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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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徽时,我的汽车立即被放行了。
今天下午,被日本人于 12 月 13 日解除武装的中国警察厅由自治委员会接管。
1 月 12 日
一个月前的今天,南京落入日本人之手。被枪杀的那个中国士兵还没有被掩埋,被绑在一张竹床上,陈尸于离我的住所约 50 米的街头。早上 7 时,波茨坦广场(新街口)附近两所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这是日本人惯常的用来暖手的晨人。我们对此己习以为常了,如果人不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点燃,我们就感谢造物主了。
我造访了德国、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同罗森博士先生、阿利森先生和普里多-布龙先生讨论了昨天我们的总部被搜查一事。他们同我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没有事先通知有关大使馆或者在没有大使馆的一个成员的陪同下,日本宪兵是不允许闯入欧洲人的房屋的。在提出要求方面,我比贝茨博士走得还要远些,他的观点写在下面这篇备忘录里。
今天下午城南发生了新的纵火案,又有一些中国人被杀害。我们向各个大使馆报告了一起特别可怕的事件。在这期间所有大米销售都停止了!既不允许我们往安全区运米又不允许运煤。日本人在安全区内张贴了告示,要求安全区的难民返回他们的住所。住所被烧毁了或者彼洗劫了,这并没有被考虑到。
为了同日本人友好相处,我想出了一个计划。我想解散安全区委员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也应有日本代表。我是否会成功,还要等着看。这个建议首先必须同安全区委员会成员和 3 个大使馆的官员们讨论。
对抄家、没收和恐吓的态度的建议我提出以下建议供批评和讨论:
这些建议是根据处理有关中国人的事件的经验提出的,这些中国人或者同美国人或美国机构存在有直接的雇佣关系,或者服务干在美国辖区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这方面的基础是合同、历史事件和习惯法,习惯法允许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并利用他们的劳动而不允许来自第三方的干预和恐吓的发生。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日本当局,近几年特别重视维护这些原则以防止对他们自己的职员产生压力。
1。我们承认有权力在我们的辖区进行被授权的和有秩序的抄家,尤其是如果在这样的抄家之前或同时对理由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2。我们不想保护作恶者免受对其行为结果的惩罚,也不想干预对居民进行合法的军事或政治的检查。
3。我们抗议违法地、没有理由地或强制『性』地闯入我们的辖区和房屋。
4。我们抗议任意干预我们在我们美国的辖区合法地建立机构或企业,也抗议强迫拉走我们的中国助手或者对其进行恐吓。
如果上述最后两个建议在深入的研究之后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在处理可能发生涉及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中国人员的事件时,可以把这两个建议作为积极的建议和要求一并加以考虑。
签名:m。s。贝茨
1938 年 1 月 12 日
事态报告
188)今天早上,两个按照规定由日本人登记了的中国人(马和殷)动身前往地处汉西门的马的住房去探望马失明的母亲。邻居告诉他们,地被日本兵打死了,他们看到的是她的尸体。在返回安全区的路上,他们被日本士兵拦住。日本士兵抢走他们的衣服,然后用刺刀戳他们,并把他们扔进了一条沟里。但是这两个中国人只有一人死了,另一个人苏醒了过来,爬出了沟。看到这一情形有同情心的同胞给了他衣服,因此他得以回到蚕厂。朋友们用一张床把他从那儿抬到了我们总部。菲奇先生张罗着把他送进了鼓楼医院。(受伤者向吴先生报告)
注意:这是想重返住所的难民对遇到种种困难的一系列抱怨中的又一个抱怨。
1 月 13 日
委员会其他成员不同意我把安全区委员会改组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建议。他们认为我们的安全区委员会事实上得到了日本人的承认,他们担心一旦我们自动解散老的委员会,人们可能会对我们完全不予理睬。我当然服从多数,因我们必须无条件地一致,尽管我认为,我的建议是为同日本人在友好的基础上共处并得到我们大家都希望的结果,即为防止难民饿死和使城市恢和复和平与秩序,指出了唯一的出路睡。
通过英国海军的传递,我收到了上海西门子洋行的一份注明日期为 1 月10 日的无线电报,让我处理完这里的商务尽快同韩先生一起去上海。明天我将予以答复,目前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这座城市。克勒格尔曾多次企图从日本人那儿获得许可去上海,但到目前为止每次都被拒绝了。
罗林博士和克勒格尔为了看看施梅林在阵亡战士孤儿院附近的住宅和埃克特博士在孙中山陵园地区的住宅,去了城外。两处住宅在 12 月 28 日虽然遭到抢劫,但还算完好。可今天被证实,两栋建筑在此期被烧毁了。在返回的路上,上述两位先生(乘坐罗林博士的大使馆公用车)被由福田陪同下的日本军官拦住。罗森博士和日本人之间开始了一场热烈的谈话。日本人想知道他为什么在城外逗留,就是说他为什么不服从日本军方的命令。(您为什么不服从日本军方的规定?)罗林博士回答说,他从没有许诺过服从日本军方的命令,作为一名外交官,他要求能够从事自己的事务,尤其是因为他准备查实在南京的德国人财产被日本人毁坏到了何等地步。日本人要求罗森博士写一份与此相应书面声明。罗森博士返回后把这起事件电告了上海,我急切地等待着结果。有机会斯迈思博士也要就昨天警察对我们宁海路总部的袭击事件向上海报告。英国海军电报了,上海德国驻南京大使馆转拍发:上海,1938 年 1 月 10 日拉贝接收:南京,1938 年 1 月 13 日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菲舍尔·菲利普斯结束商务事宜,同韩速来上海。拍发:南京,1938 年 1 月 13 日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的回电:拉贝致西门子洋行(中国)
对于您 1 月 10 日的来电回复如下:目前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均不允许离开南京。
罗森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自治委员会南京宁海路 5 号南京鼓楼新村 1 号1938 年 1 月 13 日
因为我们停止了用救济基金储备向前南京城市管理部门为维护秩序而派给我们的警察提供大米,我们在此把有关人员的名单寄给贵方。该名单和我们原先得到的档案名单一致。这份名单包括了奉命履行这一任务的全部警察的姓名。
我们希望,贵方可以在贵方新的管理部门使用这些警察。
衷心地祝责方为南京居民的幸福作出的努力取得良好的成就。
您忠实的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
1 月 13 日,下午 4 时
国际红十字会在鼓楼医院举行的会议上作出规定,对于送到医院来的病人以及由红十字会介绍来的病人是否应给予免费治疗,将由麦卡勒姆决定。前一段时间,约翰·马吉先生送来的免费病人太多,其中有一名『妇』女,送到医院的时候人们说她身无分文,但是在换床单的时候却在她的床上发现了300 元钱。在我的提议下,1月份红十字会提供鼓楼医院 5000 元款额用于免费治疗病人。而上个月我们从国际红十字会的款项中付给鼓楼医院的钱约为 9000 元。
张(国珍)的妻子经治疗已基本痊愈,可以出院。我们用汽车送她回家。张把他上月的薪水计 30 元全部给了医院,所差的款额我支付了。
自治委员会的吉米·王告诉我们,日本人提供给他的 1 万元全是日本军用钞票,甚至连日本商人都不肯收。原来答应给的 1 万袋米他只拿到 1000袋,仅够用半天。1938 年 1 月 6 日上海《新申报》的文章译文:
南京苏维埃大使馆发生灾难『性』大火。『共产』党人的秘密计划大暴『露』。『共产』党人为了销毁自己抗日运动的文件证据,纵火烧毁自己的大使馆。
1938 年1月 1 日上午 11 时,驻南京的苏维埃大使馆突然起火。所有建筑物都浓烟滚滚,火焰冲天,一直延续到下午 4时。1 月 2 日下午又烧了一次。整栋使馆楼被烧毁,使馆官员们的住房也完全被烧毁。邻近的居民谁都无法对这次失火提供详情。但是我们的南京通讯社的代表们还是从各个方面了解到一些情况。该大使馆的围墙特别高,人们不易攀越。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立即主动提出为该大使馆提供保护,但却遭到大使馆官员们的严词拒绝,他们称他们自己会负责保护。失火前的好多天,有人发现中国人不断出入大使馆这些楼房。夜里这些房屋有时特别明亮,给人的印象是在发出灯光信号。在火灾废墟中还找到了弹『药』箱。若是考虑到从调查中得出的种种事实,那么毫无疑问,大使馆内人员来往和物资搬运都是为了实施秘密计划和从事秘密活动。在此情况下,估计他们是担心,大使馆慢慢地会变得不那么保险了,因此宁可把所有房屋连同其危险材料付之一炬。只要人们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最近已决心全力支持持久的抗日保卫战争,并为此使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对前面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这儿我们只提一句流行的话:“日本人的纵火导致饥饿的民众穷困淙倒,流浪街头。”
这就是他们别有用心的骗人把戏。他们也散发反日的传单,目的在于挑起日本与其他国家问的不和睦。
1937 年 11 月中旬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南市后没几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也在那里纵火烧了一批房屋。他们总是采用这种方式。在松江、嘉兴和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纵火烧毁苏维埃驻南京大使馆又是『共产』党人卑鄙行径的一个例证,他们没有其他损害日本军队的办法。
以上为 m。s。贝茨匆匆所译。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搜查记:
1938 年 1 月 11 日,当我在下午 2 时左右到达宁海路 5 号我们的总部时,我发现总部整个区域已被日本士兵包围起来,大楼内也有许多日本兵。一个会说法语的日本军官告诉我,他正在寻找一包衣服,它是几天前住房委员会第六区任先生递交我们的。这军官已经搜查过其他所有房间,正等着菲奇先生办公室的钥匙。佣人拿来钥匙后,我们大家都到菲奇先生的办公室去,找到了那个军官所要的那包衣服。那个军官要我给他写一张转交衣服的证明。我写的证明如下(从英文译为德文):
兹证明一个内有中国人衣服的包裹已由任先生交给我们。按照任先生的说明,该包衣服是难民们枪来的,后来被没收,并交到宁海路 5 号我们办公室。
签名:克·克勒格尔
这张证明是当着日本陆军宪兵队一名宪兵的面写的。
签名:克·克勒格尔
任先生给我一份中文清单,说是里面的东西全都列在单子上。当时我没机会查看这份清单,那位军官和日本士兵们旋即在任先生陪同下离去了。
我查问这件事时,我们总部的人告诉我,日本兵早在 12 时半就开始包围我们的总部,随后有四五个士兵冲进房子,没有询问屋子里的佣人,也没有取得租住户拉贝先生的许可,就搜查起所有的房间。门房间日本兵要干什么,回答是他们要寻找坏人。因为士兵们没有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就走了。
下午 1 时 30 分,那个军官又带着士兵回来重新包围了整个总部,并指挥士兵翻越围墙,再次搜查屋子。这次也没有征得拉贝先生的同意,对佣人也不理不睬,只在门房处打听许博士在哪里。当一个佣人回答说许博士不在时,他几次被打;当佣人提出要去找一位外国先生来时,他们回答说不愿跟外国人打交道。因此佣人请人去自治委员会把王承天叫来。我下午2时到达时他刚到。
菲奇先生对此说道,这包不明不白的衣物是按许博士的指示于三四天前交给我们总部的,因为这包东西是一个难民抢来的。
签名:克·克勒格尔南京宁海路 5 号1938 年 1 月 14 日尊敬的阿利在先生:
谨寄上我们安全区卷宗的另一份文件(我们致福田先生信函的副本),即在此以前我们就向南京市民供应粮食和燃料事宜所进行的历次谈判的情况汇总。我认为,您昨天晚上对里格斯先生提出的关于我们燃煤的消耗量的问题由此也可得到答案。
我们对燃煤的需求量(12 月 30日的需求量——卷宗 z23)共计为:
用于粥厂 600 吨软煤(每天 10 吨,2 个月用量);
用于大学医院 50 吨软煤(此外还有现在需要的 50 吨硬煤);
用于市民家庭 1000 吨煤(软煤和硬煤)。
这和我们现在列出的 2000 吨需求量大体相符。当然,市民私人的需求量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可以根据粥厂的用煤量进行估计。即一吨米需用一吨煤。如果日耗量为 113 吨,那么两个月约为 8000 吨。不过也要考虑到市民烧火不仅用煤,也用其他多种燃料。)
请您不要对福田先生提及您收到了附上的信函副本,但您可以利用信中通报的内容。福田先生的表现很友好,在这件事上很配合,并且答应今天下午就和军事当局就此事进行磋商。我们不打算在信中提出任何要求,只想明确指出我们的需求量是多少。
顺致友好的问候,衷心感谢您的帮助。
您非常忠实的
签名:l。s。c。斯迈思南京宁海路 5 号致福田德康先生1938 年 1 月 14 日日本大使馆南京尊敬的福田先生:
12 月 21 日我们委员会几位委员曾提请日本当局注意,目前供南京市民用的粮食和燃料储备量不足、并恳请有关当局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局势。12 月 27 日我和福井先生就此事进行讨论,我特别就我们的米和煤的储备做了说明。福井先生回答我说,日军管理部门倾向于把分配大米的工作交由自治委员会办理;但他同时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设法搞到粥厂用的煤。后来只有一家煤栈供煤给自治委员会用于救济目的。我们于 12 月 27 日去查看了这家煤栈,当时它有 550 吨煤。但在这期间其他方面从这煤栈运走了几批数量较大的煤,因此只剩下 100 吨煤可供给我们的粥厂。
正当我们和福井先生谈判时,负责这期间日军军需处的 t。石田少佐主动向我方施佩林先生提出,他可以出售给我们较大数量的米和面粉用于救济。后来我们的克勒格尔和施佩林先生从石田少佐那里得到 5000 袋米和 1 万袋面粉的供货发盘,我们随即在 1 月 7 日向他订购 3000 袋米和 5000 袋面粉。石田少佐先生辽答应卖给我们 600 吨煤供我们的粥厂使用。然而 3 天后克勒格尔先生为了大米的交货事宜去找石田少佐时,他得到的消息是,他们既不可以卖米和面粉,也不可以卖煤给我们,因为全部赈济事务必须由自治委员会办理。
1 月 8 日,自治委员会告诉我们,日本人已经提供给他们 1250 袋大米,用于在安全区以外的地区免费分发,同时还提供了 1 万袋大米,用于出售。自治委员会请求我们协助他们运输这些储备粮。我们于 1 月 9 日即星期日立即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