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兄弟教父--陈果夫与陈立-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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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所以康泽庐山听命后，即与张冲商议如何行动，张冲也有意夸大陈立夫在与共产党谈判中的作用，他对康泽说：“这个谈判，我和立夫先生一道参加很久了。”他还介绍了陈立夫主持国共秘密接触的大概经过，并建议：“这件事，只有立夫先生才知道得更清楚，我们一道去南京和立夫先生谈谈如何？”显然，张冲还是希望参加国共谈判的几位国民党代表能统一在陈立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康泽无奈，便将汉口禁烟缉私处（当时康泽任该处主任）的事务作了交待后，即与张冲启程到南京，与陈立夫见面。陈立夫见蒋介石又安排了军统方面的人参加国共谈判，心中老大不舒服，但又不好表示出来，便在康泽面前摆出一副领导者的姿态，他先要康泽谈了自己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构思，然后，便提出了一些指示性的意见。他冷着脸，郑重而严肃地向康泽与张冲交待：“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他们要求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来，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陈立夫对康泽的这段指示中，基本原则没超过蒋介石所限定范围，但也有一些表示他自己的态度，如关于边区主任人选问题，他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相反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所提方案的一种默许。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他只是怕找麻烦，才提出隶属陕西省。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他没有完全拒绝。关于办报的问题。陈立夫坚持不准，但后来他得知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已经允许共产党办《新华日报》后，便不再说什么了。应该说，陈立夫表现了比蒋介石稍微灵活一些的态度。
对于陈立夫的意见，康泽显然不能完全接受，他知道，有些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于是他很快找到蒋介石，汇报了陈立夫对谈判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四部分国共携手（2）
康泽认为，从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选择一人去任边区主任是不相宜的，他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于右任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这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这一说，蒋介石也好像突然醒悟，连连说：“他们三个人都不相宜。”但派谁去相宜呢？蒋介石一时还难以定夺，康泽便趁机向蒋推荐了丁惟汾，蒋介石因找不到更适当的人选，便同意派丁惟汾到边区去担任主任。
康怿推荐丁惟汾明显是针对陈立夫的，其一，对陈立夫在此问题上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其二，丁惟汾是陈立夫的对头，早先时候，国民党内由丁惟汾主掌党务，丁大权独握，蒋介石也敬他三分，一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后来却被二陈所取代，丁家党变成了陈家党，所以丁惟汾一直对二陈心怀不满。现在提出丁惟汾，是想让陈立夫不好下台。开始，陈立夫听说由丁惟汾出任边区主任，心中十分恼火，但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后，便装聋作哑，不再说话了，心中不免暗暗忌恨康泽，认为这是军统方面故意给自己作难。后来，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国民党所推荐的丁淮汾被中国共产党所拒绝，陈立夫心中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指示张冲等人不要再坚持派丁惟汾。这样，边区主任人选之事便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陈立夫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之独立自由。”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提醒当局，注意上海的防卫，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并亲赴江苏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要抗战，必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必须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因此，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利中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以极大的诚意加速完成与国民党的谈判。9月，中共代表博古从延安来到南京，与原在南京的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一直没有露面，主要是由康泽、张冲直接参加。但陈立夫要求每次谈判前，一定要见他，由他指示谈判意见，谈判后，也要向他报告情况。
实际上，整个谈判，国民党方面一直由陈立夫所主持。在有些方面，陈立夫表现了他的顽固性，始终坚持是接纳共产党，而不是对等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活动。但在有些方面也表现了其灵活性，作了某些让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谈判后，陈立夫不得不指示康泽、张冲等国民党代表同意中共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稿上签字，蒋介石也同意发表这个“宣言”。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在谈判取得基本成功后，仍然还遗留着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重要问题，如合作形式、共同纲领及改革政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两党合作，推动全民抗战，均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继续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第四部分国共携手（3）
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党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第五部分力主抗战（1）
1937年7月7日晚，在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声。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面对日军的疯狂挑衅，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蒋介石在军事上作了紧急部署，并表示：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民族的危机，全国抗战的兴起，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对二陈是有影响的。抗战爆发后，他们坚决主张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的投降主义论调，他们的民族热情进一步勃发。当汪精卫等人被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嚣张气焰所吓倒，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滥调时，陈立夫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张。
他说：“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独立自由。”主张坚决抵抗。
七七事变第二天，十多名中外记者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采访陈立夫。一美国记者以十分轻视的态度问陈立夫：“中日强弱十分悬殊，你们如何能抗日？”陈立夫正气凛然，从美国历史联系中国现实，侃侃而谈：“你们美国人，应谙美国历史，如果依照你们看法，则美国今日犹为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在起义时，仅凭几十支乱枪，与英国驻军之武器相比，有天壤之别，华盛顿所凭藉者为民意，民意是看不见的伟大力量，远胜于枪杆子，其所以最后胜利者，民意为之也。
今日日本侵略中国，全国民意主张抵抗，蒋委员长顺从民意以抵抗之，故今日之问题不是‘能战不能战’而是‘应战不应战’，应战虽打到一兵一卒仍须顽抗，美国独立战争，最后得到法国之援助而成功，焉知我国之抗战，亦将获得他国之援助而战胜敌人乎？所谓‘得道者多助’是也。诸君之估计仅从物质一方面作比较，是错误的，须知精神道德之力量，实较物质的力量大得多，北伐战争，以少胜多，此乃一可证之近例也。”一席话，说得美国记者直点头，话毕，十多位中外记者鼓掌以示赞同。
正在江苏主政的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建议在上海设防，阻止日本军队从上海进攻。他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同时，他召集各县县长进行训示，要求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还在省府镇江召集各界领袖人物谈话，对敌我情形及如何准备防卫等，分别提出说明，以提高众人之警觉。他对山东韩复榘不作抗战准备十分不满，说：“想做英雄者自己不准备，且不许他们准备，致有事时毫无对外力量。”战争开始后，陈立夫积极参与国民党中央决策工作。陈果夫也被推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蒋介石起先对列强各国抱很大希望，要求各国“主持以道”，认为：“现在局势只有各关系国尤其美、英二国之合作，挽危机。”但并没引起列强各国的积极响应。这时，陈立夫建议把目光转向苏联。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星期，苏联外长季维诺夫便接见中国大使蒋廷黻，表示：“苏联愿助中国。”根据中苏双方商定，苏联将援助中国一批物资，关于运输路线，当时决定从新疆运进。为了落实这一问题，9月28日，蒋介石派陈立夫秘密赴新疆，与盛世才商洽，因为盛世才主政的新疆，基本上维持着半独立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常常不买账。而陈立夫与盛世才有过一些交情，北伐时，陈立夫是秘书处科长、盛世才是参谋处参谋，在行军时互相认识。由于都是年轻人，一下子成了好朋友，那时陈立夫工作忙，每到一驻地，便开始忙碌文电的处理，盛世才对陈立夫工作认真的态度十分敬佩，而陈立夫则欣赏盛世才的才气。后来，盛世才到新疆，搞垮了新疆领袖金树仁，取代了金，与南京政府关系并不好，陈立夫时常在盛世才与南京政府的争执中作些调解，盛对陈立夫也能另眼相看。陈立夫到新疆后，对盛世才晓以民族大义，盛终于同意苏联援华物资从新疆通过。陈立夫还对沿途各站飞机、大炮等重武器运输所需的汽油等细节问题都作了细致安排。当时一头骆驼可载8桶油，这可以说是用最古老的运输方式运最新式的运输油料。新疆方面按陈立夫的安排，把油料运送到目的地，一桶一桶放置好，而那些由苏俄赠送给中国的飞机、大炮等军用品，便可在新疆加油，然后经甘肃到西安，再飞抵汉口。
后来，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给日本飞机以重大打击的中国飞机，就是从这条运输线运到抗日前沿的。因为这一成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授予陈立夫空军奖章。
在关于对日政策方面，陈立夫也有很多考虑。他曾向国民党中央建议：一、作一详细报告，说明“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我国之经过及违反九国公约之点（由军政部负责起草）。二、明显表示我方对于东亚问题之根本主张及解决中国问题之意见（由外交部起草）。三、对英、德及各国分别进行经济方面之接洽。四、关于停战之先决条件：（一）有恢复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之保证；（二）有九国公约国及有关系各国之实力监视；（三）须有根本问题解决方案在后。
这些建议中，虽然在关于停战条件中有恢复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前之保证的条款，这与蒋介石抗日不坚决彻底的态度有关，其他方面应该说还是强硬的。
第五部分力主抗战（2）
抗战开始后，陈立夫还应军事方面的要求，组织军事工程团，该团任务是在浏河与嘉定之间，修筑一条碉堡线，以阻止日军的西进。因当时日军正进攻上海，占领上海后下一目标将是南京，蒋介石为了延缓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速度，以进行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便要求陈立夫以极短时间建一道坚固的碉堡防线。陈立夫接受任务后，以他在工程界的影响，迅速集合上海、南京两地的工程师，组成军事工程团，由陈立夫任团长，随即开展工作。他们很快作出设计，画出图纸，雇佣民力，开始建设。陈立夫统筹全局，还抽出时间，到工地督察，以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由于处此民族危机之时，国民政府出资，陈立夫有热情，民众有干劲，所以，很快这道艰固的碉堡线奇迹般出现了。只是可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再向南京西进时，蒋介石并不想守南京，而是快速撤退，因此军方并没有很好利用这道由民众辛苦抢修起来的碉堡线。后来，这条碉堡线为日军占领，成为日军对付新四军的防线，真是莫大的讽刺。
抗战开始后，为了争取苏联的帮助，陈立夫受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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