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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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 30 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他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
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
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
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
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 30 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己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人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侗的门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 11 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 3 时 30 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侗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有把握。
9 月 22 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 10 时30 分至中午 12 时 15 分，从下午1 时 15 分至之时 30 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 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 14 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下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下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下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汁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 200 米远的地方。直径约 6 米，深 2 米～4 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 4 所～6 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是在警报拉响后人员全部离开了房子。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没有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后面，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旁，两枚炸弹炸毁了 6 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弹坑的周围，正在从这些中国房子的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村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损坏，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中央党部里不许我进去。据说在那里投下了 5 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 8 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 10 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村前面焚烧纸钱。
9 月 23 日
今天天气很闷，下着小雨，因此没有空袭。我听说，那个带着使馆全体人员登上在下关码头游大的美国军舰“吕宋”号的美国大使现在已决定，不离开它目前停泊的位置（我不是说过吗？——英雄精神会传染！）。英国大使和法国大使一开始就坚决拒绝了日本人要他们离开南京的要求。据说我们德国的大使同样留在了南京，也有说他旅行去邻近城市（芜湖？）后又返回了。基斯林—巴德尔糕饼店的面包师（谢尔先生）搬进了前哈普罗公司一名职员在新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那里被视为特别安全。可是经过昨天空袭后，现在人们已不再信任它。他随即在今天又搬家了。搬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找到。糟糕的是，谢尔不再烤面包了，因此我们也不再有面包了。我刚从国家资源委员会带回一张价值 1500 英镑的订单。在战火纷飞时得到这样一笔订货真不赖，虽然这仅仅是个一般『性』成绩。西门子洋行上海总部来了一封十分亲切的信，信内表达了理事会对我安全的担心。根据该信的意思，我可以采取一切我认为对我个人安全有利的步骤，也包括离开南京。多谢了！信使我感到高兴，但是，假如我留在这里，此刻该怎么办理战争保险呢？对此也许会来一个答复。
9 月 24 日
以往，人们都会为阳光明媚的一天而高兴，现在我们却担心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阳光明媚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日本人的空袭，为此我们希望晴天要尽可能地少。昨天是阴雨天，所以我们没有挨轰炸；今天收音机里报告说，一个由 40 架日机组成的飞行大队昨天已经飞往南京，但在半路上又折了回去。今天下了雨，云层很低。因此我们都高兴地走了出来！所有报纸上都刊登了全体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对违反国际法空袭南京平民的抗议。日本人对此却平静地答复说，他们只是一如既往地轰炸了建筑物或是军事目标，绝对没有伤害南京平民或是欧洲友好国家侨民的意图。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至今绝大部分的炸弹并未命中军事目标，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头上，而且调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贫穷的人受害最严重。挤满难民的火车和仓库，受到了最猛烈的轰炸。上海市民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最近，在一场猛烈的轰炸和在防空洞里蹲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打开收音机（波长 600——上海），想听点音乐换换脑筋，却听到正在播送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末了，播音员还情绪过分激动他说：“此首乐曲是上海殡葬机构理事会的深情奉献！”
此时还有更好的奉献吗！
德国大使馆送来一份请柬：
定于今天（星期五）下午 3 时 30 分举行座谈会。敬请全体德国公民参加。
9 月 25 日
阳光明嵋，天气晴朗！这样我们就可能会有空中来访。假如紫金山被乌云笼罩，那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朋友和敌人都担心自己的飞机会撞上山头。这是中尉阿德霍尔特对我说的。他一定知道这事，因为在这里他是探照灯和高炮方面的专家。
根据今天德文《远东新闻报》的简讯称，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为保障留在南京的德国人的安全，已做好了准备。我们听到后都急于想知道他要怎么做。昨天在大使馆举行的座谈会上，他透『露』了一项很不错的计划。他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国轮船“库特沃”号，据说，每天租金为 1000 墨西哥比索，这艘轮船将载着凡是能离开的德国人溯江而上，也就是说离开危险区，但不太远，以便不久又可以返回。我说这是个好主意。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登上这艘轮船，因为还缺少必不可少的运送我们登船的摩托艇。尽管大使馆的几位官员（许尔特尔和霍特）有一艘摩托艇，但它目前并不能使用，据说，是发动机有『毛』病，即使能开动，每小时也只能行驶两海里。这样，要登上轮船就很困难。为此还必须再找到一艘汽艇。此外，“库特沃”号还必须尽可能驶入下关，停在一艘外国军舰的附近，以便人们能迅速和安全地登上轮船。
9 月 25 已晚上 7 时 30 分，在烛光下
哎，我们的来访者早该走了，它们的表现很不得体，逗留的时间太长了，即：9 时 30 分～10 时 30 分；12 时～14 时 30 分；15 时～16 时 20 分。
后来，在 16 时 45 分还有一次虚传的警报。这样，我陪同施特拉斯尔博士进午餐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14 时 30 分～15 时）。施待拉斯尔博士是在到银行去的途中躲避到我这里来的，不得不在我这里待了一整天。上午 11时～12 时之间我正在铁道部，幸好还能够很快地和李法堂及冯谈了有关合同事宜。16 时 20 分，我试图和韩（湘琳）先生赶到下关去看看电厂的情况，但两次都被军人和警察挡了回来，因为城北方面还没有收到”警报解除”的信号。突然之间，电动警报器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开始改用警察设置在交叉路口的警铃报警，看来发电厂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我们第三次去电厂的途中，到了厄梅上尉那里（西流湾）就停下了，新一轮警报（后来证实拉错了）又把我们吓走了。我们冒着危险坐汽车回到了家。下午 5 时左右，一切危险都过去了，我们才又到下关去查看。有 8 枚炸弹落在电厂。当时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飞机的残骸和失去脑袋的日本飞行员的尸体掉在总机房的后面。电厂里没有人遇难，只有几个苦力因玻璃碎片受了轻伤。但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被炸死在电厂的大门口。他们当时一定是想逃进某个防空洞去的。那里的大楼看上去破坏得最惨。有几枚炸弹（据说只有两枚）击穿了房顶和配电设备上方的混凝土板，在配电房里爆炸，配电设备因此被全部破坏。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其中三分之二已不复存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已被挤成一团。办公室里所有东西被炸得粉碎，楼上办公室的墙壁都炸飞了，只剩下了钢筋水泥柱，其中一部分已经开裂或是弯曲了。很粗的 t 形钢结构横梁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只有一个地方轻度弯曲。锅炉设备以及涡轮机奇迹般地依然存在，没有损坏，只有位于南墙的一台涡轮机（我估计是一号涡轮机）似乎受到了一点损坏，至少钢外壳上有几道箍脱落了。整个机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约1 厘米大小）达几厘米厚。肯定是由于炸弹的气浪产生一种吸力，把总机房的全部窗子向内撕拉而造成的。我和陈厂长以及几个工程师一起对大楼简单地查看了一下后，便决定由我请求我们在上海的总部派一名工程师来，查看损坏的情况，并提出意见。给予帮助，因为最高统帅对此十分关心，要求电厂尽快恢复正常。我们在黑暗中坐了片刻。晚上 7时，街上的路灯又亮了。我还不清楚是哪里来的电。韩（湘琳）先生说，它来自浦口铁路照明用电发电站。
城里落下了一大批炸弹。又有一架日机在城南被击落，礼和洋行的梅尔基奥尔刚才打电话告诉我，他从瓦茨尔家的房顶上看到，这架飞机是在 3000米高空被击落的。
9 月 26 日
呸，天皇殿下！午夜 2 时 30 分，他们还把我们从床上叫了起来！电动警报器又恢复正常了。据我此刻得到的证实，浦口津浦铁路的电厂已和南京的市内电网并网。这是一件大好事。我房子里的电灯也亮了（今天凌晨 2 时 30分还是黑洞洞的）。于是，我没有系领带，只穿着睡衣和睡裤就走进了防空洞。如同往常那样，这里已挤满了中国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