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之舞-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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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于是，人害怕的就是这个“不能规定”，是这个被规定为永远不能规定的不能规定。正是这一点，使人自欺地认为，他已对这个“不能规定”进行了规定。一方面，他害怕这个“不能规定”像害怕某种“东西”或“灾祸”一样，另一方面，“不能规定”既已被规定下来，就已假定了规定者的存在。人总是以生者的身份想到死——这本身就足以使他相信自己是不死的。从生的经验归纳中他就已经可以得出同一个结论：既然我安然无恙地活到了今天，既然有那么多次死的危险都渡过来了，而一次也没有经验到死，那么我当然有理由相信我将来也不会经验到“它”。我宁可相信我有自己的“守护神”，或是相信那表面上的死只不过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的生，这些都是可以与我的全部已有经验相融的。这种内心体验可以看作宗教观念产生的心理根源，但它本身倒不一定是宗教的，而是每个人内心给他的生活情绪以支持的最终信念，哪怕20他口头上不承认，哪怕一切人即使有这种信念，在理智和行为中仍然极小心地避开一切危及生命的危险，然对死亡害怕得发抖。我六岁那年，第一次从母亲那里得知了“人皆有死”这一真理。我首先感到了一阵极大的疑惑：什么？！我——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哪儿都没有我！我问母亲：“医生也不能救我吗？”回答是：“不能。”“那你也要死的吗，妈妈？”“也要死的。”我觉得母亲的口气是那么确定无疑，那么生硬和蛮不讲理，我绝望了。神圣的、无所不能的医生也要死！在我以前生并生下了我的妈妈也不免一死！谁都不能代替我，谁都不能帮助我！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怖：我注定了必须自己去死！我仿佛觉得我已经在死去，因为，既然注定了总得死，现在就死和将来某个时候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沮丧透顶，哭过好几回，并且大约有两三年之久，被有关“死”的恶梦纠缠，常常在夜里吓醒过来，浑身汗透。但后来，我逐渐恢复过来，虽然带着心的创伤，总归有了生的勇气。死毕竟还没有来，我把它尽量推得远远的，想象为一片烟云迷茫的、几乎永远走不到头的地平线；在生与死之间，有阳光，有风，有蓝天，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偶尔想到死，我也用这种念头把它打发掉：我将来一定当一名科学家发明一种不死的药，第一个给自己吃！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许只有当我发现了这种自欺的法子，我才算度过了心理上的违纪，开始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正常”的孩子。越到后来，我实际上越少想到死。然而至今为止，我的一切奋发努力，不管做什么事的那股劲头，细究起来都可以归结到对死、对无意义、对“不能规定”的强烈恐惧。如果这种恐惧不及时地转化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不死的自信，它很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陷于崩溃；但这一步一经做到它就成了一个人终生不懈地追求生命、创造生活的动力。在某种程度上，前面提到的对失眠症的克服也具有类似于扬弃死亡恐惧的自欺结构，只不过自欺的方向恰好相反：欺骗者成了被欺骗者，被欺骗者成了欺骗者。
在失眠的情况下，人必须使自己相信的是他已经“死去”，而不是他永远不会死。每一次睡眠都相当于一次有意识有预谋地消灭意识、有意识地放弃存在，或有意识地自愿死亡（所以死亡反过来被称为“长眠”）。失眠的人则是生本能过分强烈、死本能21相对不足、因而失去了心理平衡的人，他们力求最真诚地把握自己的生命存在，排斥任何自欺，但其实，“真诚的本质结构与自欺的本质结构没有区别，因为真诚的人被确立为是其所是是为了不是其所是。”我们现在可以明了中国传统真诚观念导致普遍虚伪和自欺的奥妙所在了。当人们大讲绝对的真诚时，他们能做到的，充其量是一种表演；但他们在理论上否认这种表演，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表演；他们拼命想要截断演员和角色、和他的面具之间的有机关联。然而，当他们自以为由此而成了一个纯然内在本真的“圣人”时，他们恰好事实上成了一个纯然外在虚假的“假人”。赤子般的“绝对真诚”是一个在中国大地流传了数千年的古老神话，这个绝对真诚的标准，在孔子那里是亲亲、孝悌和仁，在庄子那里是心斋、坐忘和任自然，在禅宗那里是顿悟本心，在宋明理学那里是心性天理，在李贽那里是童心……它至今还以各种形式在人们眼前晃荡。只有鲁迅，第一个窥破了这一悠久的骗局，说出了这样骇人的真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厖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狂人日记》“绝对真诚”的赤子之心后面，掩藏着的竟是“吃人”的“本心”。这种深深的罪恶感，使鲁迅比任何人都更加无情地剖析自己。但他却遇到了笛卡尔式的难解的矛盾：……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厖……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野草墓碣文》自我解剖的目的是想品尝出人心的“本味”，但解剖带来的是罪恶感的痛楚，并未显示出解剖前的本心；然而没有这种痛楚，本心对人来说就仍然是“陌生化”的，并非真正的本心。由此可见，人的本心、22本味根本不是在人的反省之前自在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东西，而是一个“创痛酷烈”的自我否定过程，离开这一过程的本心本味是不能知道也无从知道的。人的本心就是一个自身矛盾，因而是一种能动之源。没有任何矛盾、什么也不干而能“自然为善”的本心，远离一切罪恶而“乐莫大焉”的本心，都是骗人的鬼话。意识到自身的矛盾，却又“举起了投枪”；绝望，却又去“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这就是鲁迅式的真诚，一种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真诚，一种空灵的、具有充分表演性的真诚。他不自诩为洁白无暇，但也不因矛盾而永久地徘徊不定，而是不断地奋起，在这不断奋起中达到矛盾的和解。今天那些揭示“鲁迅早期思想的矛盾”的评论家，那些以同样的口气去揭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杰克伦敦的“根本矛盾”的人，往往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绝无矛盾的立场去拯救一个个历史上的冤魂，似乎只有清楚了他们世界观中的那些矛盾，才符合于理想模式中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其实，人性永恒的矛盾最终可以追溯到人心中、自我意识中的真诚与虚伪（自欺）之间相互不可分的关系，追溯到人类本性的表演性。试图用新的法宝去扫除人性的矛盾、使之变成一具僵尸的人，只说明他们尚未爬到人性表演的舞台上来。
第二节忏悔与羞愧
真实的真诚与强烈的忏悔意识和羞愧感相伴随——俄狄乌斯和奥古斯丁的忏悔——卢梭的《忏悔录》：由上帝仲裁——萨特的《苍蝇》：决不忏悔者就是上帝本人——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个人成了创造世界的艺术家，即上帝——中国“慎独”精神与西方忏悔精神的相反结构——为了标榜的忏悔：文革的“触及灵魂”——时间性的丧失：抹掉记忆便是抹掉将来——巴金老人的忏悔及其局限性——张贤亮小说的忏悔主题——该忏悔的不是说了假话，而是真诚地说了假话——沉默的权利比说真话的权利更重要——基督教“原罪”在真诚的意愿与现实的真诚之间拉开了无限的距离——上帝作为真诚的导演——托尔斯泰的忏悔精神——羞愧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体验——儿童的羞愧、成人的羞愧和哲学家的羞愧——脸红的心理机制：意识到被迫表演——羞愧与人性的本源——对裸体的羞愧：弗洛姆的解释—23—羞愧提供了表演的前提，使人上升为精神的“个人”——中国传统“耻感”对个人及其表演的取消——“实心人”：“文革”的群众心理基础人性中真诚与虚伪的矛盾，在向外的方面表现为不断地奋起，在向内的方面则表现为忏悔与羞愧。
上述鲁迅的几段引文也鲜明地体现出，真正的真诚总是伴随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和羞愧感。什么是忏悔意识？西方的忏悔意识萌芽于古希腊，其前提是，将自己的一切实际做过的行为，不论它出于有意或无意，均视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为。如俄狄乌斯神话中俄狄乌斯受命运捉弄，无意中杀父娶母，但他仍然把这一罪行归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以维持自己人格的统一；这个可怜的罪人自己弄瞎了自己的双眼，离开了王位到处流浪，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来惩罚自己，最终成为一完整坚强和高大的人格。忏悔意识在中世纪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基督教最著名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在其《忏悔录》中，坦白了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次偷窃行为。他与朋友们一起偷了邻家果树上的梨，并不是由于贪恋那些果子，因为他自己家里有更好的；也不是饿极了要充饥，因为他随后就将它们喂了猪。他惊骇地发现，他之所以干了这件事，仅仅只是为了“犯罪的乐趣”，特别是与人一起犯罪（狼狈为奸）的乐趣，是“为犯法而犯法”！正是对于人的这种卑劣天性的沉痛反思，使他绝无可能再依赖对人的“赤诚”本性的信仰，而急切地转向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具有纯洁光辉的、使人乐而不厌的、美丽灿烂的正义与纯洁”的上帝。奥古斯丁把自己由于年幼无知和受人蛊惑而犯罪归咎于自己天性中与生俱来的犯罪欲望，这与俄狄乌斯将自己无意识的犯罪行为归于自由意志，具有同样的性质。人并不单纯，但人格是统一的。我们再来看看一个近代的例子。卢梭在其著名的《忏悔录》中，开宗明义便说：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24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
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显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以客观的、置身事外式的揭示，不回避自己的自由意志对自己的任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同时又把对这些行为做善恶评价的权利交给一个超越尘世的上帝或命运，认为人本身没有能力凭自己的（恶劣的）本性来审判和净化自己的心灵，这就是西方忏悔意识的一般模式。苏格拉底的三句名言可以很好地表达出这模式的三个层次：“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自知其无知”。可见，西方忏悔意识总是和对自身统一人格的认识性把握以及对上帝全能的信仰紧密相联的。只有现代无神论者将这一基本模式颠倒过来了。萨特在其《苍蝇》中赞颂了希腊神话中俄瑞斯忒斯的自由精神。俄瑞斯忒斯与他的姐姐厄勒克特拉合谋杀死了杀害父亲的凶手，即他们的不贞的母亲及其奸夫埃癸斯托斯。在复仇女神的追捕下，在天神朱庇特的威逼下，俄瑞斯忒斯拒不忏悔自己的罪行，他将审判自己的权利完全留给了自己：我不是罪人，你决不可能让我去赎我所不承认的罪孽。他还警告姐姐：留神！厄勒克特拉。这区区一点悔意将一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的心灵上。朱庇特（上帝）则说：你的自由只是叫你发痒的疥疮，只是一种放逐。……回来吧，我就是忘却，我就是安宁。我能使你忘却，使你安宁。厄勒克特拉忏悔了，而俄瑞斯忒斯终于没有忏悔。他在那些忘恩负义地追打他的阿尔戈斯百姓们面前宣告：……你们明白，我的罪行就是属于我的；我当着太阳的面要求承担这一罪行，它是我的生存之道，是我的骄傲，你们既不能惩罚我，也不能怜悯我，所以你们害怕我。……我是配的上当你们的国王的。你们25的过错，你们的悔恨，你们夜间的苦恼，还有埃癸斯托斯的罪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把这一切都承担下来。……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冲着我而来。很明显，一旦俄瑞斯忒斯把评判善恶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自己，他本人就成了上帝。《圣经》中说，上帝不许亚当和夏娃吃辨别善恶的知识之果，是怕他们变得和上帝一样，与上帝平起平坐。俄瑞斯忒斯对民众说的这番话，酷似耶稣基督为人类赎罪的学说。的确，耶稣的“生存之道”，他的事业、他的意义，就在于赎罪，他正因此而配的上作万物的主宰、地上的王。同样，朱庇特也在俄瑞斯忒斯面前惊问：“必然会有一个人来宣告我的末日。难道这个人就是你吗？”唯一不同的是，耶稣基督本人是无罪的，无罪而能赎一切人的罪，这在逻辑上总有某种不通。所以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打了一千年的笔墨官司，也没有说清楚上帝究竟该不该对人类的堕落负责。俄瑞斯忒斯却很清楚自己是个罪人，他是以自己的弥天大罪（杀母）来赎取人类的罪恶，实现人间的公平正义，使埃癸斯托斯偿还了血债，使臣民们不再容忍一位篡权者而忍受良心的折磨。
他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在这里，忏悔意味着怯懦，意味着在人性的根本矛盾面前退缩不前，意味着人世间没有公正、人人都甘当奴隶。然而，西方忏悔意识在萨特及其俄瑞斯忒斯这里并未被完全抛弃。上帝没有了，个人却成了自己的上帝。人不再为外加于自己的罪孽而忏悔，却永远将自己“放逐”在自己的自由之中：自由就是自己永远待赎的罪孽。人不再低头向一个超凡的神祈祷，但却注定陷在悔无可悔的汪洋之中，而将自己的忏悔作无限的推延。他为人类树立了拒绝忏悔的楷模，却将人类遗留在悔罪的黑夜，因为归根到底，他所赎的毕竟是人类的罪孽——正如耶稣基督所做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西方的确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出现了一系列个人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几乎具有（或自认为具有）从前被人们加之于上帝的一切特征：他们实现着真正的“道成肉身”，他们完成了信上帝者与上帝在自己身上的合一，他们不再以安静地等待、受苦和默祷的方式，而是以“无中生有”的创世纪的方式、以“奇迹”的方式、以自由放纵自己天才和情欲的方式来忏悔。他们自由地忏悔，而他们的一切自由任性都带上了忏悔的性质、赎罪26的性质、殉道的性质。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即高更）便是如此。这位艺术天才四十岁上忽然放弃报酬优厚的职业和美满和睦的家庭，投身于孤独的、没人理解的艺术生涯。他从事艺术不是为了别人，而仅仅是为了发泄自己那旺盛的情欲和精力；他不遵守一切世俗的道德规范，任意给周围的人和事赋予他所认可的价值，大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气概。他后来隐居塔希提岛土著部落，娶了一个土著人妻子，远离文明社会而埋头构造专属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