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就老-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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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段话放到今天的物质生活上来讲。丰富的物质，数以万计的各种商品的各种品牌。50种面霜，50种卫生巾，50种牙膏……其实全都是一样的东西。看似选择多了，其实无所谓选择；对于自我意识比较薄弱的人来说，是无从选择。另外，1000种时尚杂志，1000本图书，1000首流行歌曲……全是一个味儿，无所谓选择和无从选择叠合在一起。购物狂的道德洁净感肯定比不上一个奉行节俭的人来得那么完整和充分。节俭是美德，这句话适用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财富积累，更适用于道德自修。
　　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如何获得在物质中的自由。如果不是因为贫困而被迫的话，主动降低物欲的一个方式就是尽量不做选择。我的方式是鸵鸟式的。比如最近我是这样的，我不用到超市去检验我的自控能力，是基本上就不去超市。50种也好，1000种也好，在我这里简化为零，于是觉得获得了很多的自由。那么，我必须去一趟超市的话，那种购物快感就大大升值了。
　　人的幸福感之一种来自有限的有难度的选择，如同有难度的恋爱和有难度的写作都比较过瘾。高超之处在于克服这种难度的过程不易察觉。可是，在人的本能反应中，天生倾向于轻快和丰富，且向往无比轻快和极大丰富；而本能的东西是那么的强大坚韧。这真是麻烦啊。
　　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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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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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初，一个朋友送我一本人民文学版的阿赫玛托娃诗集，《爱》，并在扉页上命令道：“是女人，就要霸气书库阿赫玛托娃”。这是我第一次与阿赫玛托娃相遇。我这个严厉的朋友要求女人明朗、纯真、抒情意味浓厚。那时我已经接触了狄金森和普拉斯等女诗人的作品，而这些女诗人更契合我当时偏好虚无的口味，所以，阿赫玛托娃并没有成为我的至爱，而是作为一个美好的阅读对象，像一枚书签，夹在了记忆里。
　　准确地说，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安娜·阿赫玛托娃对于我来说，她的人比她的作品更重要。她就和茨维塔耶娃一样，是俄罗斯诗歌女神，是集才情、美貌和丰富的爱情生活于一体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在这些故事里，人们津津乐道于莫迪利阿尼、古米廖夫、普宁、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等一些光芒四射的名字；从某种程度上讲，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既是这种故事的中心，又是这种故事的背景。我正是这些津津乐道者中的一员。
　　但是，在经历了最初的好奇之后，却想越过好奇心，仔细探究一番。毕竟，传奇只是一种过滤后的东西，是附丽，它并不是文学本身，更不是诗人、作家自己。自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品比较大规模比较成系统地翻译进我国之后，面对那样一个严苛残酷的时代，我再用一种粉红色的眼光去注视像阿赫玛托娃这样非凡的女性，应该说是一种冒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读到了她后期的一些诗和随笔，猛地发现，我一直在误读，一直仅仅把她作为一个闺房诗人；而她，却分明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良心、耐性和洞察力的代表。
　　在我的视线里，国内有两本值得信赖的关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一本是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
　　川人社的这个版本是俄罗斯阿赫玛托娃研究专家帕甫洛夫斯基著的一本评传。从体例上讲，评传这种形式比较理性而全面，但对于读者来说，它缺乏感性和一种生动的片面。帕氏的这部学术著作也是这样。对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我的阅读期待还不在她的作品上（对于阅读作品，附了很多作品的评传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会干扰读者对一个作家最新鲜最直接的感受），我期待能从中稍稍了解到一个奇迹的根源：一个女人，是如何在时代和民族的苦难面前，保持她的信念、尊严和优雅的。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针对阿赫玛托娃的，不如说是针对俄罗斯女性这个群体的。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开始，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女人，身体里都流淌着一种高贵坚定的血液；她们是全世界最为精神化的一个女性群体。当然，我不可能通过一本书来获得这么重大的一个答案。但是，可以这样说，读阿赫玛托娃的传记，就是在读俄罗斯女人的传记。
　　通过帕氏的剥析，我们可以注意到阿赫玛托娃的诗中埋藏着的对历史和命运的敏感以及惊人的预言能力。我曾看过一种说法，说，阿赫玛托娃的这一特点从她最初的诗歌创作中已经显露出端倪，于是，她早期那些抒情的、感伤的诗就出离于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吟唱，而蕴含着一种先知的特征和力量。我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这种拔高的作法是人们对逝者的一种敬意方式，但很不明智。阿赫玛托娃有一个著名的句子，“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这是她在得知曼德尔斯塔姆遇难之后写下的。我更相信，她并不能超越她的时代，她的识破能力是伴随着她个人的苦难并目睹整个俄罗斯自由知识分子的苦难之后获得的。这种能力的获得并不是她的专属，但她是那些记录下整个识破过程的勇者之一。她因此而伟大。茨维塔耶娃在黑暗的中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阿赫玛托娃差不多算活到了老年，并从没有放弃写作。这里有必要提到她的境遇：前夫古米廖夫被枪决，儿子两度入狱，个人的婚姻生活动荡不安；从四十年代中期起，被苏共领导人斥为“混合着污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作品被禁，发表权和出版权被剥夺，直至去世前的头一年才勉强开禁。在帕氏这部评传的最后，他是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的：“（她）走过了漫长的创作道路，她认识到了自己所属的那种生活圈子和其中的人物都已经日暮途穷，不过，她是以极大的努力，以痛苦和血的代价达到这一点的。作为一个具有顽强的毅力、不屈不挠的勇敢精神和积极良心的人，她承受住了沉重的苦楚，并把这些反映到她的诗篇里。”我对这段话深以为是。一个人的伟大，主要是伟大在他（她）从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成为人的榜样。我们从来不需要对神的伟大表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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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独自一人识破了这一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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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部沉重的书，我在阅读之后怅然得不知所措。
　　阿赫玛托娃晚年曾经用随笔的方式回忆她早年的巴黎生活，回忆她当年的爱慕：画家莫迪利阿尼。那时，她21岁，是美丽的俄罗斯才女。她写道：“……也许，我们两个人，不理解一个根本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乃是我们一生的历史前奏，他的一生很短暂，我的一生极为漫长。艺术的气息还没有烧焦，没有改变这两个存在，这应当是明朗的、轻柔的黎明前的时刻。可是未来呢？大家知道，它老早就在这之前投下了阴影……”在这样的文字里，阿赫玛托娃恢复了她早年那种纯粹的伤感。也就是这种伤感解救了读者——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前面是什么，但是，从个体生活上讲，我们会比她幸运；所以，我们没有伟大的机会。
　　2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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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烈焰紫色熄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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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艳丽但静默的词组。它是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金色烈焰，紫色熄灭。。”一种奢侈的存在和一种奢侈的结局，也引导出一种奢侈的回忆。我摹地回忆着那些个色彩清淡的写诗的日子。
　　我曾经写过许多类似这样的短诗：
　　“尖尖的树梢儿有只鸟儿
　　秃秃的路上一个人走着
　　另一个人
　　朝桥走了”
　　那多是大学一、二年级的课堂上的即兴之作，写了，就传给旁边的人看看，他或是她，翘翘大拇指或是撇撇嘴，多半会回应一首。当时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的诗，课后便团了一扔，保留下来只有七、八首了。用漂亮精致的本子工工整整写下来的都是那些咬牙切齿着力过度的东西，满坑满谷的意象，修辞，现在看来十分生硬，堵心得很。有朋友偶尔看了我的那七、八首小诗，说，这分明是很好的徘句嘛，有禅味。我也自认为是这样。可惜！
　　我学着写诗的时期正是北岛、舒婷、顾城的颠峰时期。那是个情感纯洁丰富的时代，诗是一种亲切的理想，也是一条宽大的通道，文科学生特别是中文系的学生，一般都认为自己在诗的创作上是有义务的。大家都掉进了词语的海洋中，各自寻找着异乎寻常的连接方式，以期获得一种诗意的欣喜。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诗歌活动，就在我学着写诗的大学时期，我也从来是校园诗歌主流之外的。但我实在是很怀念那个幼稚可爱的年代，激情就像清晨空气里的花香，一醒过来就闻到。和同伴儿一起拿着馒头咬着，向后山走去买草花，往往可以遇到施施然上后山茶馆喝茶的诗人们；他们很好辨认，一般都是长发，一年四季多把最外面的那件衣服如军便服、军大衣之类的披在肩上，两个空袖筒随其动作甩来甩去，像毛主席在西柏坡时那样。当时，大家都以为诗可以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
　　那个时期，我没有读到狄金森，就是读到了我也不会喜欢她。她那锋利且晦涩的诗恐怕对任何少女都不适宜。余光中在《狄瑾荪（狄金森）的生平和著作》一文中说，“……她的诗没有修辞的装饰，有骨而无肉，一切皆如用利刃削成。希金森说她的诗予读者以‘连根拔起’的印象，实在是很适当的评语。”在美国的贝蒂娜·克纳帕著的《艾米莉·狄金森传》中，有这样的一段评述，“由于狄金森诗中厚重的内在品质，它们常给人一种立体的、坚实的、雕塑般的印象，词语像是用花岗岩、玛瑙石和绿宝石刀砍斧凿雕刻出来一般，每一个都有恰当的内容，每一个都有一定的角度和范围，它们粗糙的外表一直掩盖着她精致的思想和感情。”这样的说法在我看来不免过于生硬了些，狄金森的诗确有宝石般的色光，但她本质的厚重并没有取代她情感以及形式上的柔和。像这样的诗句：
　　“不知不觉的，有如忧伤，
　　夏日竟然就逝了，
　　如此地难以察觉，简直
　　不像是有意潜逃
　　向晚的微光很早便开始，
　　沉淀出一片寂静，
　　不然便是消瘦的田野
　　将下午深深幽禁。”
　　……
　　（《夏之逃逸》余光中译）
　　这样的诗句不管原初是使用什么语言，它的质地是十分清晰的，是纯棉细纹布的感觉，加上余光中这样的大家给鞣了光，中文里的狄金森予我是戚戚无言的感伤，是生命暗淡的那些时刻的一次轻轻的握手，于人生的渡过无补，但就是平气安神。在她那里，稍稍让人不安的是，她对于死的态度太直接也过于安详，但是，她依旧是柔和的，她虽说处处提醒着死亡的存在，可她会这样说，“……直到青苔爬上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她说，这叫《殉美》。
　　这种“有骨而无肉”的躲避修辞的方式，在翻译家江枫的笔下被认同为“简洁”，他在他译的《狄金森抒情诗选》的序中说，“她甚至为简洁而不惜牺牲完整。”也许，狄金森要放弃的正是完整。我在此想起她的那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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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烈焰紫色熄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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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一天黑色缎带
　　帽上佩戴服丧标志
　　然后，美丽的阳光照耀
　　帮助我们忘记”
　　在此要的遗忘、割舍、弃绝。阳光从容镇定明智的让人敬重的孀妇。于人世可以如此，于诗又何必面面俱到？
　　但是，话说回来，狄金森总的来说不是一个让人轻松愉快的诗人，当她更多地出现她那些诸如“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否则，人们会失明”或“上帝贷给幸福，牟取高利，而且终于要索回”之类的诗句中时，就真的是坚硬的了，有那种隐居者心绪恶劣的味道。这是一种符咒式的语言，它们中总有一句是作者的谶语。这个话题不便深谈。我想起了我看过的电影《奥兰多》，这是根据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改编的。影片和小说一样令我非常地厌倦，那滋味真是难以言表。它们的表面总是有一种郑重甚至是庄严的东西，让人噤声。其实，这是天才放肆之后产生的作品，它们滥用了人们对天才尊重的情感。毕竟，始终清醒自持的天才是不多的。狄金森的盲点不是世俗的荣誉带来的，她生前只发表了八首诗，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艾默斯特修女”。她的错误在我看来恰恰是缺乏荣誉造成的，她缺乏于他人是远远不够但于她是恰如其分的那一少量的荣誉。这点荣誉可以使她避免很多令她的读者厌倦的地方，会和热爱她的诗的那些人的关系处得更随和一些。她缺乏这种有益的微量的刺激，因而她在她的路上背对着我们越走越远。诗成了格言甚至是咒语，在狄金森那里应该是不自觉的，是违背她的本意的。
　　我想，写出“金色烈焰，紫色熄灭”的狄金森肯定是早年夜宴之后慵慵而归的狄金森。在我看到有关她的文章中几乎都没怎么描述她决意隐居之前的生活，但在余光中的那篇短短的评传中，我读到了这样的一些话：
　　“廿三岁以前，爱蜜丽（即狄金森）一直是安默斯特（一译艾默斯特）社交界的出色人物。她耽读济慈，柯勒立治，白朗宁，爱默森，德国诗人海涅原文的诗，霍桑，狄更斯的小说。常穿素衣的她，脸庞白皙，嘴唇红润，修长的眉，明亮的眼，密密的柔发用栗色的丝带束起，身材娇小得‘像一只鹪鹩’。廿三岁那年，她随父往游华盛顿，美貌和谈吐常惊四座。……”
　　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狄金森。看过狄金森1847年拍的那张银版照片（好像她面世的照片就只有这一张），当时她年方十七，除却早期摄影技术的粗陋因素，怎么说来她也算不得漂亮。但我宁愿相信余光中先生的那一段话，那种戏剧化的场面，令我欣悦，这是那“金色烈焰”。就一个诗人一生的外观而言，我是情愿她曾经品尝过世俗的那一杯丰腻的水。烈焰的熄灭过程由顶点处的金色渐渐地转向紫色，由张狂渐渐地走向幽寂。可是，若没有金色的前提，又怎么可能有紫色的魅力？我对金色和紫色之间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始于此，始于狄金森。
　　199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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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梅·萨藤相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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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梅·萨藤相遇，缘自朋友的馈赠。朋友马永波赠我四本“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这套书是他和杨国华先生联合翻译的，马永波译的是《过去的痛》、《梦里晴空》，杨国华先生译的是《独居日记》、《海边小屋》。这套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在2001年1月出版。
　　如果不是我判断有误的话，那么，这四本书是内地第一个关于萨藤的中文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女人，在此之前，哪怕是在中文杂志上，我也没有和她有过短暂的会面；我没有听说过她。这固然是因为我的寡闻，不过，关于萨藤，我想还是有必要抄录一下她的简历：
　　“梅·萨藤（MaySarton，1912—1995），生于比利时的沃德尔哥摩。1916年梅·萨藤一家移民美国。1929年梅·萨藤毕业于剑桥中学和拉丁学校，同时开始写诗。17岁时她的系列十四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