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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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特殊的技艺、行为方式、角色形象之外，乞丐还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信仰、传说，由此构成其文化类型的重要内核。
乞丐的信仰传说主要表现为祖师的信仰与崇拜，这种祖师信仰崇拜是中国古代行业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古代传统行业向有三百六十行之说，而行行皆有祖师的信仰传说，其中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诸如工匠以鲁班为宗，江湖艺人以桃园三结义为其祖，而尤以关云长为祖师，就连狭邪之人也奉所谓白眉神为其初祖。作为“穷家行”的乞丐自然也应弄一个祖师来供奉，乞丐们也果真弄来一个，他就是范冉。范冉史有其人，本为东汉一名士，据《后汉书·范冉传》载，范冉字史云，陈留外黄人，年青时尝为小吏，后弃官遁至南阳。其言行举止卓尔不群，桓帝时任为莱芜长而不就，后隐处于梁沛之间，“徒行敝服，卖卜于市”。行迹类于乞丐，其生活窘困，常有衣食之忧，然范冉守志不屈，民间有谚云：“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终以贫困而死，时郡县地方颇尚其名节，谥以“贞节先生”之荣誉称号。就是这样一位清廉无为、贫而守志的名士几经改造加工变成了乞丐们顶礼膜拜的祖师。乞丐关于范冉的祖师信仰传说究竟起于何时，我们已难于确知，大抵说来，丐帮形成之时当有相应的祖师信仰，因为这种信仰传说总是与群体活动相呼应的，它往往是群体意识的集中反映，据此而论，有关范冉之为丐祖的传说当不迟于宋代。今天我们所掌握的乞丐有关祖师的信仰与传说大多来源于民俗调查，这些调查报告向我们显示，乞丐的祖师传说虽有多个版本，祖师也并非范冉一人，但范冉为丐祖的传说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据民国年间一份调查称：山东宁津县的丐帮——“穷家行”都以范冉为祖师，有关范冉的传说大体如下：据说孔子周游列国时，数遭困厄，而以陈蔡绝粮为最。某日，孔子师徒困处陈蔡，绝粮数日，师徒一干人饥饿难耐，闻听此处有一贤士叫范冉，孔子乃分付子路找范冉借粮。这子路生性鲁莽而绌于言辞，结果空手而归。孔子又命颜回去借，颜回去后不久，即在范冉处借回一鹅翎管米和一鹅翎管面，往外一倒，顷刻间化为一座米山和一座面山，孔门师徒赖此厚赠，得以度过难关。后来孔子就率众徒前往范冉处当面致谢，并许以日后偿还。范冉却并不急于要债，而要孔门弟子代代相还，范门第子后世慢慢地零讨碎要。孔子唯唯，应允后世弟子代代偿还，以后凡是门上贴着对联的人家，范门弟子尽可前去讨要。
又，河南开封一带的丐邦也有类似的传说，其细节更周详，也更具有戏剧情节。在这一传说中，范冉直接被冠以陈蔡地区丐帮帮主的头衔，却说孔子在陈蔡约粮，便叫颜回到范冉处请求周济，范冉叫借粮是没问题，只是先得考考你颜回，答得上来便借与你，回答不上来那就对不起了，颜回唯唯。范冉问道：“天上啥多哈少？”颜回答以“天上星星多日月少。”范冉点头称是，又问道：“尘世间啥欢喜啥烦恼？”颜回答以“娶媳妇喜欢死人恼。”范冉不以为然，结果粮未借到。颜回回去将此番情景向孔子汇报，孔子听罢，面授颜回如何作答，嘱其再往。范冉又问第二道题，颜回答曰：“借钱喜欢还账恼”。范冉点头称是，便给了颜回一小口袋粮，结果倒之不竭、食之不尽。孔子师徒度过难关，后几日，孔子命弟子积粮还账，不料倾其所有，小口袋就是盛不满，孔子知道账是无法还的了，只有前去向范冉面谢，并声言余下部分由弟子世代偿还。范冉问孔子，你弟子遍布天下，素不相识，何以向他们索要，孔子答道，凡门上有字、墙上有画、家藏诗书之家，尽是我之弟子，只管前往讨要就是。孔子反问范冉，范门弟子又如何识别呢？范冉则说，凡是衣衫破烂、蓬首垢面的都是。
二文化“标定”（3）
范冉老祖的传说流布很广，除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外，还有黑龙江双城县、吉林农安县、内蒙古包头地区等等，其传说的情节结构与上述内容大体相似，只是细节上小有出入。如有的地方添加了一些细节，说孔子用竹筒写下收据抵押给范冉，保证以后偿还，竹筒上写：
范冉老祖供米面，来日孔子礼当还。
贴对联处请稍候，家家户户不怠慢。
孔子师徒借粮于范冉，并许诺世代偿还的典故是一个精心编制的传说，与历史上许多传说一样，它的真实性是经不住推敲的，我们也大可不必从这方面追究它，那是徒劳无益的。在此我们只须将它视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一个已经发挥着实际功效的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既成文化要素，此一传说向我们昭示：乞丐者流有自己共认的祖师——范冉，这个祖师能耐颇大，其学问、人品不在孔子之下（这当然只是乞丐们的假定），通过这个传说，乞丐把自己的行为赋予了合法性的依据，即乞丐不是向人乞讨，而是要债。这个债是士绅衣冠者流前世就欠下的，我辈不过是照单收账罢了。这则传说还向世人暗示，我等乞丐本来是有功于主流社会的，你等主流社会的士绅人家不要小瞧我们，当初若不是吾祖范冉救济，那有你们的今天！通过这一传说，乞丐不仅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充足的合法性依据，而且把自己与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心与自豪感。
乞丐信奉并尊崇的祖师除范冉外，另有吹箫乞于市的伍子胥、乞食于漂母的韩信、唱莲花落的花郎郑元和，以及李后娘娘与明太祖朱元璋等人，上述诸人早年都有行乞的经历，而后则或王或相或将，大抵都是人上之人。乞丐将他们奉为祖师，无非拉大旗作虎皮，壮壮自己的声威罢了。然上述诸位影响都不及范冉老祖，大概在乞丐者流眼里，范冉的行迹人格更贴切乞丐，旧时北京的乞丐每年都要在西单牌楼北石虎胡同公祭祖师范冉，届时众丐云集，珍羞丰盛，场面宏大，足见这一信仰传说的影响之巨大。
祖先祖神的信仰与崇拜是文化类型中的一个极重要构件，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初民社会中，信仰传说往往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那时，社会的理想、目标、价值追求、生活态度、审美情趣、以至世界观、人生观等等无不包涵于其间，成为诸多文化要素的载体。因此，信仰与传说往往成为人们行为的指南、生活的航标、价值的标尺。而信仰传说在乞丐文化类型中的作用，一如初民社会，乞丐亚文化类型所特有的生活态度、行为取向、价值追求无不隐含于其间，故此，我们可以将乞丐有关信仰传说的形成视为其文化类型形成的一个标志。
庸劣习性江湖习气与流氓行径
一庸劣习性（1）
乞丐行为的文化透析
乞丐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习惯上，人们常常以肮脏的、好逸恶劳的、无所作为等蔑视的语气来形容他们。诚然，这些都是乞丐留给我们的角色形象，然而，这并不是乞丐行为的全部内容，也并非其行为的最本质特征。乞丐作为一个亚文化类型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特征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向世人传达了一种怎样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是一个不易回答却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行为是文化的最外显形式，行为的样式与特征往往传载着某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有鉴于此，归纳总结进而比较分析乞丐的行为表现，实乃研究乞丐文化之重要一环。
概括地讲，乞丐行为是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庸俗取向的文化表现。其所以这样说，因为乞丐行为以生存——生命的自然延续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目标，生命的延续与发展之作为行为的目标取向，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说法，这是众所皆然的。然而，与众不同的是，生存的需求在乞丐那里既是根本的，也是惟一的，至于马斯洛所谓的社会需求、政治参与要求、价值实现需求等更高的行为目标，乞丐者流是向所不重的、漠不关心的。交游闻达、追求理想、成就事业，从来不会被他们关心，从来不会成为激励他们奋斗进取的动力。对乞丐而言，食、色、冷、暖是唯一的行为取向，为了满足生存这一根本的惟一的要求，他们可以置颜面、尊严、人格于罔顾，可以一反常态，尽其所能地进行自我暴露、自我嘲弄、自我贬损。他们唯实利是求，唯施舍者马首是瞻，他们堪称最庸俗之辈。常人讲求的生活品位、格调、风雅之类，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种无所价值的奢侈品。充饥、果腹、活命、生存是他们行为的唯一目标，舍此无他。
乞丐的行为还带有明显的流氓痞棍作风。普通型乞丐本不是流氓痞棍之徒，但乞丐作为一种亚文化类型的边缘社会群体，它的“另类”特征与“边缘”状态实为流氓痞棍的为非作歹提供了最佳的庇护，它因此成为人鬼混杂、藏污纳垢之所，社会中各类越轨犯罪分子栖身其间，各种流氓意识、流氓行为、黑道手法随之而至，原本就带有庸劣固习的乞丐因而进一步滑落到反社会、反人道的深渊，流丐伎俩与流氓行径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极端现实取向是乞丐行为的最基本文化品性，它使乞丐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言谈举止、待人接物呈现出庸俗、卑劣、自贱自嘲的风貌。这种行为表现遍及乞丐整个群落，并被他们世代传承，庶几成为乞丐活动的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所以我们说，庸劣自贬乃是乞丐的习性。习性者，行为习惯、心理定势之谓也。换言之，凡属乞丐之徒，皆带有这种行为习惯，皆具备这种心理定势，莫或能外。
索取、求讨是乞丐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它不是以社会劳动换取相应报酬，而是一味地单方面索求，因此，乞丐必须以自贬自嘲的姿态，极尽厚颜取悦、巧言逢迎、卑躬屈膝之能事，方能获得生存所需的零星钱物。通常所见的“路讨”、“坐讨”、“苦讨”、“骗讨”等等都具有这一特征。
路讨，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乞讨方式，人称其“伸手大将军”，他们或挨家挨户讨，或站在路口乞讨，或尾随行人乞讨，口中连称“老爷”、“太太”、“行善积德做好事”。其形状多为一手挽破篮，篮内盛一只大土碗，拄杖而行，另一手向前摊伸，一路哀号。这种路讨乞丐在四川他们自称为“寻子”、“找娃娃”。他们于人也不强索，有施舍者招呼使受而谢之。他们不仅厚颜，而且有一套精神胜利法，如四川的乞丐中路讨有一种形式，他们不要锅巴剩饭，只追随路人要钱，他们自称为“撵狗”、“赶鸭子”。把遭遇到的那些高傲的施主们讽刺为狗或鸭子，自身的“求”、“乞”变成了“撵”和“赶”，乞丐们通过这种方式慰藉了那颗早已扭曲的心灵。
广州的“乞儿仔”也属于路讨，这种乞儿，男女都有，专在双门底、西濠口、大东门、小东门、西关、上下九路一带繁盛街道，尾随行人唱着丐歌不停地行乞，歌词如下：“左手俾钱银，右手就发财！好心啦！俾个仙啦！先生！奶奶！大少！亚姑！大事头！”只有用这种巧言逢迎才能取悦于路人，以获得些许钱物。
坐地哀索则是典型的自暴自贬行为，它是通过示人以苦状、自嘲自贬的方式唤起世人的怜悯，借以讨得食物。
这种方式多为残疾丐所用，后来一些身体健全的乞丐也效仿，他们通常坐于街头巷衢，以种种“苦情”，“惨状”引起观者同情，或以哀号哭诉引生人们的怜悯，以乞讨钱物。“告地状”、“脱轴头”、“打单子”、“老磨苦”等等即是其典型手法。行此技者，有时又称之为“诉冤党”、“丧门党”。
所谓“告地状”，又称“告地藏”，即丐者在地上平铺一张破烂纸张，上面请人写上自己的悲惨遭遇，自己则坐于一旁黯然不语作悲哀状，或呜呜咽咽作生不如死状，以乞求人们的施舍，其陈述遭遇的“苦册”是最重要的道具。“苦册”所陈述的惨状种种色色，如“脱轴头”指家乡有难，自己投亲不遇而沦落街头。“打单子”指夫死之女丐或妻死之男丐等等。坐地哀索还有“老磨苦”，即年老无着，作一副病态，僵卧于地。“小磨苦”指辗转于母侧的栖惶幼童。
一庸劣习性（2）
通过自暴自贬的方式强化、夸大自己的弱者形象，从而获得他人更大的同情，这是乞丐的心机所在，“告地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这个向人展示自己弱点一苦情、惨状、不幸等等的“地状”是精心制作的宣传品。它或者为好心的冬烘先生代笔，或者由粗通文墨的乞头代制，格式严谨、结构完整，由“起段”、“承段”、“合段”组成。
“起段”：由“伏乞”开头，下接一长串“善老爷、太太、先生、小姐”之类称谓。
“承段”：“哀禀者某某某”的家世简介。
“转段”：以“皆因”领起全“状”的主体，以极尽凄凉的文字历诉乞者的不幸遭遇，如兵祸，水火，瘟疫等天灾人祸，或蒙受奇冤惨祸，被弄得家破人亡命、无地容身，饥寒交迫，孤苦零丁，以至举目无亲，流落街头，赧颜行乞云云。
“合段”：“乞求各方善士贤人周济危难”，“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敬乞者今生不能报答，来世愿交牛马，衔环相报”，极尽赞颂之意。
“告地状”：多为老弱病残，当然也不乏一些“装相”的混杂其间。他们一般不多说话，只以呼号、呻吟、哭诉引起路人注意，或者干脆默然不语，以“状”代言，只是可怜兮兮地坐、卧于“地状”后，围观者阅状后若动了恻隐之心，自然会掏几个零钱掷于“状”上，“告地状”者则伏地作揖、磕头，千恩万谢。
“叫街”或“行讨”则是残疾型乞丐更多的乞讨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自暴自嘲自贬的特征更为明显。乞丐通过展现自身的生理缺陷以博取世人的怜悯，残疾乞丐的自我暴露、自我嘲讽往往能够一种强烈感官刺激，进而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此时再行讨则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前面我们说到过的残疾型乞丐的种种自暴自嘲行为，如“日照西”、“摸光明”、“独眼龙”、“翻太岁”、“看照壁”、“垫木手”、“解粮草”、“驼石头”等等，即是显例。
比残疾乞丐的自嘲行为为更进一步的是自残自虐行为，乞丐以种种“惨不忍睹”的方式摧残自己、虐待自己以震撼世人的心灵，引发人们的同情，但更多时候是引人生厌，甚至是令人发怵，于是赶紧掏钱打发掉他们，免生麻烦。而在乞丐看来，不管人们作何反映效果都是一样的，能讨得钱物就行。自残自虐的行为被乞丐们称作“苦讨”，它的方式有：“以硬物击打胸脯”、“排刀”、“拉破头”、“脑门上钉钉”、“吞刀”、“耍蛇”、“双鳝钻洞”、“点凤头”等等。
例如，以硬物击打胸脯就是一种典型的自残自虐行为。开封的“叫街丐”即用此技，他们以闹市、通衢要道和庙会、集市为主要乞讨场所。不论春夏秋冬，皆上体赤裸，或仅以破麻袋片复背，袒胸。手拿一半截砖。或坐或跪于地，嘶声拖腔呼讨。每呼喊一句或数句，即以半截砖或旧鞋底当胸一拍，胸部常厚肿而隐现血迹。因其声状极惨，加上闹市人多，光“馍票”一晌就能要到数十斤（每个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