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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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乞丐的历史　　作者：周德钧　　　　　　　　　　　　　　　　　　　　　　　
　　　乞丐文化集中体现了底层民众穷极无聊的生活真相，也是社会中各种庸俗取向、消极态度、懒惰哲学、流氓意识、隐士作风、痞子行径等行为类型与思想意识的集中展现。凡此种种文化特性不仅是乞丐群体的生活写照与精神寄托，也是社会中各种“另类人群”——游手无赖、消极无为、狂放无羁、流氓痞棍等各色人等的行为哲学和精神避难所，乞丐文化由是成为社会中各种不良行为、违规越轨行为的助动剂，各种庸俗恶劣思想的兴奋剂，以及各种颓废消极精神的致幻剂。乞丐文化于是乎在社会中广为发散，影响既深且广，余毒所及，至今未绝。　　　
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　　　　　　　　　　　　　　　
　　乞丐产生的社会文化根由　　　
　　一贫困（1）　　　
　　乞丐有着久远的历史，它与文明社会形影相伴。乞丐是文明　
　　社会的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　
　　我们今天尚不能确知乞丐产生于何时，仅就我们所见到的史籍，乞丐的产生大致不晚于文明社会，换言之，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初，我们即可依稀窥见乞丐们的身影了。就西方文献而言，著名的荷马史诗中已有关于乞丐的文字，在《奥德赛》第十七卷“奥德修斯求乞家宅探察行恶人”便有这样的描写：　
　　他这样说完，把一只破囊背到肩上，　
　　上布满破窟窿，绳子代替背索，　
　　欧迈奥斯又给他一根合手的拐仗。　
　　……　
　　一幅栩栩如生的乞丐形象。　
　　这种人经常站在门边挤擦肩脊，　
　　乞求残肴剩饼，而不是刀剑或釜鼎，　
　　你如果把他交给我，让他看守田庄，　
　　打扫羊圈，用青草嫩叶喂养羊群，　
　　喝点剩余奶液，两腿也会变粗壮。　
　　可是他已习惯作恶，不愿再去田间干农活，　
　　宁愿在乡间到处游荡，　
　　靠乞讨充实他那永远填不满的肚皮。　
　　……　
　　如果他前去神样的奥德修斯的宅邸，　
　　人们会顺手把脚扔向他的脑袋，　
　　砸得他在宫里逃窜，砸烂他的双肋。　
　　这里，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一位行乞者的生活状况，而且把人们对乞丐的憎恶、唾弃之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公元前11世纪到9世纪“荷马时代”的古希腊，乞丐已成为社会的常见现象，贵族们斥之为“一帮可怜又讨厌，扫尽餐桌的饕餮”。　
　　在我国古代，何时产生乞丐，这已难于确考。应该说，夏、商时代已经产生，不过那时的确凿文献史籍已难以见到，而有关乞丐的记载更是杳不可求，只是到了春秋时代，有关乞丐活动的记载渐渐多起来了，而且这时的乞丐队伍已是五色杂处，其中不乏当时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例如：伍子胥弃楚奔吴，以期报仇雪耻，流落街市，以吹箫乞食于吴市；百里奚欲投奔秦穆公，苦于没有川资，只好一路乞讨前行，后与未得志暂且以喂牛为生的宁戚之合作“乞食贩牛”。秦穆公为求得百里奚，以五只羊皮赎得其身，后来百里奚遂被称为“五羊大夫”。晋王室公子重耳因避骊姬之乱而亡奔天下，亦尝乞食于村野之人。齐国名相管仲曾被鲁国囚禁，在发送回齐国的路上，经过一个叫绮乌的地方，也曾向当地军士求乞丐食……以上事例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吴越春秋》等文献典籍之中。当然，这些所谓“行乞”者不过是因一时际遇困窘，以乞食为权宜之计，并不是终生以行乞为事的真正意义上的乞丐。然而正是因为社会之中存在着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乞丐，才为伍子胥、百里奚、管夷吾这样的“精英人物”克服生计的窘困提供了一种首选的方式。　
　　事实上，在春秋时代确实存在着一大批穷苦无告、以行乞为生的人们，据史料记载：齐景公看见路上有幼童乞讨，心中大为不忍，晋国大臣晏婴借机讽劝他说：“您是一国之君，怎么想办法帮助他们呢？应当让下面官吏去收养他们，这样您的仁义之名便可以广为人知了。”管仲曾有过行乞的经历，故而他后来执齐国之政，对乞丐及穷苦人民的生活艰辛有深切的体察，他指出：老百姓生下来就没有了父母的，叫“孤子”，无妻无子之人，叫“老鳏”，无夫无子之人，叫“老寡”。这三种人应该由政府收养他们，以保障其生存，免得他们可怜兮兮地沿街乞讨，朝不得餐。假如一个国家街上有行乞之人那就是宰相失职。可见乞丐问题已成为政治家们谈论政治好坏的一个标准，它确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了。　
　　那么，乞丐因何而生呢？为什么它与文明社会长期相伴？其间缘由何在？　
　　贫困是长期笼罩着人类社会的一层阴霾，人类社会产生伊始便遭遇到它，被它所困扰。贫困是引发众多社会问题的重要经济诱因，也是引发乞丐现象的初始根由。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贫困使乞丐得以产生并在文明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长期延续。　
　　按照社会学的理解，贫穷“是一种生活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收入低，就业不充分，住房破烂，精神压力和外界压力都很大，在社会上他们没有权力，难于接近受人尊敬的地位，贫民总有一种不安全感，情绪不稳定”。（〔美〕埃弗里特·罗吉斯等著《乡村社会变迁》）　
　　贫困说到底是发展不足，也即是作为社会的人的发展权利实现不足或未能得到实现。　
　　按人的需要层次论，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获得享受自下而上资料和发展生存资料的需要。人的发展首先要满足基本生存资料的需要，然后才能够通过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其他劳务，为社会服务，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社会化、再社会化，使自己的体力、智力获得发展，完善和调动自己的潜能。因此，人们获得发展资料，其中包括较高生活质量的物质条件，教育培养费用和文化娱乐、体育等等的需要，人的这种需要和权力不能得以实现或实现不充分，在社会学意义上都名之曰穷困。　
　　贫困还是一个相对的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发展权利的内涵是不同的，传统社会人类发展权利实现不充分主要表现在生存权利这一层次，而现当代则主要表现在较高的发展权利层面，如受教育、社交、政治参与等等。而同一个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人们划分贫困的标准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有贫困现象，发达国家同样有贫困现象。　　　
　　一贫困（2）　　　
　　在蛮荒的氏族社会，贫困即已成为困扰人类生活的首要问题，那时人类处在一种绝对贫困状况之下，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是当时贫困的重要表现，那时的人类普遍食物不足，衣不蔽体，没有稳定的生活资料来源。从我国文献典籍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窥见初民的生活是怎样的艰辛。　
　　韩非这样形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窳螓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韩非子·五蠹》）　
　　那时人们的生活极其简陋，处在野蛮时代的先民们生活在饥寒交迫的极度贫困状态之下，那时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灌溉农业，没有大规模的牲畜业，人们日常生活资料来源多取自草木果实及一些兽肉，狩猎与采集成为人们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而这一来源是极不稳定的，人们处在饥饿状态是常有的事，剩余产品就更谈不上，因此，那时的社会是普遍贫困的社会。　
　　氏族社会的人们普遍处于贫困之中，这不仅见诸文献典籍的记载，而且在今日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中也多有所见。　
　　居住在我国松花江流域的赫哲人，长期处在氏族社会之中，据民族学者的研究，直到解放前夕，赫哲族人口处在递减的过程中，究其原因，主要是食物不足（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18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同样处在氏族社会的鄂伦春人也面临着食品不足的问题，尽管他们人人都是能骑善射的好猎手。云南境内的佤族，一直处在氏族社会，他们已有原始农业，并懂得一些原始的耕作技术，但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其绝大多数居民，全都缺乏日常生活必需的口粮。　
　　如果说贫困是发展不足，那么，在蛮荒的远古时代，人类社会普遍处于贫困之中，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社会分工极不发达，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都极度匮乏，人们生活所必需的食品以及住房均没有保障。然而就是在此情形下，乞丐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量涌现，这是为何？我认为，这一则是人们普遍贫困，没有贫富之别，没有贵贱之分。自然也就不会有卑贱之极的乞丐了。二则囿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已很难确知那时人们生活的具体情形了。可以这样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极其贫困，社会也极其贫困，所以求乞于他人终无所得。要说乞求，大家都有所乞求，都要向大自然乞求，就此而言，大家都是乞丐。但在绝对贫困的条件下又有相对富有与贫穷之分，贫穷无告的人们在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下，如何自救自存，只有求食于他人，求乞于社会。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求乞者，也都可能成为施予者，人们在互为求乞、互为施予的交换中完成互济互助的职能，从而在极度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完成个人的生活历程。　
　　人们的这种互为求乞、互为施予的交换方式，在人类学中仍可见到一些实例，美洲印第安人的“夸富竞争节”和送礼式的交换制度即为显例。在这种制度中，氏族成员不论贫富均参与，它是一种竞赛式的全体送礼活动，这种送礼活动带有友谊的、强迫的、相互的、集体的多种意义，在这项活动中，应该赠予者必须赠予，应该接受者亦必须接受，而接受者在经过相当时期之后，又必须给原来的赠予者以回报。而且这种赠予，必须在一些大的节日和公共宴会的场合举行，故名之曰“夸富宴”，或“夸富竞赛节”。这种赠予者与被赠予者是相互交换的，正如上面我们讲到的求乞者与施予者。求乞与施舍在那时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尽管这种求乞与施予与后世的求乞有所不同，但它已经包含了行乞求食谋生方式的最初萌芽，而这一方式后来被贫穷无告者所专用，以自救求生，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演化结果。　
　　故此，史前社会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乞丐，然求乞他人、丐食于他人这种行为已经产生，这就为乞丐及乞丐现象的出现埋下了最初的因子。　
　　降及文明社会，贫困不仅仍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并且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加剧，且打上阶级的烙印。处在贫困状况中的绝大多数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奴隶、农民、各类底层民众成为贫困大军的主体，那时，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生存权利的不足是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处在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状态下的奴隶、农民、小手工业者为了寻得一线生机，除了流浪行乞，别无他途。至于说到揭竿而起、反叛社会，那是求生不得情况下的非常之举，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犯难走险的。因此，流浪以自存、行乞以资身乃是贫困无告者的无奈之举，也是自然之举，在人们生存权利发展严重不足的农业社会，这也是贫困民众维护自己生存发展权利的本能反应，无可厚非。　
　　揆诸史籍可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赤贫化使其中一部分人走向行乞之途，贫困始终成为乞丐涌生的首要原因。历朝历代关于“饥荒”、“大饥”、“大荒”、“奇荒”的记载史不绝书，伴随饥荒而至的，便是饥民遍地，流丐遍野。　
　　在中国封建时代，贫困乃是经常性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生产力的低下与长期停滞不前，生产资料的匮乏，统治阶级的苛繁压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的频繁都不同程度地起着作用，它们交互作用在一起，则是农民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状态之中的根由。战国时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李悝曾给农户算过一笔账。按李悝的估算，“一夫挟五口”的农户，治田百亩，年产粮食一百五十石，上交百分之十的税，还剩一百三十五石。一家五口每年食用九十石，还剩四十五石。四十五石粮食折算成钱大约有一千三百五十钱，而这些钱若用来进行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添置衣物，尚有四百五十钱的缺口，若再遇上疾病死丧之费，以及上缴国家赋役之费，那缺口就更大了。五口之家，拥百亩土地，也算是个中等农户了，他们在丰岁也未免于饥寒，凶年自然更差。下等农户的情况就更惨了，通常他们除了流浪行乞以自救，别无他法。所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农民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他们大量转化成流民，进而为游民，再而为流丐，就是毫不足怪的事了。　　　
　　一贫困（3）　　　
　　当历史的车轮进行到了工业社会，情况似乎有所改观。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大，社会化大生产的全面展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较之封建农业社会有了大幅度提高，贫困问题相应地得以缓解了，但它并未消失，相对贫困仍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人类在发展权利上的不足以及在生存权、发展权上的严重失衡依旧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社会成员在生产质量上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人们在较高的发展权利，诸如教育、卫生、社交、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发展权利依然严重不足。生活资料的分配不公、发展机会的严重失衡乃是当今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形态，正因如此，乞丐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并且数量可观，究其缘由，贫困仍首当其咎，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今的贫困大多表现为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当今的乞丐因而也就具有相应的时代风貌。　　　
　　二天灾人祸（1）　　　
　　灾害是乞丐得以大量繁衍的温床。　
　　灾害分为自然灾害与社会灾害两类，这里的灾害主要指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雪灾、霜灾、疫灾、地震、地沸和海啸等。　
　　灾害频繁是传统中国的特点之一，西欧有的学者甚至称中国为“饥荒之国”（the　land　of　famine），在中国古籍中也充满了“水旱频仍”、“饥馑荐臻”等记载。关于灾害的频率，古今许多人曾作过统计。《淮南子·天文训》：“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而一康（康、荒，古代通用）。”《盐铁论·水旱》：“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李约瑟统计，在过去的2100多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次大水灾和1300多次大旱灾。傅筑夫统计，自汉初至明末的1850年间，重灾年份多达1242年。陈达在《人口问题》中统计，自汉初到1936年的2142年间，水灾年份达1031年，旱灾年份达1060年。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自汉初至1936年的2142年间，共有灾害5150次。以上统计虽因选择角度不同、参照系不同而略有出入，但所揭示的灾害频率则是大体相近的。由是可以看出，在中国历史上，不仅灾害的种类多，出现的频率高，而且波及的区域广，持续的时间长。更为甚者，每当天灾肆虐之际，总是人祸横行之时，昏庸的帝王、败坏的朝纲、腐败的吏治，以及防治灾害手段的缺乏，社会救济的有名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