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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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的信件和日记中都留下了有关肉搏、狙击和空战的“可怖传奇”。“可怕的传奇故事”来自陆军罗兰·欧文中尉，“家书集”，致父母书，1914年9月3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亨利·科特尼，“书信集”，从萨洛尼卡致姊书，1916年11月26日，编号8/147，伯明翰大学图书馆藏及陆军杰弗里·波勒德上尉致休斯太太书，1914年10月19日，收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219—220。这些战争神话之所以吸引人，大半是因为包含了贴身近战、骑士做派和打斗技巧的内容。想象自己是在为光荣而战，就像几个世纪前的游侠骑士那样，对战士心中的自豪和快感至关重要。到了现代，杀戮已变得彼此不通姓名，卑鄙、乏味；战士们也只得靠编织神话来唤起对敌人的尊敬和怜悯，一边还得极度忠诚于杀人的事业。如果不能扮演武士角色，那种失望（甚至是恐惧）有时会让他们怀疑自己不是在“打仗”，而是在进行“血腥的屠杀”。尽管有幻灭，但两人决斗的神话、骑士游侠的风采和行家里手的技术，几个世纪以来仍是那么吸引人。一句话，为了消弭无端暴力带来的恐惧，就不能没有骑士；为了更替盲目的困惑，不能没有近战；为了驱逐麻木的单调，就不能没有技术。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
对准、挡开，收枪、猛刺！
让敌人知道你的可怕！
喊吧！叫吧！任激情肆溢！
小心！佯退！哥儿们……冲啊！
肖恩·奥利厄里，“刺刀”，1941肖恩·奥利厄里，“刺刀”，收奥利厄里，《甘松香和刺刀：前线诗行》（墨尔本，1941），页21。
从理查德（“里克”）·爱德华·马克斯写给他母亲和姐姐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训练营到越南的转变。“今天是到帕里斯岛的第二个晚上，”他在1964年11月14日的信中写道，“不夸张地说，海军陆战队完全可以说自己是‘最好的’。他们的训练，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强度都绝对是最大的，大到你不能想象。”但不久他就发现，真正到了战场上，训练的内容几乎帮不了什么忙，生死关头它根本就没有用：在发出第一封家信15个月后，他就牺牲了，年仅19岁。
马克斯生前的家信记录了他每天的安排：他和战友反复吟唱“姑娘非我所求/此心只系M14”；训练场上，教官冲他“直吼”；上课内容五花八门，“从被共党抓住该怎么办到海军陆战队光荣历史应有尽有”；此外还有没完没了的拉练、有关同性恋的讲座（“这种人都该枪毙”）和教授M14全自动步枪和45毫米口径左轮手枪使用方法的课程。他也没忘告诉母亲，“世上最可怕的武器”乃是“操步枪的海军陆战队员”，尽管挥舞这些武器的不过是些“跟我一般大的孩子”。但他们不会永远是孩子。没过多久，马克斯便发现自己脸上的毛多了，头发少了，声音变低沉了，人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尽管有这些变化，他还是安慰家里人，自己还是“他们的”马克斯：没错，他也过献殿节，有问题也可以找拉比；没错，他和战友相处愉快，同志情深；可更不会错的是，他也会想妈妈、姐姐。
训练科目有的他特别喜欢，比如刺刀练习。在12月1日的信中他写到：
今天我们上了第一节刺刀课——这东西杀起人来可不含糊——离开训练场时我们都喝（原文如此）得要命——每个人想法都一样，就像刚拿到新玩具的小孩，想急于上手。这也逐渐成了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总急着试一试。
离上战场还远，他已经急不可耐，不想再训了。“海军陆战队新兵训练营是最艰苦、最难捱的，”他写到。“开始两周他们会把你练垮，让你觉得自己还不如沟里的蛇。在接下来的8—10周里他们开始按陆战队的要求重塑你。”他说自己一天到晚都生活在“持久的惊慌与恐惧中”。
1965年5月，18岁的马克斯已是驻越美军某60型机关枪队的运弹兵。“我特别害怕，这我并不讳言，”他结巴着说，且他已经开始担心退伍后怎么重新适应普通人的生活了。19岁生日那天，他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观已和原来的不一样了：“生命变得不值钱了，哪怕你杀了个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得主也没什么稀奇的——这不过是你的职责所系，”他说，而且也承认这种麻木“让他十分恐惧，那感觉还不如自己被杀呢”。不久他发现，打仗不是战争的全部，而他又极其不愿做“和平队员”。有官员认为应派受过“残杀”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员去保护越南平民，可他对此不屑一顾。他最高兴的就是拿枪清点“战果”的时刻。
马克斯死于1966年2月14日。在他一年前立下的“遗嘱”中，没忘告诉家人自己“一直想上阵拼杀”。他希望下葬时能穿着陆战队的制服。他的遗言很简单：“妈、苏，还有南，我爱你们，想你们好好活下去，每天都开心，而且为我骄傲。深爱你们的，里克。”列兵理查德·马可斯，《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理查德·E。马可斯的信》（费城，1967），页7—13，17，22，26，29—30，77，85，136，183—184。
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把里克·马克斯这样的新兵培养成合格的战士并非易事。直至一战前，以煽动和控制国家许可的暴力行为为专长的职业军队，一直不以激发士兵的杀戮心为难事，认为不用花很大气力就可以做到。从1916年起，由于大量招募新兵，再加上新技术投入战争，使军方不敢大意。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化学和工程学关于上述学科与战争的关系，见埃弗雷特·门德尔松、梅里特·史密斯、彼德·维恩加特（编），《科技和军事》，2卷（多特雷希特，1988）及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89—90。——的发展和应用使战士的主动性有所减退，官兵的“杀劲”也有所消退，而在以前这被视为胜利的必备条件。战场上再也没有本能的进攻欲可以凭借：军事训练也得适应新兵的“平民”特点。靠刺刀操练和大强度训练来激发士兵杀人欲的老方法，一时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如何既刺激士兵的进攻欲，又把他们培养成（用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一名教官的话说就是）陆军W。雪利中校，《战之要者：士气》（伦敦，1916），页23。“会思考的刺刀”，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似乎得由心理学来解决。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2
训 练 备 战
军事训练的目的是使受训的平民成为合格的战士。这不是仅靠教他们辨认来复枪、布伦枪或手榴弹的不同部件就可以的：还得教他们军队最重要的一些东西，包括吃苦耐劳、机警灵活、效忠国家、遵守纪律等。“基本训练原则：本土部队总司令给预备师司令官和训练部队指挥官的训练指示”，1944年5月25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39。打仗跟“理论的东西，像纯数学、纯科学，或纯的任何东西”不同，它总是靠人和训练来完成，《澳大利亚军报》的编辑1956年时评论说。他们的口号是“玩转武器”。“丛林属于我们”，《澳大利亚军报》，85期（1956年5月），页5及陆军J。兰特里中校，“把武器玩转：首长训练为人忽视的一些方面”，《澳大利亚军报》，202期（1966年3月），页3—13。另见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6及陆军W。雪利中校，《战之要者：士气》（伦敦，1916），页23。此外，还要训练士兵本能地服从命令：开枪、拼刺刀、扔手榴弹，都应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69；阿瑟·恩普瑞，《首应：派驻柏林》（纽约，1918），页91；约翰·麦克迪，《士气的构造》（剑桥，1943），页39。理想的士兵应是像第14皇家威尔士军的一个年轻人那样，像阅兵时那样把刀刺进德国兵的胸膛，同时嘴里还下意识地喊：“刺，收，准备防御！”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87。当时的观点认为，这些习惯会变得“根深蒂固”，即使在战场上“被激怒或惊吓时也能表现出来”。《战士心理》，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毕竟，杀戮欲和愤恨感都会起负面作用，让人在射击时不免发抖。 《战士心理》，第2版（华盛顿特区，1944），页267。军事心理学要求把士兵训练成“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只想着不是杀人就是被杀，只有这样才能出生入死，心理却不受伤害。亨利·布罗辛，“惊慌及应对”，《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0期（1943—1944年），页58。另见R。阿伦费尔特，“军队精神病学”，收阿瑟·麦克诺尔提爵士、W。梅勒（编），《据英加澳新印官方医疗史得出的二战主要医务教训》（伦敦，1968），页190及G。霍尔，“士气在战时及战后”，《心理学报》，15期（1918），页369。
三次战争中，都有前线军官质疑训练的效果。首先争论的是训练的性质。它似乎总是缺少计划，只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实也是，直至1918年7月艾弗·迈克瑟爵士被任命为监察长，英军训练方法不一的局面才有改观。此前的训练重点是操练和体能，具体方法由各部队自行决定。纵使统一了训练科目，距离战斗要求仍有差距。再加上这时危机不断，终于使上阵新兵的准备越来越差。举例来说，1942年9月派往第八军第五十师的860名援兵，只有四分之一曾打过实弹，有7人从未用过步枪，9人从未用过布伦式轻机枪，131人从没扔过实弹，138人从未使用过45毫米口径的汤姆逊冲锋枪。陆军J。尼科尔斯少将，“后援部队训练状况”，1942年9月21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01/2590。类似判断布尔战争时也有过，即每15人中有14人无法精准射击：见亨利·塞顿卡尔，《武装动员1900—1901》（伦敦，1902），页200—201。
更糟的是，大家终于意识到无论训练有多么充分，大部分士兵还是不具备作战能力。对于志愿兵、强征兵，甚至缺乏“进攻欲”的正规军，再多操练也没有用。一战时一般观点认为，只有一成士兵称得上勇敢，一营军官，“日伊冯希之战一瞥”，《布热甘泽》，1卷1期（1916年5月），页3。许多军事评论员也谴责所谓的“互不相扰”，即双方约定只要对方保持克制，己方就不开火。托尼·艾什沃思，《堑壕战1914—1918：互不相扰政策》（伦敦，1980）。具体描写，见阿尔弗雷德·邦迪，“战地日记”，1917年3月29—31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诺比·克拉克，“西线冷枪手”，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5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互不相扰”要求对阵双方势力大致相当，所以在双方势均力敌时最常见。只要没有兵临城下就不愿“出头”，或佯装生病，在当时非常普遍。关于不在枪口威胁下就不愿出头的评论，见埃德温·贝特，“自传——第三卷：1914—1918”，页5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62—68；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R。麦克凯，“日记”，1917年7月31日及8月1日条，页31及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J。罗斯科教士，《战争伦理、谍报工作和强制训练》（伦敦，出版年份不明，当在1914—1918年间），页31。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3
到二战时，对“消极战斗人员”该词来自艾伯特·格拉斯，“战区的预防精神病学”，《美国三军医疗杂志》，4卷1期（1953），页684。的担心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一方面是因为无处不在的实况报道，再有就是据惊人的统计数据透露，许多“持重”的士兵（即那些无论有多大战争压力也不会精神崩溃的人）根本就不会杀人。个别新兵“突然良心发现，不愿参与任何战争行动”，拒绝进行刺刀训练或投弹飞行，这还算好解决的。马丁·宾厄姆，“论美国青年在军队中的适应”，《社会学与社会研究》，31卷1期（1946年9—10月），页35。有些士兵——这样的人还不少——倒是能完成训练，可到了战场愣是不发一弹，这就让人没辙了。很多人曾注意到这种不求上进的现象。“一般英国士兵的懒散程度让人吃惊”，1943年的一份报告点评说。“第152步兵旅：一年来转战阿拉曼、墨西拿经验总结”，1943年，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31/16。陆军中校罗伯特·G。科尔（他所统领的第502伞兵部队被认为是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所部1944年6月10日在沿卡伦屯砌道行军时遭袭击。他令手下还击却无人听命，这让他大为震惊。“25个人，就没有一个主动开火的，”他哀叹道，虽然当时他们既不能挖掩体隐蔽也无法反守为攻，惟一的办法就是猛打一阵使敌人“抬不起头来”。他的士兵“训练时学过该原则。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他继续说，可
他们就是不愿意做。我命令身边的人开火，他们也照做了。可我一走他们就停下来。我在战线上来回走动，高叫“妈的！倒是给我打呀！”却没什么用。只有我盯着他们或别的士兵监督他们，才打一梭子。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72。另见陆军乔治·贾斯卡连中校，“他们干吗不多射杀点？”，《陆军武装部队军刊》，5卷2期（1954年9月），页35。
被动应战不是地面部队独有的问题。名噪一时的驻朝第51战斗机联队（人称“米格杀手”）有份报告透露，其F86战斗机的驾驶员有一半从没用过机载机枪，用过的人里也只有10％击中过目标。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用战机驾驶员休·邓达斯的话来说：“一到关键时刻，求生的欲望”是任何“杀敌建功”的念头都无法比的。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2。加拿大一名军事教员在1951年写道，战士的
惟一职责是杀敌……说训练会使他们变得难以约束或“以开枪为乐”是站不住脚的。问题不在于让他们熄火，而是怎么让他们开枪，与某些步枪手的无精打采比起来，我倒宁愿他们热情过剩。陆军W。张伯伦上尉，“步兵实用训练”，《加拿大陆军军报》，4卷9期（1951年2月），页29。
换言之，战士们跌撞着步入战区，武器倒是有了，却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具备了实战不可或缺的“进取心”。厄文·蔡尔德，“士气：相关书目”，《心理学报》，38期（1941），页413。
这些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倒是能引起人们对训练质量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通过社会学方法得出的统计数据。二战期间，美国陆军上校S。L。A。马歇尔曾走访了太平洋中部战区和欧洲战区的400个步兵连，结果发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