻木，就自然会成为他的夙愿。在《阿Ｑ正传》之前鲁迅写下的一些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像是在给《阿Ｑ正传》作准备。譬如《药》，就是用一种极为尖锐的方式，揭露了农村中一般民众的麻木相，而这正是《阿Ｑ正传》中未庄和县城里居民的普遍特征。至于《风波》中的那位赵七爷，更活脱脱就是一个未庄里的赵太爷。所以，阿Ｑ这个人物是和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形象，譬如《风波》里的七斤和《故乡》中的闰土，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产生于那种想要描绘某个具体人物的冲动，也不是作者为了制造某种氛围而虚设出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可以说，它其实是鲁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的结晶，鲁迅是要用它来显示“愚民的专制”的真相，在鲁迅心目中，阿Ｑ正是无数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
阿Ｑ非常穷，穷得只剩一条裤，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还不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未庄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却并不在乎，常常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种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在愤怒之中抡起巴掌打自己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阿Ｑ身上最重要的精神特征。
仔细分析起来，阿Ｑ这精神胜利法是包含了好几个因素的。首先是懦弱，受了欺压，不敢真刀真枪地反抗；其次是恼恨，虽然不敢反抗，但受欺压产生的恼恨却依然存在，必须要用某种方法加以排遣；再就是自欺，因为不敢向外界报复，就只有作自我辟解，而这辟解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现实闭上眼睛，用想象的胜利来安慰自己；最后是健忘，如果不健忘，自欺的效力就不能维持，只有借着自欺迅速忘却恼恨的直接原因，心境才能恢复平和，阿Ｑ也才能重新高兴起来。这就可以看出，贯穿阿Ｑ这精神胜利法的全过程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奴性，一种遭受压迫之后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正视这压迫的奴性。在阿Ｑ的恼恨中，本来是包孕着反抗的萌芽的，但这萌芽要长大，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恼恨必须进一步发展成为憎恨和报复的冲动。可现在阿Ｑ却把这恼恨改变成为自我欺骗的动力，这就泯灭了反抗的可能。所以说，阿Ｑ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
在阿Ｑ身上，除这精神胜利法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愚昧的表现。譬如他对女人的那种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蔑视，譬如他那种到更弱者身上去发泄恼恨的劣习，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去调戏小尼姑，等等。如果说小说对阿Ｑ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Ｑ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Ｑ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Ｑ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他的精神状态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遗传下来的种种奴隶意识，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半殖民地化而产生的许多畸形心理，都在阿Ｑ身上得到了生动而又透彻的表现。难怪《阿Ｑ正传》一出版，社会上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以为鲁迅是在专门讽刺他。这种强烈的反应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小说成功的原因。正因为鲁迅把我们国人的病态灵魂如此深刻地勾勒了出来，只要这病态尚未根除，《阿Ｑ正传》就仍然能强有力地震撼读者。
鲁迅写阿Ｑ，当然是为了刻画民族的精神病态。但是，他把阿Ｑ和整个未庄放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时间背景下来描写，就使未庄的变迁和阿Ｑ的遭遇同时还具有了另一方面的意义，那就是以一种概括的方式表现出辛亥革命的实际情形。这虽然不是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但由于在当时的文坛上，还没有人能以这样透彻的笔力描绘出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因此，《阿Ｑ正传》的这一部分也就还是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价值。
小说的第七章，一开头就讲到辛亥革命，讲到半夜里一只大船，载着城里举人老爷的财物靠上了赵太爷家的河埠头。这个细节意味深长，它是一个暗示：革命一起，城里的老爷们便要到乡下的赵太爷们那里去找依靠，这就说明了，大大小小的未庄正构成了中国各级专制的统治基础，倘若赵太爷们在未庄的权威依然如旧，那城里形形色色的举人老爷也就不会真正被推翻。
未庄的情形究竟怎样呢？当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时，赵太爷们着实惊慌过一阵子。当阿Ｑ大声叫嚷“造反了！造反了！”的时候，赵太爷竟怯怯地迎着低声叫他“老Ｑ”，赵白眼们也惴惴地想去探他的口风，就仿佛真的乾坤倒转，转到阿Ｑ来执掌生杀大权了一样。但是，这实际上却是一种错觉，就像阿Ｑ当天晚上在土谷词里所做的那个美妙的梦一样，都不过是一种幻觉。真实的情况是，赵秀才和假洋鬼子迅速地勾结起来，一面到尼姑庵里去砸龙牌，顺便发一笔革命财，偷去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一面又由假洋鬼子进城去，花四块洋钱买来一个自由党的徽章，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了。而那昨天还在洋洋自得的阿Ｑ反倒遭到假洋鬼子的斥骂，不准革命，依旧像从前一样被赵太爷们踩在脚底下。
既然未庄是这样，城里也就可想而知。从小说的第八章开始，作者就写到城里传来的消息，说是知县大老爷，举人老爷和老把总全部换了名目，维持原状，依然是他们在执掌政权。而到第九章里，更写到阿Ｑ被抓进城去，当作强盗枪毙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严酷的真实，除了剪辫子以外，其他的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受苦人甚至更加受苦，阿Ｑ的杀头自然是一例，而那与阿Ｑ同牢房的农民的诉说（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就更是一个有力的暗示，说明了在辛亥革命之后，专制势力是如何变本加厉地盘剥人民。
这是鲁迅的又一个成功之处。他把未庄写成了全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阿Ｑ的遭遇更成为了无数贫苦农民苦难命运的象征。辛亥革命似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但这希望很快就归于破灭，随着举人老爷的重新上台，阿Q们的苦难反而愈益加重。这并不是鲁迅看问题过于阴暗，而是因为在未庄，没有人能对赵太爷构成真正的威胁。在这方面，作者对阿Ｑ式的革命的刻画是极为深刻的，当农民尚处在种种精神愚昧的重压下面的时候，突如其来的革命是不可能很快地改变他们，并进而从他们那里获取真正有力的支持的。鲁迅在写完《阿Ｑ正传》之后说过，今后倘有革命，就还会有阿Ｑ式的革命党。而他在《阿Ｑ正传》里已经写得很清楚，只要广大农村还是只有阿Ｑ式的革命党，那任何革命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阿Ｑ支撑着赵大爷的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如此，当革命爆发之后依然是如此。在《阿Ｑ正传》中，对阿Ｑ的精神病态的刻画是和对辛亥革命的严酷真实的揭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其对前一方面的刻画非常深刻，对后一方面的揭示才那样令人信服。
作家打算在作品中表达什么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将要采取怎样的表达方式。既然鲁迅是想在阿Ｑ身上画出整个民族的精神病态，他实际上就是把阿Ｑ当作了一个象征。因此，象征的形式就势必会成为贯穿整部《阿Ｑ正传》的一个基本的因素。事实上，不但阿Ｑ这个人物是象征，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像假洋鬼子、赵太爷，尤其是那个小Ｄ，以及小说结尾那些叹惜自已“白跟一趟”的看客，都带有很大的象征意味。就是未庄本身，不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极其真实的缩影吗？
既然鲁迅要借用一个人物来表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普遍的精神病态，就势必得运用夸张的手法，不但在他身上植入许多远非他个性所能包容的精神重负，更要最大限度地凸现他身上的那种具有极大概括性的心理特点。这在小说对阿Ｑ那种种精神胜利法的表现的刻画当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儿子打老子”，还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样的行为，倘若孤立地看，似乎都不太真实，显然是经过了作者夸张的处理的。倘说它们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精神病态，那是指在概括和象征的意义上，而不是就这细节本身来说的。再譬如假洋鬼子这个人物，他的言行也明显是用了漫画化的笔法描绘出来的，因为鲁迅也同时是把他当作一个象征，要用他来暴露当时的许多投机的革命党。可以说，象征意味越是浓厚的人物和情节，小说在描写的时候，就越是频繁地使用夸张的手法，阿Ｑ和假洋鬼子是这样，小Ｄ和阿Ｑ的那一场“龙虎斗”也是如此。在以前和此后的许多作品中，鲁迅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