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之舞-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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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万物为刍狗”的气概。他后来隐居塔希提岛土著部落，娶了一个土著人妻子，远离文明社会而埋头构造专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在住处四壁画满了原始、神秘而壮丽的壁画，并在临死前吩咐他唯一最诚的信徒、他那没有文化的妻子，将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自认为是超越人类的，甚至不屑于为人类留下一点他曾经创造过的痕迹。你可以说他是献身于一个新的上帝，即艺术，但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上帝，即他那原始的本能冲动，他肉体性欲的创造力和生殖力。“艺术”，这就是他本人，而不是别的。与西方人的忏悔意识相比，中国人对于忏悔自己的罪过有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要言之，中国人不是把自己的罪过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而爱看作与自己的意志和“本心”相违背的结果，并认为人只要按照自己的本心去行动，必然就会有德行。因此这种忏悔从来不涉及本心。西方人把“辨善恶”当作一种高不可攀的能力当作人所不及、只有上帝才具有的最高智慧，亚当和夏娃偷吃了辨善恶的果子则是一种非份的僭越本身是最大的犯罪行为；相反，中国人则把善恶之辨视为人的天生本性，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最起码的特征。如荀子说的：“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排除外来的干扰，防止本性的蒙蔽。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之思的“君子慎其独”，都是为了排除一切不由自主的邪念，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或“率性”的境界。“不欺暗室”，其实质还是不欺“本心”。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严格说来并无真正的、彻底的忏悔意识，只有一种立足于已有本心、防患于未然的内省修养功夫。它从来不是彻底反省自己的整个所作所为并为之承担责任，而总是把罪过推给外来的偶然干扰；如果是个人有什么责任的话，也只是由于“不谨慎”，让外来的尘垢蒙蔽了纯洁本心而已。因此，中国人的忏悔总是建立在自我标榜之上的，正如历代帝王有时下“罪己诏”那样，总是成为一种对自己仁慈本心和无私品格的炫耀，且越是自责得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27当然，上述这一套内省的说教在理论上只适合于“君子”和“上智”之人，至于平民百姓或“下愚”，则不能由之“率性”，而只能“教”。可是，当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包括许多地道的恶棍都自以为是“正人君子”而非下愚时，当人们满心以为一个“满街是圣人”、“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君子国”即将来临、人人必须洗心革面以取得这一天上人间的居住证时，这种为了标榜的忏悔便几乎是出自本能地蔓延开来，并采取了及其鄙俗和丑陋的形式。在“文革”和许多次政治运动中，忏悔成了意志薄弱者苟且偷生的护符，成了运动群众者克服个别阻力、如机器般精确地按计划完成运动任务的最锋利的开山斧。原则虽然“人人皆有一个好本质”（阶级敌人除外），但这并不成为任何人逃避忏悔的借口，反而成了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告密、诬陷、揭发隐私、触及灵魂、逼供信等等的合法根据，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帮助你“洗脸洗澡”，都是“为你好”。在这种“人人过关”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不能不加入一场自轻自贱、自我诽谤的竞赛，实际上是一场变态的自我标榜竞赛。这种自我标榜，不能说自己好，只能说自己坏，只有说自己坏，才表明自己的好。因此有人不惜给自己捏造罪名，以博得领导和群众的喝彩。每当一个人的忏悔得到人们的认可，他就会有一种解脱感和自我纯洁感，就有了表忠心、“帮助”别人和义正词严地上台批判的资格，也就是“以实际行动”进一步证明自己痛改前非、恢复到纯洁本心。“文革”以后过了多少年，还有人一听到什么风吹草低，马上向领导交一份“自我检查”，对有权者袒露自己的灵魂。人们把这称之为“心有余悸”，这种说法最好不过地证明，中国人的忏悔大多不是出于道德上的悔罪，而是出于恐惧，出于在无形政治压力面前“预先抵挡一着”的本能。正如《祝福》中的柳妈劝导祥林嫂所说的：“你不如及早抵挡。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中国人的忏悔实际上只及于自己的“替身”，这本来不过是一个面具，一场表演，但人们自以为这样少就表明自己“态度好”，显出自己本性的“真诚”。正因为“态度”的好或真诚是一个人能被接受为人的根本，有了这一条，天大的罪行都有了可以减免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忏悔。表面的忏悔只是表示自己“态度好”、以便“蒙混过关”的手段。中国人真正注重的是“三思而后行”，至于行过之后，则除了总结一些技术性经验以便再行之外，并不花心思在诸如个人责任、罪过根源和人性拯救这些问题上，倒更喜欢“不咎既往”、文过饰非。这种可悲的遗忘症往往28达到全民性的程度。然而，一个没有忏悔、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时间性、没有历史的民族。过去失误的根源支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永远是一些同样的失误，永远是一些同样的“新的”幻想。巴金老人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谈到，在“文革”时期的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说真话！”巴老对自己解放以来所做的种种违心地整人的事件做了深深的忏悔，并指出：“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他大声疾呼，要建立揭露“文革”博物馆，要永远记住“文革”的惨痛教训，并以此来教育子孙后代。无疑，在当代文化人中，巴老是最具忏悔意识的少数人之一了他那用全部生命的力量呼喊出来的肺腑之言，读之下泪，闻之惊心。可惜全国各地有无数歌功颂德的博物馆，就是无法建立一个揭露“文革”丑恶的博物馆。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将这种忏悔和西方的忏悔精神比较一下，仍然可以看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格调。西方忏悔精神的前提或结论是：人都有可能犯罪，例如俄狄乌斯的命运就有可能落到任何一个不管他多么真诚的人身上，巴老的忏悔的前提或最后结论确是：一个人只要真诚，只要及时地“下决心”“不说假话”、“不吃那一套货色”，本来都可以不犯罪。俄狄乌斯忏悔的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了犯罪行为，巴老忏悔的是自己“违心地”干出了卑劣的行为。俄狄乌斯忏悔自己“干了什么”，巴老则忏悔自己本应当干而“没干什么”。俄狄乌斯的忏悔代表作整个人类本性，巴老的忏悔却只代表他自己或特定“我们”的一时不坚定、不诚实、不纯洁的意念，他不是对自由意志的忏悔，而是对自己没有行驶自由意志的忏悔。这种中国式的、不彻底的忏悔意识在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得到了极为生动的艺术表达。这两部小说的主题并不是饥饿和性，而是忏悔、忏悔、再忏悔，净化、净化、再净化。饥饿和性饥渴只不过是引向忏悔的工具和善功，一旦忏悔完成，净化实现，自己获得了道德上的“完整的人格”，于是饥饿被忘却，女人被抛弃，从前所受的磨难就会成为一枚标志自己的改造诚意和苦难历程的功勋奖章。因此，小说并未真正达到人性忏悔的深度，反倒给人29一种处处美化主人公、为之辩白和辩解的印象。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健忘？并非因为中国人的忏悔不痛苦、不真实，而是因为中国人的忏悔不带普遍的人道性，因而不是真正的忏悔，它总是和某一具体行为、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相联系，而不触及人共同本性、人自由意志或本心。因此，只要时过境迁，一切又都复原了，主人公终于踏上了“红地毯”，生活中又充满了阳光，人与人的关系又重新变得融洽和美好，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张贤亮小说的忏悔并没有从根本上超出这种忏悔意识。人们竟没有发现，这种在今天被用来批判“文革”那场“浩劫”的忏悔意识，实际上正好就是“文革”借以发动起来的意识形态根据。其实，整个“文革”可以看成全国、全民族的一次最的“忏悔运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揪出“走资派”，都有一个堂皇的借口：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机器更纯洁，使我们的干部更真诚，使我们的人民“拒腐蚀、永不沾”，批判一切“资产阶级的假恶丑”，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真善美”。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记忆的话，大部分人（当然指“文革”的过来人）总该记得，当年“向党交心”、交日记、交书信，自我揭发、“狠斗私字一闪念”，甚至在群众大会上痛哭流涕、给自己无限上纲上线，都绝对不是虚情假意。应当承认，从直接的心理体验上说，他们多半说的都是真话（承认这一点，在今天比承认它们是假话更令人难堪百倍！），而且真得不能再真了！因为每个人都想通过使自己袒露出或激发出赤裸裸的真诚来获得做人（或“重新做人”）的资格，这是一件涉及到自己的根本问题的及其严肃和严重的事，大家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敢开半句玩笑！当然，这里所谓的“说真话”，并不是指客观上“真实的话”，而是指“真诚的话”：人人都在真诚地说着不真实的话，并且在真诚地、出于一片“好心”地逼着别人（“帮助”别人）说真诚的假话。

这是一种情不自禁的自欺，如同催眠和梦游症一般以假为真，因为人们关注的不是说话内容，而是说话的态度。我们该忏悔的并不是说了假话，而是真诚地说了假话。由此可见，现在把一切问题归结到是否有勇气“说真话”，似乎只要人人本着良心说真话，就可以避免那场“浩劫”，或至少维持自己人格的一致，这种幻想包藏着某种隐蔽的危险。它并未超出文革赖以发生的传统意识的思维模式，并且掩盖了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数千年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从来都不是靠少数人的诡计、而正是靠千百万人的真诚来维持的，当人的素质极低、人格的独立性尚未达到自觉的30时候，罪恶永远也不会缺少真诚的或自以为真诚的人来为它服务。老实说，时至今日，我们“说真话”已经说得够了，我们要求起码的“不说话”的权利，即“隐私权”。没有隐私权，没有对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的权利，一切真话到头来都是假的，哪怕它是多么真诚地说出来。只有沉默的权利才有可能使人的一切话语成为自由的“表演”，成为向真诚的目标迈进的脚印。沉默的权利比说话的权利更重要。也正是在这种沉默的权利中，我们才能建立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忏悔意识，亦即把中国传统的不彻底的、因而是虚假的忏悔精神提到普遍人性的水平上来。这不是一种在群众大会和官方权势面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的姿态（这种姿态无论怎样“发自内心”，实际上都是被迫的），而是独自一人的心灵内省，不是那种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表演性、虚伪性和滑稽性的丑陋表演，而是有意识地对自己表演，就像一个艺术家沉浸于他的自我创造和自我欣赏，全不顾他的作品是否能取悦于观众一样。在这方面，我们也许可以从西方忏悔意识中获得某种启示。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原罪说”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骇人听闻（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被认为有罪！），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从本质上说，人人都有犯罪的主观可能性，人的自由意志中天生就隐含着犯罪的倾向，在此生此世永远得不到彻底的洗刷。由于有原罪，一切人（不论帝王还是奴隶、盗贼、囚犯）在上帝面前平等。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基督徒对于达到绝对真诚就彻底绝望了，而是说他们把绝对真诚仅仅看作一种应当热烈追求的希望。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绝对真诚当作预先假定已现实具有的本心、本性，问题只在于如何揭示和发现它、维护它，去掉蒙在上面的灰尘；而这又完全取决于人的勇气、意愿和态度，所以真诚的意愿和真诚本身是一回事（我欲仁，斯仁至矣！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愿意真诚，是根本不费什么力气、马上就能做到的（“有一日能用其力于仁者乎？我未见力不足者”）。与此相反，西方人却在现实和绝对真诚之间拉开了一个限的距离。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中虽然有真诚的意愿，但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真诚；真诚意愿的实现只有抛弃现实生活，在一个无限遥远的彼岸世界中，当人作为“圣灵”而与上帝合一时，才有希望。这样一来，整个现实生活就都成了不真实的，人的生活意志从本质上就是虚妄的，人之所以权且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因为心中怀抱有那唯一的希望人只是31在世上表演。这样，西方人的忏悔意识就特别具有表演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盛传着“世界是一个大剧场”的格言。而在基督教中，上帝端坐在这个剧场的高处，以他那洞察一切的目光监视和控制着演出的进行。所谓忏悔，就是抬眼向天，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请求宽恕，表示自己没有能力白托人世的罪恶，就像一个演员无权篡改剧本一样只有上帝才能最终拯救他的灵魂，只有离开人世升往天国，人才能成全他自己。这种忏悔意识，正是形成西方“罪感文化”的核心观念，它的最具人道性的表达，就是所谓“托尔斯泰精神！”。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些人物，如比埃尔，安娜，列文，涅赫留朵夫，都是一些忏悔者，是托翁本人的写照。特别是安娜和列文：一个是在沐浴着爱情的猛烈的幸福之潮时，仍然被罪恶感死死地拽住双脚拖向黑暗的水底；一个是在经受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启蒙之后，却为了寻求生活的最终意义，为了不甘堕落，为了真诚，而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厖是的，神力的明确无疑的表现，就是藉着启示而向人们显露的善的法则。而我感觉到它就存在我的心中。——《安娜。卡列尼娜》第八部托尔斯泰直到临终也拒绝向基督教神父忏悔，这并不说明他就没有忏悔意识。

恰好相反，这表明他只向唯一的上帝忏悔，而这个上帝，就是他所理解的善或人道。这种忏悔不容许有任何他人意志夹杂其间，而是当事人的灵魂直接面对上帝，是每个当事人纯粹个人的事。托尔斯泰毕生怀着一种深重的罪孽感正是这种罪孽感，在他八十高龄时逼迫他出走，使他的死成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32如果说，忏悔是一种在理智上、良心控制之下的情感状态的话，那么，羞愧则更接近某种不由自主的、甚至是下意识的情绪，因此它与自我意识本身更直接、更内在的层次相关。羞愧是对自我意识的认同机制受阻的体验。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发生了不一致、不平衡，主体的我不承认、不认同客体的我：“我怎么成了这样？”这种自我不同一感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