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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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奔赴疆场，非为送死，而在杀戮。战争在政客、谋士乃至史家看来，无非攻城掠地、耀武扬威；但在战士眼里，战争的意义却在于为杀戮罩上了合法外衣。有了政府批准、民众支持，残杀就不那么惹眼了。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越战，英、美、澳的参战者不计其数。血既污手，心也蒙垢。本书将记录战士贴身近斗时种种心思体验，在其讲述中个性亦必有所显露。战时情感不仅丰富，彼此间抵触亦多：有恐惧，也有同情；有恼怒，也有振奋。其有违一般道德处，虽不能为旁人解，在当事人却是真实感受；其之所以如此，或可归于冥冥主宰。内心愧疚既难平息，总希望可以有所慰藉；战时经历无非暴虐，却也得勉力找寻欢颜。
一战、二战、越战，乃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之战争，亦是本书重点。其他战事加在一起也有数百万生灵涂炭，但其惨烈程度以及对英、美、澳军民的影响，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一战中，法军某随军牧师寓讽于谐，一语点破：“士兵之责，尽在杀敌……”又说：“其若避死，必为省事。”乔治·伯明恩，《随军牧师法国纪行》（伦敦，1918），页64。士兵有何“责任”，人所共知。但让人称奇者，时至今日，仍有论者否认杀戮对于现代战争之重要意义。在战争中，取人性命虽非必然：屋舍田亩、军用设施也会遭袭，伤人也未必致命，但本书所检视的三次战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皆以杀人为第一要务。多数论者对此不予置评，余者径否认之。似乎战时“经历”不是士兵间的手足情深、前线的艰难困苦，就是弥留之际的莫名恐惧。读战史，总让人以为战场之上，有见杀者而无杀人者，这实在不能怪读者。
本书旨在回归历史本真。毕竟，凡战，兵士对自己使命皆了然于胸，心头并无幻想；其暴行亦难“遮掩”。颂暴之举不仅状极骇人，其因亦多端。英国东兰开夏第42师《1918年野战手册》便要求军官“嗜血，并时时钻研督阵、破敌之法”“军官行为准则”，《东兰开夏42师战时手册》（奥尔德肖特，1918），页8。或见战争部《1917年攻击步兵排训练指示》（战争部，1917），页14。。时有一人，号称“无人地带之王”，常做悚人讲演；更有教官，训话冗长，属下若面露怯意则声色俱厉，与言若不以杀人为乐，则不配作步兵云云。格雷厄姆·格林沃尔，《步兵于战：一个尉官的战时书信1914—1918》，1935年首版（伦敦，1972），页142，“致母亲的信”，1916年10月9日；W。柯尔比，《1917坎布赖之战》，页2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马可老七”，《一陆军中尉在索姆河1916》（伦敦，1927），页120。1955年时，曾有两美军高官指示道：“杀敌是军人天职，用步枪、榴弹、刺刀皆可——哪怕肉搏也行……在平民社会无此说。”（步兵）上校乔治·福塞思、（装甲兵）中校哈罗德·邓伍迪致编辑书，“军中休戚”，《陆军战斗部队月刊》，5卷9期（1955年4月号），页5。
许多前线士兵也曾尝试寻找一种合适的语言来传递自己的经历，对此书中多有引用——如阿瑟·哈伯德（他支吾着跟他母亲说，一想起此前处死三名囚犯的经历就“后怕”）、理查德·希拉里（他在打死一名德军飞行员后辩解道，“我这是在行正义”）和威廉·布洛伊勒斯（他坦言，虐杀实在“刺激”）等。有士兵操一口乡音，径邀女友分享杀戮之乐，夸言自己每天杀敌，“少则一人，多数日子是两人”，“亲爱的，每杀一人，我就想及你；一想到你，便又有了气力”“列兵威尔逊致塞尔的信”，引自纽恩·戴维斯，《营中对话：关于“现役”》（伦敦，1900），页93。。他们不仅自己清楚，也跟家人坦言：自己思维、行动，无不关涉杀戮。列兵彼得·麦格雷格，“书信集： 与妻书”，1916年7月7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奥利弗·洛奇爵士，《雷蒙德，或死生事，往事留存及殁后萦思为证》，第10版（伦敦，1918），页53，雷蒙德·洛奇1915年6月28日与家人书。不论是否诉诸行动，杀戮之念，凡服役之人均有体验，其书信日记亦多有表露。凡人，想不察战时屠戮也不可能，亦必知晓自己所扮角色：此军民皆同。
在一般人眼里不必出生入死的兵士，对其不多的见红经历也是津津乐道。炮兵距敌总在数里，也有述说战成怖景象的：
尸横遍野，或半倚壕墙，或仰面朝天，或埋首泥浆……其惨烈非亲眼目睹不能信。这些德国兵真是不幸，我注视良久，其死时的表情绝难忘怀。威廉·卡尔，《投铧从戎时：炮兵的回忆1917—1918》（伦敦，1985），页47—48。另见肯尼思·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31—32；塞西尔·索默兹，《昙花英雄》（伦敦，1917），页76—77；R。汤普森，《人在枪林》（伦敦，1946），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2
高射炮兵更难见血（女兵可以指挥开炮，即是明证），但间或也能见到弃机、坠地、身死者（1943年，曾有一英国陆军中尉说道，“对他们是铲是埋，竟不知该如何处置”）以及本方士兵的欢呼。安东尼·厄温，《步兵军官：琐忆》（伦敦，1943），页66。一战时的飞机既重且慢，敌机与炮手距离尤近。例见沃尔特·布里斯科、H。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役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139及214。及至二战，战机驾驶员的“空斗十诫”中仍有“未见敌军眼白不得开火”的规定。引自某南非战机驾驶员所藏之“空斗十诫”，收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45。关于近身空战，见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54，摘自署名“约翰”的飞行员信件，1940年（不确）4月10日；博伊德·凯布尔，《空军于役》（伦敦，1918），页75；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139；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4。是时，曾有英军飞行员接到命令，要求他飞临已中弹的德军潜艇，扫射敌军残勇作为机枪练习。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10—11。这些听来激动人心，实战中却未必常见。下文会讲到，在某些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越战的诸多战役）和兵种（军中精英、擅长奇袭近战的突击队是最显见的，即使以刺刀、榴弹营生的步兵亦然），贴身近战其实常见——尽管言者只是宣泄、寻慰，未必据实以呈。战例虽寡，但站在战士角度，实关乎生死，故常绘声状之（有时不免失实）。对杀戮细节如此在意，在全部战史中都可以见到，野史如是，正史亦然。
取人性命不是寻常举动。本书会重温战时飞鸿，比如约翰·斯朗·瑞德尔·霍奇森就在叙述杀戮之余，并呈家庭琐事，两部分相合无间。1915年3月28日，他驰书父母，为寄袜事言谢，并说：“役中，（袜子）总是多多益善，整日杀戮时尤然”。其战时书信，语调、情绪皆如此。一年后，称自上封家书后“尽在杀戮”，“惟一例外：某日，终日瓢泼，枯坐帐中”。约翰·霍奇森，“一年轻士兵的家书：致父母书”，1915年3月28日及1916年1月19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特藏。
本书每一章都将介绍一名像霍奇森这样参加过一战、二战或越战的“普通”士兵，其家境、国籍都未必相同。有正规军，也有志愿兵以及被强征入伍的；但都说自己“就是一普通人”。其实人性之恶不必归罪乱世。即如你我之类“常人”，所做各种暴虐事，亦未可胜数：这一点已有无数研究证明。最为人知者，有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庸常的邪恶实录》（纽约，1965）；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牛津，1989）；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雷尔·希尔伯格，《犹太人之欧洲受难》（伦敦，1961）；斯坦利·米尔格兰，“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汉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监狱里的人际交往”，《犯罪学及刑罚学国际研究》，1卷（1973），页89—90。
现代战争中的暴行多因“道德麻痹”或“外物使然”而生。能杀戮无数而无动于衷，皆因杀人者实（其身心所系之）技术也。以二战为例：莱文沃思堡曾有顾问注意到，士兵们一谈到“某某武器性能优良”，总是眉飞色舞。他还注意到，他们全部注意力都在武器的物理、弹道性能上，根本无暇考虑这些金属“臂膀”的恐怖、残暴。爱德华·麦克唐纳，“社会调教以利黩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29卷6期（1945年7—8月合刊），页449—450。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在越战中亦有类似观察。他的《战后归乡》（1974）中，有技术使人“杀而不觉”的观点。“做事”的熟练程度、物质激励下的内部竞争，再加上“技术使然”的幻觉（既有武器在手，何妨物尽其用？），会使人身不由己、盲目杀伤。罗伯特·利弗坦，《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50。另见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武器与理论》（伦敦，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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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战事已全然机械化，这一点已成共识。科技武装战争；参战兵士渐少。一战时，每一人参战，就有8人支援。二战时，支援与作战人数之比已为12∶1。及至越战，在驻越的280万士兵中，实际参战者不足30万。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赤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26—30。作战与勤务人员比之低在某些兵种，譬如空军中尤为突出。杀人愈加机械，技术实一肇因。一战时，杀一人（平均）需子弹1400发。索姆河一役，每射中德兵一人需30发炮弹。当时两军对垒，几乎不打照面。二战末期，每27500平方米才有一人（对比美国内战时，每257平方米即有一人）。肯尼思·麦克塞、威廉·伍德豪斯（编），《企鹅现代战争百科全书》（伦敦，1991），页111。“区域攻击武器”如榴霰弹、毒气弹等，可实施远程间接打击，虽有死伤，却不惨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六成以上伤亡皆由烟火弹、迫击炮、空投弹引起，而（不同于常人想象）刺刀致伤不到百分之一。A。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495及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210。另见陆军J。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14—15。丘吉尔尝言，现代战争聚积了“巨大的动原”，“使人为机器所戮”。又云，杀戮“已成产业，与芝加哥宰牲无异”。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引自罗纳德·克拉克，《军方科学家之得宠》（伦敦，1962），页17。
但本书始终强调，死亡依旧可以体验，是技术无论怎么进步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战士可以想“见”敌人饮弹的景象，借此估摸手中武器的威力，甚至悬想杀伤时的具体情形。上述心理活动，尤以无法亲见敌人饮弹时最为经常。威廉·J。西蒙有诗论越战，名《吾乡》，诗云：
人都叫我大刀乔基：
丛林里满地血污
皆我所赐，死者模样
今儿才真切见到。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
个体的经历、悬想，以及对战斗场面的描摹，都是本书重点。其实，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不仅于精神、心理有益，还能减轻盲目杀戮带给人的冲击。
所以，技术虽可用来杀人，却无法麻痹良心：死伤毕竟是不争的事实。所可奇者，士兵对情感交流、自身责任的倚重，哪怕高新技术也难改变。其实也不怪，其信札日记让人感动的地方，正是因为其没有“麻木”。即利弗顿的采访对象，在苦楚中仍尽力明了自己作为死亡使者的角色。其实，用“麻木”来形容置身事外、漠然观战的平民或许更为恰当：真正杀人者，其心难安，离“麻木”反远。
对个人德行的坚持，在战士中尤其普遍。战士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也并不只代表个人：战时与平时杀戮的区别在于，在战时，上至国家、军队，下至连、排，战友都亲如手足、彼此关照。无论军、民，暴力常借机构之名以行：借“外物使然”行平素未敢之事，何其多也。研究此种情形，最著名者为斯坦利·米尔格兰，见其《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米尔格兰之洞见，他人有所借鉴，如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页43。很多士兵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开脱，后面还要谈到，但也不应夸大。是说漏洞亦多：究竟如何甄别命令是否“理所应当”？而且，遵从上级命令与为自己行为负责也未必不合。曾有实验考察“外物使然”与承担责任之关系，颇有趣，见戴维·曼泰尔、罗伯特·潘泽雷勒，“遵命与负责”，《英国社会和实验心理学杂志》，15期（1976），页239—245。百姓乐于宽宥军人，使之免为其战场行为负责，古今皆然；倒是士兵自己急于延揽罪责，裁判他人举止，己行亦任人评说。史家在评点过往人物时向来出言谨慎，例见理查德·库恩，“纪事”，收霍斯特·布格（编），《二战之空战举凡：各国情况对照》（牛津，1976），页40—41。但如果要给古往今来征战之人以一公平、合理的归宿，舍此并无他法。在很大程度上，上世纪战事之主角，首为平民，其次才是军人，且后者入局，实历史弄人。他们满腔热情投入战斗，只为证明战时杀戮之正当，且多愿为己行担责任。人非草木，迁罪长官固然方便，但心中罪感无法一并移去。描述战时经历，非有个人的信念支撑不可，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这不是说外因与己责难以确定：士兵在战争中必然会遇到难解的冲突。所谓责任，虽有悖常理、无可名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