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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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8 时，德国大使馆的 3 位先生以及克勒格尔在我这儿用晚餐（还喝了克勒格尔在沙尔芬贝格那儿弄到的酒）。我请他们讲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上乘客的命运，讲“蜜蜂”号和“帕奈”号的命运。许尔特尔宣读了罗森给柏林外交部的报告，遗憾的是我至今没能得到这份报告的副本。罗森博士认为，我们 22 个留在南京的外国人，表现得就像罗马的首批基督教徒那样勇敢，他们在斗兽场都彼狮子吃掉了。但狮子则根本不喜欢我们、它们喜爱吃中国人的肉。在被问及他对待日本人的立场时，他用一则土耳其谚语回答我们（他曾在君士但丁堡公使馆工作过）：“在你没有走过桥以前，你得叫雄山羊为伯伯。”这个忠告不错，我在这期间的态度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像农民对待雄山羊一样。就在 8 时，当我们准备坐到桌旁用餐时，我邻近的一所房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后面失火了，看来大使馆官员的到来根本不会打扰接到命令纵火的日本士兵。因为几个星期以来我对邻舍的这种照明方式己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因这起事件而惊慌。
南京平仓巷
1938 年 1 月 10 日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关于您要求秘密提供国际委员会的状况和委员会对日本人征用其救援资金企图的态度等方面的情况，我在下面将事态的发展向您作一简短的介绍。
我们1937 年 12 月 17 日的信（卷宗 z9）应该说向日本当局作了必要的解释，因为总领事冈崎胜雄在 12 月 16 日来访时声明，日方虽然不能承认我们的委员会是合法的，但仍想同我们谈判，就像承认我们是合法的那样。在上面提到的信的第 6 页我们写道：“我们在此重申，我们无意继续履行原南京市『政府』赋予我们的半行政职能。我们期望贵方能尽快担当此任，以便我们能作为一个单纯的救济组织开展工作。”至于我们的储备，在 12 月 15 日的会晤中，我们被日军司令部指挥官告知，我们可以自由支配。
然而 1937 年 12 月 31 日和 1938 年 1 月 1 日，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日本总领事已通知组织自治委员会（自治『政府』委员会）的小组可以接管国际委员会的储备和款项。
接着，我们于 1938 年 1 月 3 日的关于国际委员会状况的机密（内部）文件记录中确定了我们如下的立场：
我们是一个民间团体，成立的宗旨是帮助饱受战争苦难的平民。
1。食品和资金是供我们支配的，是供我们委员会用于上述目的的，因此我们要设法使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我们在使用我们的救济金时要适应当前这里的状况。
2。我们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们的合法基金单独支付报酬。（警察的薪金不由我们支付，而是由他们的行政管理机构单独支付。我们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条件同我们向其他所有的难民和自愿助手提的条件相同。市政当局派给我们组织的那 3 个职工的薪金单独汇给。）
拉贝先生为此作了准备，并于 1 月 6 日晚上当福田德康先生来访时把我们的立场非正式地通知了他。后者的来访是要私下地、非官方地通知拉贝先生，日本军事当局希望将来所有工作都由自治委员会做，还打算接管我们的全部资金和储备。因为福田先生请拉贝先生在私人信件中向他解释我们的状况和立场，拉贝先生当即召集了委员会会议，在会议上商讨并确定了 1 月 7 日拉贝先生给福田先生的复函文字。（见卷宗 229）
这样事情暂时平静下来了。然而，当 1 月 8 日星期六日本军事当局要强制关闭我们的大米出售点时，我们经过同自治委员会新任食品委员王承天先生协商，于昨天决定今天早上自愿关闭我们的大米出售点。我们在 10 天之前就想这样做，但是到昨天为止自治委员会根本没有能力接管大米出售工作。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进行大米的免费发放。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派人用我们的 5 辆卡车运输日本军队向自治委员会提供的 1 万袋大米。对于出售的大米，我们将计运输费用；而对于元费发放的大米（额外提供的 1250 袋据说要在安全区以外地区免费发放），我们不计运输费用。
企图把我们排除出去的又一步骤今天早上做出了，军需物资供应处主任石田少佐先生突然拒绝履行他从前同我们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他应向我们出售 3000 袋大米和 5000 袋面粉用于救济目的。我们不想向自治委员会购买这批储备，因为只要它把大米、面粉和燃煤供给安全区或者向平民开放的别的地方，我们就完全满意了。在这期间，我们尽力保持一定的储备，以防这个新机构崩溃或以防有人试图通过得到的垄断地位提高价格。
感谢您对我们有利于南京市民的事业的关心。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附件：
1。1 月 7 日约翰·拉贝先生致福田信的副本。（卷宗 z29）
2。”关于恢复南京正常生活秩序意见书”（卷宗 z30），是我们为自治委员会写的文件记录，福田先生向拉贝先生素要了它的副本。
1 月 10 日
昨天夜里，当我的客人都走了之后，我庆祝了迟到的圣诞节。罗森博士给我带来了信：12 月 20 日、24 日、27 日和1 月 6 日妻子写于上海的信，11月 12 日格蕾特尔写于哈尔特恩的信和 12 月 5 日奥托写于慕尼黑的信。还有两张格蕾特尔同乌尔西和古德龙的照片。我还得到了一本好书《蒂尔曼儿子的历史》、两根塞佛拉香肠、两包克耐格尔面包、胰岛素和两磅黄油。所有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身边如此可观，我觉得就像一个得到馈赠的士兵一样，我想我同我们的奥托一样兴高采烈。
1 月 10 日，上午 9 时
克勒格尔拜会了石田少佐后带来的答复是，日本人不准备向我们出售已答应的大米和面粉，他们只准备向自治委员会提供。抢在日本人的命令之前，我们于今天早晨停止了大米的出售，这使中国的难民感到了极大的失望，因为自治委员会直至现在还没有设立自己的出售点。同势因此而变得严峻起来！
罗森博士到总部拜访我们。日本人像对我一样，也请他在他的报告中要小心一点。他说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报告的是，您切断了我们的供水和供电。
南京宁海路 5 号
1938 年 1 月 10 日尊敬的阿利森先生：
因为贝茨博士先生调查了涉及里格斯先生的那起事件、我请他给您写一份特别报告。在这里附的事态报告中，我只作为“187 号事件”列举了该起事件。“事态报告”是我们迄今作的关于日本士兵在安全区内暴行的报告续篇。
前 4 个事件（180 号—183 号）表明了住在中山路军事机关附近的平民处于何等的危险之中。
184 号和 186 号事件说明打算重返住所的人去遭遇到的困难。
185 号事件是一个清楚的证据，它表明了日军在处决平民时的惨无人道，更重要的，同时也涉及到我们自身的是，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威胁，因为整个地区尤其是池塘里还躺满了尸体。到现在我们城里幸亏还没有暴发瘟疫。然而，如果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尤其是如果饮水不洁，我们就始终面临着暴发传染病的危险。
187 号事件说明，在维持士兵秩序方面，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我们都应该信赖的日本宪兵中有几个人品德恶劣。对于这点，贝茨博士先生已指出。罗森博士先生今天告诉我，他建议日本人在必要时把他们一流的宪兵部队从东京调到这里来。
希望这些消息对您有用。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事态报告
180）1 月 8 日夜里，五六个日本士兵闯入沈举人巷 22 号的房屋强『奸』『妇』女并用手枪枪杀了几个中国人。（报告人：李女士，32 岁）
181）同夜，4 个日本士兵敲高家酒馆 45 号房屋的大门要求进入，由于人们没有立即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用手枪『射』击。3 个『妇』女被强『奸』。（报告人：袁家 3 名『妇』女：21 岁、25 岁和 29 岁，地址同上）
182）1 月 7 日，2 个日本士兵企图强『奸』一名年轻姑娘，要制止这一罪行的张福熙（音译）被刺死。（慈悲社 7 号）
183）1 月 8 日下午 6 时，3 个日本飞行员在华侨路 4 号强『奸』一名姓高的 18 岁姑娘，并用手枪向四处『乱』『射』。
184）1 月 9 日，一名老年男子从安全区回对过山去看自己的房子，以确认是否能搬回去。他到家时，发现他房子大门口有 3 个日本士兵。这 3 个日本士兵二话没说就朝他开枪，打伤了他的双腿。这名男子目前在大学医院。（威尔逊大夫）
185）1 月 9 日早上，克勒格尔先生和哈茨先生看到一个中国平民被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士兵赶到安全区内山西路旁边一个池塘里处死的情景。克勒格尔和哈茨到那里时，这个男子踉踉跄跄地站在薄冰层破碎的齐『臀』深的池水中，奉军官的命令，日本士兵趴倒在一个沙袋后面开始『射』击。第一枪击中男子的肩膀，第二枪没有打中，第三枪才把他打死。（报告人：克勒格尔、哈茨）
我们当然无权对日本军队合法的处决提出抗议，但是这种处决方式无疑是欠妥的、残酷的。此外，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再谈一谈我们在同日本大使馆先生们的私人交谈中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池塘受尸体的污染大大减少了或者说破坏了安全区内的水源。这种状况的危险『性』在长时间的缺水时期尤其必须指出，特别是因为城市自来才管恢复得很少。
186）l 月 9 日下午 3 时左右，米尔斯牧师先生和斯迈思博士先生前往双塘视察那里的收容所，同时也为了查实有关城区（城市西南区）的局势是否允许居民返回。他们到达时遇到一个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的『妇』女，她刚刚遭到了 3 个日本士兵的强『奸』。（报告人：斯迈思、米尔斯）有关双塘难民收容所的特别报告几天前由米尔斯牧师作出。
187）1 月 9 日夜里，日本宪乒队的一个岗哨从汉口路 25 号斯迈思博士先生住宅里拉走一名『妇』女，并从另一所房子里拉走第二名中国女子。正要返回汉口路 23 号自己住所的里格斯先生碰见了这个岗哨，并且被他用刺刀威胁。（见贝茨博士先生和里格斯先生的特别报告）
1 月 10 日
16 时，自治委员会在安全区内我们总部附近设了一个大米销售摊位。这样我们暂时可以从极度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米尔斯牧师带我造访了美国大使馆，把我介绍给了阿利森先生。我们迄今对一再发生的日本士兵的罪行，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馆递交抗议，阿利森先生答应，只要涉及此类抗议，他会继续协助我们的工作。
1 月 11 日
上午 9 时在宁海路举行难民收容所全体所长会议。有 20 多人出席。菲奇和我发表了讲话，表扬了全体管理者，我们自己也受到了赞扬。因力会议要开几个小时，要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卫生设施的改善、自治委员会的接管和其他许多问题，我迟了场去造访英国大使馆，在那儿我遇到普里多－布龙先生、陆军上校洛维特·弗雷泽、罗森博士、阿利森先生和许尔特尔先生。根据询问，这 3 个大使馆的全体先生部表示愿意接受我们就日本士兵的罪行每天作的报告，并向日本大使馆或向他们自己的『政府』递交这些报告。这对于我们委员会来说是大大地减轻了负担。如果这些大使馆不断地提出抗议，秩序也许很快就会恢复。
下面是一篇关于王兴尤事件的备忘录。一千通过某些关系为我们工作的前中国军官，被他的同胞出卖给了日本人，接着日本人逮捕了他。遗憾的是，一所美国大学的一批无辜的职员也遭逮捕。国际委员会由此陷入极大的困境。解救这名军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要尽最大的努力来挽救其他完全无辜的大学职员的生命。事情变得复杂了，因为人们还发现了埋藏的武器。
第一卷 22 备忘录
关于王兴龙事件的会议备忘录
南京，1937 年 12 月 31 日 14 时 30 分与会者：
许传音博士先生，住房委员
吴国京先生，佐房委员会第六区主任
m。s。贝茨博士先生，金陵大学救济委员会『主席』
刘易斯 s。c。斯迈思博士先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秘书
1。许博士指出，他不对区主任承担责任，这些区主任自行雇佣助手。
2。第六区主任是一位姓吴的先生，他对王兴龙并不很了解，但这两人来自同一个省，并且在王成为住房委员会成员时就相识了。蚕厂前厂长任则青（音译）由吴的父亲雇佣。他不是很能干，因此请这个王兴龙帮助他。
3。王以前是市警察局督察，这点吴是知道的。
4。前面提到的任嫉妒王，并把事情报告给了日本宪兵队。任今天还住在蚕厂。
5。吴称，埋藏武器的不是这 4 个人，但王却告诉日本士兵是这 4 个男子干的。
6。贝茨博士说，据在这份中文文件上签名的男子的陈述，有一个口叫林常（音译）（吴打断他说是陆常）的人以前到过那里，他因钱的事情同王有分歧，后来跑到日本人那儿去了，昨天又把其妻子从蚕厂接走了。此外，田中先生昨天还向他说过，这个王还在收容所强『奸』过『妇』女。但这点被吴否定了。
7。许博士询问我们的态度，贝茨博士告诉他，如果王以前是军人，我们就不能干预，因为这样的事件涉及军事事务。再说王是以外来人的身份到我们这儿来的。但我们（大学委员会）愿意为那两个佣人提供担保，此外，也愿意为牵扯进此事件的其他难民提供担保。
8。许博士动身去向日本大使馆报告。
1 月 11 日
今天，日本人中断了我们的大米供应。今天中午，我们为自治委员会进行的运输大米的工作停止了。下午，我还在办公室的时候，日本宪兵到宁海路 5 号我们的总部搜查。据说是寻找一包被一个难民抢走的旧衣服。这包衣服几天前有人从他那儿拿走了，并且藏在我们总部总干事菲奇的办公室里。今天下午我们总部所有的房间几乎都敞开着，只有菲奇的房间例外。这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他们将要把门撬开之前，克勒格尔来了，他让人取来了钥匙并当即把这包衣服交了出来。日本宪兵的态度令人不可思议。假如他们温和地要求进入，这包衣服也会立即交给他们的，实在用不着为此事包围整个总部。宪兵按照命令从四面翻越院子围墙，并且发现了我们存放在院子里的汽油和柴油储备。现在我们必须把这些储备转移到安全地方以免被他们拿走，因为我担心被没收。看来有人想把上面描述的这件事情制造成“一起事件”，因为衣服是被一个中国难民抢走的。我还得同大使馆取得联系，以确定我应该对这起宪兵侵犯事件持什么态度。我们可是不知道何时会有第二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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