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历史和文化-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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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形成庞大规模之前，这座图书馆也是从简陋开始的。最初几个书柜就足够存放大学的图书了，它们先是存放在大学的贵重物品保管库里，后搬到老学堂东厢的一个房间里。当彼得豪斯学院的学院图书馆已经拥有了300多册图书时，1414年的大学图书馆的目录上才有122册图书。主要是宗教作品，神学和教会法，除此以外也有中世纪的古典名著，伯丘斯的《哲学的慰藉》，一部1400年前后诞生的收有乔叟译文的花体字手稿—它是现存的三部原始手稿之一。在改革风波中这所大学图书馆再次缩水。但它当时也得到了一些最珍贵的手稿，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捐赠给他的母校的。同年，它成为英国国内五个版权图书馆之一。法律规定，凡大英帝国出版的每一种图书都要赠送它一册。该特权带来了膨胀性后果，但最有价值的渠道源自别处。
1715年，乔治一世捐赠给大学近3万册书，以感谢剑桥在国王雅各布二世的追随者们起义的那一年对汉诺威家族的忠诚，而这位国王向造反的牛津派去了军队。这座皇家图书馆的橡木书橱还放在过道里，原是不久前刚去世的艾利主教的图书室。约翰·穆尔除了医学和法学作品外还收集了帕拉第奥、牛顿和莎士比亚的初版，中世纪的考证文章如贝达的《教会史》、《瑟恩之书》和《鹿之书》等花体字图书珍品。这位爱好图书的神学人员特别喜欢威廉·卡克斯顿这位英国的古滕堡，穆尔收集了40多种他的作品，包括第一本用英语印刷的图书《特洛伊史回顾》。除此之外，西塞罗的必修课《论责任》，1466年在美因兹印刷，也随皇家图书馆来到了剑桥：这是一位古代经典作家的第一本印刷图书，同时也是英国收藏的最古老的印刷图书。
王室的这一捐赠使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增加了3倍。馆里的一些珍品只有在举办特殊展览时才能见到。人们坐在珍品书籍阅览室里，研究着，俯身在亨利三世的动物寓言图书上，沉浸在佛兰德人的祈祷书中。它有4500册古版书，是英国国内的第三大收藏，仅次于大英图书馆和博德利图书馆。珍藏品包括《剑桥伯撒抄本》，一本有1600年历史、使用安色尔字体①的新教徒和使徒史手稿。图书馆里最早资料的年代要比这古老得多—中国甲骨文，刻在骨头上，始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
当维多利亚女王1843年访问剑桥时，这座大学图书馆也在参观之列。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介绍说，这里有一些有趣的手稿。女王听后回答说：“是的，亲爱的，不过不要停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长廊将近有180个书柜。听起来好像周围都是世界伟人，参观者一边想着，一边沿着走廊前行，像伦茨穿行在山里：“他不感觉疲累，只是他有时候因他不能倒立着走感觉不舒服。”这是一个由很多图书室组成的图书馆。它接受了教会人员、学者和机构收藏的图书：罗伯特·沃波尔首相的档案室、彼得伯勒的大教堂图书馆、杰弗里·凯恩斯的私人图书室、皇家公共福利协会的藏书。仅达尔文档案馆就有数百部手稿和数千封信件，很多均未公开过。
老图书馆的书橱里摆满了书，再也放不下了，这首先是因为阿克顿图书馆的7万册书，那是1902年在泰根塞湖畔去世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图书室。他是外交官和格拉德斯通的亲信，也是第一个在剑桥得到皇家教授席位的基督教徒，同意大利的侯爵们和巴伐利亚的伯爵们有亲戚关系。有一段时间阿克顿勋爵曾经担任过维多利亚女王的司库大臣，她赏识他，因为他是她的帝国内惟一“在我的外国亲戚去世时能用他们的语言致悼词的人”。1992年，东柏林作者斯蒂芬·海姆没有将他的私人档案捐给一家德国图书馆，而是赠给了剑桥大学：日记、书信和全部的手稿。谁将来想研究海姆，必须到剑桥来。
大学图书馆对面是纪念馆大院，它的设计师就是1923年设计克莱尔学院的贾尔斯·吉尔伯特·斯科特男爵。这座新乔治式学生宿舍是学院首次越过后园向西扩建，这一举措当时争议很大。1986年起，克莱尔学院的新图书馆将开放形的配楼封闭起来了，那是菲利普·道森男爵的一座银灰色八角形砖建筑。亨利·穆尔1956年的作品《阵亡战士》纪念着本学院的阵亡者。它的旁边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松树。自然和艺术并存，像这里的一切一样自然：生活，学习，死亡。
第四部分 剑河对岸第33节 鲁滨逊和丘吉尔
很简单，一所值得读的大学能让学生亲自接触到一流的影响和威胁，让他能适应它们。”
—乔治·斯坦纳，《错字》，1997年
你也可以资助兴建一所学院，像大卫·鲁滨逊那样。鲁滨逊15岁离开学校，在剑桥他父母的自行车店里工作。后来他发现靠出租电视机能挣更多的钱，多得足够成为英国最成功的赛马场老板，最后出资约一亿马克创办鲁滨逊学院，终于成为故乡名流。1981年，伊丽莎白女王亲自为它的创立主持仪式，并将这位自行车商人的儿子晋升为贵族。和中世纪时一样，这所剑桥最年轻的学院也是五脏俱全：门楼、礼拜堂、食堂、图书馆和可容纳400名左右学生的宿舍。
一条砖式斜坡从格兰奇路通向鲁滨逊学院的大门。门楼陡直高耸，好像有人从塔上拿弓箭瞄准着似地让人望而生畏。外墙很长，墙上的棚架和窗棂像吊门似的。学院碉堡似的坐落在大路旁。格拉斯戈夫的建筑师安德鲁·麦克米伦和伊希·麦茨斯坦在一个反“L”形的平面上设计了两个建筑圈；外围是办公室、礼拜堂和图书馆，内围是学生宿舍和食堂；中间是由一座座狭长庭院组成的狭谷，像修道院一样幽闭，这是通向各楼梯单元的入口。钢筋水泥框上贴着面砖—125万块手工制作的、各种红色调的多塞特砖。礼拜堂入口呈几何级数的门厅表明，缸砖建筑传统在这里发扬得多么出色。礼拜堂也很了不起，约翰·派珀为它设计了两幅玻璃画，用色彩再现了《世界之光》。而在这些建筑的双重阻隔后面坐落着剑桥最漂亮的学院花园之一，有小湖和古树。那里还有一棵罕见的垂枝红杉，一棵巨杉树，它典雅忧伤地低垂树梢，像玛丽·威格曼的舞蹈人物。
鲁滨逊学院是剑桥的第一所为男女生创建的学院，同时拥有假期会议中心的所有设备。到目前为止，工程只完成了三分之二，还计划建一座北配楼。对面的赫谢尔路上，克莱尔学院1966年创建了一所自己的研究生院—克莱尔学堂。它是一位生活在斯德哥尔摩的英国建筑师设计的—拉尔夫·厄斯金。他的一座学院式村庄和传统的学院规划及其大结构形成了反差：一组房屋、公寓和公用房间，由一座座小庭院连在一起，没有哪座学院似这般家庭一样亲切。富有表现力的独特轮廓、自然建材、出人意料的平面转换—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剑桥西区符合时代精神的延续。
“现在有时间干点别的事了。”1955年，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退职了，有10年时间无聊得要命。一群有影响的朋友利用这个机会，争取这位退休者为教育事业服务：兴办丘吉尔学院。1960年，在这所用一位健在者的名字命名的学院里，战后的丘吉尔崇拜达到了高潮。供创办学院使用的捐赠物从各个英联邦国家源源不断地寄来：罗得西亚的铜，印度的地毯，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日利亚的木材。学院围巾和划船采用了丘吉尔最喜欢的颜色—巧克力棕色和粉红色。学院的口号是“前进”，丘吉尔在1940年5月举行的著名演讲中的关键词（“让我们一起前进”），一个坚持的口号，而该学院的创建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冷战的高峰期，“前进”的意思是：丘吉尔学院应该提携新的技术精英，以确保英国的领先地位。
受麻省理工学院的启发，该院重点培养自然科学家。按照章程，必须有70％的学生和导师属于数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由丘吉尔提名的首任院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核研究专家约翰·科克罗夫特男爵。但我们在门厅里读到了那句格言，完全符合古典式剑桥传统，一句维吉尔的诗：“能认识世界根源的人是幸福的。”
国家、工业和私营经济没有为兴办这所学院出资。无论在空间还是人员上，这都是规模庞大的项目。学院原计划招收60名院士，现在却有140多名院士和540多名学生。穿过双塔式砖门，你就走进了一个建筑群和草地，视野很开阔，好像这块17公顷的地带只是无限机会的开始。这些庭院像卫星一样包围着公用建筑的核心—食堂、教室、图书馆。传统的庭院结构和校园风景在这里重新组合了。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有朴实的平顶、柚木框窗，还有一丝冷酷。食堂像丘吉尔的战争演说一样盛气凌人，有三个水泥筒式拱顶。
在草坪上，一尊巴巴拉·赫普沃思的雕像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抽象魅力。当年的另一位风流人物此时离开了这所学院—文学史学家乔治·斯坦纳。他不读“中世纪的林中仙女们”，而是除了抒情诗就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座无虚席的课堂上讲结构主义、文化和野蛮，这些非正统的内容使得他不受学院当局的喜欢，却因此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尤其是在越南战争之后。乔治·斯坦纳成了一名文学泰斗，但直到1974年离开剑桥时，他才获得一个教师席位。
如果你还去参观学院礼拜堂，它位于校园最远的地方。原先是要将它建在大门旁的，后来没有建。遗传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抗议说，礼拜堂是过时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群体里。这位著名的院士在他致丘吉尔的抗议信中放了10个蒙尼①，资助修建一所学院妓院。这是一个有用的设施，克里克写道，人们慢慢地也会给予学院妓女和学院神甫一样的“晚餐权”。但丘吉尔学院1967年还是建起了一所小礼拜堂，布置得很世俗，是私人资助的，由一个专门的基金会维持，示威性地建在体育场边，让人更以为它是一个有点古怪的厕所。但冷冷的墙后是一个高度紧凑的内室，呈希腊式十字平面，有约翰·派珀绘制的玻璃画。
1992年，在礼拜堂和学院之间的草坡上，默勒中心落成了，它是一座浅褐色的砖式长建筑，有砂石嵌条和筒形穹顶，“像是从一支牙膏里挤出来的”。旁边是一座八角形宾馆，有着金字塔形玻璃圆顶。这个老式的会议中心也是一座有70个房间的宾馆，是丹麦建筑师亨宁·拉森设计的。由他的老乡梅尔斯克·麦金尼·默勒—一位船业和石油大亨、丘吉尔的崇拜者，出资兴建。丘吉尔男爵不仅给他的学院留下他亲自栽种的一棵橡树和一棵桑树，还留下了文学、政治、私人作品和具有极大历史价值的资料。如今，丘吉尔档案中心保管着近300名政治家、军事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遗作，既有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首相的，也有流亡的女核物理学家利瑟·迈特纳的。牛津大学毕业生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将她的档案托付给了这所剑桥学院，而不是博德利图书馆—算是对牛津大学拒绝授给她荣誉博士头衔的小小报复。
当你离开这所学院时，请绕过街角，走斯托雷路。路南侧有几间世纪末的工艺品屋，麦凯·休·白利·斯科特一人就设计了5座（29号、30号、48号、54号和56号）。最著名的48号在2000年以300多万马克卖出。对于自然科学家们来说，剑桥西区这一部分吸引他们的完全是别的东西：马丁利路南的新卡文迪什实验室。如果你在临近M11公路前的草地上见到一顶8根杆的巨大帐篷的话，请注意：这不是隆卡利马戏团，而是施罗姆贝格楼。迈克尔·霍普金斯男爵1985年设计了这座多功能的石油和电子技术科研实验室。这是创新闪烁的高科技信号，“剑桥现象”的标志，作为国王学院礼拜堂的竞争画面受到高度宣传，广为拍照。有些圣像苍白得多快呀，就像新市场的股票。
第四部分 剑河对岸第34节 壶园的收藏家
每所大学都应该有一座壶园。
—吉姆·伊德，1970年
壶园所在的小山名叫蜂蜜山，用帕尔姆斯特吕姆的话讲，确实“是一个甜蜜的体验”。草坡上是几座小屋，树后是圣彼得教堂的尖塔。壶园是一个人的住处—吉姆·伊德，他和他的艺术收藏品一起生活在剑桥这个乡村似的角落里，并想和其他人分享这种生活感受。壶园是座艺术味浓郁的房屋，但不是博物馆。像做私人拜访一样，你必须先按门铃才能进去。你需要在一本会客簿上登记，一位客气的女管家说道：“请随便坐。”作为一位不能亲自接待你的收藏家的客人，你可以随意参观：吉姆·伊德早就不住在这里了，但一切仍然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
一张桌子上放着圆形鹅卵石，一个由白球、灰球和黑球组成的陀螺，一只滨鹬的黑白照片，粗糙的木地板，白色的墙壁。本·尼科尔森和他的妻子维尼弗莱德的画作，克利斯托弗·伍德、艾尔弗雷德·沃利斯、若昂·米罗的画。橱上和台子上摆放着伯纳德·利奇和露西·里的雕像和陶器，一架大钢琴上摆着康斯坦丁·布兰库希的《普罗米修斯》石刻头像。放在瓶子里的有贝壳、石头、干花、羽毛。这位收藏家寻找的不是孤立的杰作，而是自然和艺术、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他从表现形式的宇宙里将一些拿进他的小屋。
哈罗德·斯坦利·伊德出身于威尔士的一个卫理公会教派家庭，他在剑桥上学。他本想成为画家，像他所崇拜的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那样的一名画家。当他结束了在伦敦斯拉德学院的学习之后，于1920年成了泰特画廊的助理人员。不久后他结识了尼科尔森夫妇。他们让他大开眼界，让他认识了同时代的艺术，认识了毕加索、布拉克、布兰库希。当时几乎还没有人赏识的本·尼科尔森将自己的画作卖给他，差不多只卖材料的价格。今天，壶园收藏的光是本·尼科尔森的作品就有40多幅，从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水果静态写生画到60年代的几何抽象画。吉姆·伊德是艾尔弗雷德·沃利斯画作的最早收藏者之一，这位圣艾夫斯的大名人共有近百幅作品。当法国雕刻家亨利·戈迪耶－布热斯卡的雕像来到泰特画廊而没有人想要它们时，伊德倾囊购买。壶园收藏的这位旋涡画派①实践者的作品也比大多数博物馆里要多。
1936年，吉姆·伊德离开泰特，迁居摩洛哥，但他没有在这个享乐主义者和冒险家的乐园无所作为。他写作、旅行、举办艺术讲座。1956年，他携妻子海伦返回剑桥。他们在圣彼得公墓旁找到四座17~18世纪的半倒塌小屋，加以维修，将他们收藏的艺术品布置在那里。每学期，伊德夫妇很早就为参观者打开屋门。许多大学生在这里喝茶时发现了现代派。伊德将原作借给他们拿回去挂在宿舍里，因为艺术对于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位从前的女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对宗教非常虔诚，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壶园是个精彩的地方。展品、灯光和空间十分协调。尽管东西很多却不显拥挤，而是简洁、宁静、和谐。伊德认为，这里要展现的是“基本的秩序”。“我们必须不断地认识它，我们不想被迅速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淹没。”
1966年，伊德夫妇将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