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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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部队司令员的讲话”，1944年12月7日，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40。《喋血刀锋：肉搏战全攻略》（1942）一书建议不要把“小伙子”当作“姑娘”看待。空军R。里德斯通少校，《带血的刺刀：白刃战全攻略》（奥尔德肖特，1942），页Ⅶ。某越战老兵在回忆肉搏战训练时也说：“他们在向我们兜售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呢。”威廉·梅里特，《河水回流的时候》（雅典，1989），页18。
军训心理学
部队新近有一批人在全力打造“能驱散恐惧的护身符”。前文已经提到，自然科学创设的（为人文科学所拒斥的）空寂、非人的战场，却从政治和逻辑上为一门“人类科学”提供了施展空间：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不管自然科学工作者怎么否认（通过使用行话或将战士相互隔离），前线的战士都很清楚，战争就是杀人。对他们来说，有着巨大杀伤力的武器不是没有人情味的工具，而是朝夕相处的伙伴。所以尽管自然科学家对士兵的情感体验视而不见，社会科学工作者却不敢怠慢，以他们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研究中心。他们希望向各级指挥官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如果一名军官没有受过心理学的训练，无法消解军队机械化和千人一面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就是懂得再多枪炮射程和弹道方面的知识也没有用。“陆军训练营学员心理课程”，《心理学报》，15期（1918），页130。
行为学家劝说士兵杀人的作用少有史家提及，就是提到也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比如放在“士气”的小标题下）。比如詹姆斯·德雷斯克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在部队：近时运用及未来趋势”，《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3—54就没有提及。但也有例外，如彼得·沃森的《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这不足为奇：因为其在他们职业发展史上不值得大书特书，而且作为一项技能也不是特别为市炒好。这些知识由军队转向民间的情况，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及C。卢提克，“心理学在战时和战后”，《诊察心理学刊》，8卷1期（1944年1—2月），页1。多数现代评论家想让我们相信，智力测验、人力调配以及人机效率的研究似乎占据了心理学家战时所有精力。摘要见詹姆斯·伯克，“莫里斯·詹诺维支及部队与社会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开端”，《部队和社会》，19卷2期（1993年冬季），页167—185；约翰·卡森，“甲等军，高级军，在找智能军”，《ISIS》，84卷2期（1993年6月），页278—309；莫里斯·詹诺维支，“社会科学研究对美军的影响”，《部队和社会》，8卷4期（1982年夏季），页507—524。
第三部分：杀手养成杀手养成 13
当代社会科学家虽已将注意力从理论和应用研究转到如何鼓励“有效战斗行为”上来，其先辈则远没有这么忸怩。正如心理学家E。F。M。德宾和J。博尔比在其合著的《进取心和战争》中所说：“正如物理学家的职责是研究各种力的作用规则，如电流和引力，社会心理学家的责任是要描述和分析自古以来凡人都有的杀伤欲背后到底有什么心理因素在起作用”。E。德宾、J。博尔比，《进取心和战争》（伦敦，1939），页Ⅴ。审慎的心理学家或有和平主义倾向的人，当然可以找到远离刀光剑影的消灾所，在那里尽显自己的才华；可仍有不少战争贩子全身心地拥抱了所谓的军国事业。历史也证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心理学家和其职业代言人向原先迟疑的官长进言，主动请缨要求撩拨民众参战热情的。D。罗兹，“心理学和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心理学报》，10卷1期（1958年6月），页43。
开始时，军方对平民介入持明显的矛盾和怀疑态度。见劳伦斯·拉迪恩，《驾驭军队：美国陆军的社会控制》（康涅狄格，1977），页142。他们担心平民会对“兵力部署加以可怕的影响”。A。沃克，《澳人在二战——五辑：医疗；卷一：临床问题》（堪培拉，1952），页672及705及陆军J。威舍特少校，“随军心理学家纪事——1943年1月至1944年1月，特别有关于前方的记载”，1944年1月23日，页1，收陆军少将欧内斯特·考维尔爵士，“书信文集”，（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心理学家的出现，告诉新兵该怎样勇猛作战，容易被老百姓误解，而且会造成军队内部的沮丧心理，其结果也同样让人害怕。例见詹姆斯·格瑞格爵士致爱德华·布里齐斯爵士信，1942年10月28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2。在军官训练中插入太多的心理学内容会使培养出来的指挥官“懂学问，能打仗，可总也成不了将军”。陆军R。丘比斯少校，“一座军事艺术学院”，《澳大利亚陆军军报》，162期（1962年11月），页40。正规军的将领对心理学的预言功能也深表怀疑。
直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人的因素”才得到了广泛认同；而此前，这方面的论述只有在文学中才能找到。比如一战前夕，陆军中校W。L。罗斯在《澳大利亚军报》上发表了一篇12页的文章，探讨战斗力的概念——不是借助相关学科，而是通过分析拉迪亚德·吉卜林、罗伯特·勃朗宁、乔治·艾略特、萧伯纳、约翰·罗斯金、乔治·梅瑞迪斯、托马斯·卡莱尔、威廉·德·摩根、亨利·纽博尔特、马修·阿诺德、“一位日本作家”和先知以西结等人的作品。陆军W。罗斯中校，“纪律和士气”，《澳大利亚军报》，5卷（1914年4月），页273—284。很可惜，这些作家说，人不是机器。而战斗是不可测的：懦夫可能有“狮子”般的勇敢，恶霸却会在战壕里发抖。陆军布莱尔·斯帕克斯上尉、陆军奥利弗·尼斯准将，“战机驾驶员的精神病检查”，《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6期（1956年6月），页811—812。其论点是：预报技术虽不完善，精神病学家仍不可或缺。一般的战士对上述研究成果不太感兴趣。他们中许多人倒愿意用生物学的神经冲动来解释：广为人知的进化论、本能学说，加上士兵在战场上会为某种能催发生命活力的兽欲所控制、因而无法自持的理论，要比过于文气的社会控制学说平淡无奇、了无生气的解释有吸引力得多。
尽管有各种抵触，到二战时，社会心理学早已把历史和文学踢了出去，占据了军事报章的相关讨论。认为可惜者有之，如陆军I。坎贝尔准将，“该不该研究军事史？”，《澳大利亚陆军训练备忘录》，49期（1947年6—7月），页49—51。他是澳大利亚陆军总部军事训练负责人。心理学进入军事领域并非一蹴而就，它始于20世纪最初十年，并曾受到富勒的很大影响，而他（我们在前面提到）对群体和本能心理学有着广泛的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富勒取得了一些成果，把对将官进行心理学培训写进了英国陆军条例的修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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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训练和演习规章”1932年有修订。在这些年里，训练手册逐渐开始加进心理学方面的内容，陆军C。戴利中校，“部队士气的心理学分析”，《陆军季刊》，32卷（1936年4月），页60。但直到二战前，心理学仍未能在军队中谋得稳定的一席。这时，一些重量级人物像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在英国）和威廉·C。威斯特摩兰［1914—，美国陆军上将，曾任西点军校校长，越战中任美军司令，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译注］（在美国）公开呼吁，要求增加对官兵的心理学培训和帮助。陆军元帅韦弗尔伯爵，《好兵》（伦敦，1948），页103—104，1933年训话及W。威斯特摩兰在美国军医协会第69次年会上的讲话，载“心理降——指令的一方面”，《部队医务工作》（1963年3月），页211—213。另见诺曼·迈厄，《军事心理学》（纽约，1943），页ⅪⅩ及J。希梅尔德，《军事指挥建议：军官、准尉、军士操演要略》（悉尼，1941），页27。二战时，大量的心理学专家参与了战时的工作，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取代自然科学家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信息中心等重量级研究机构的座上宾。唐纳德·马奎斯，“发动心理学家为战争服务”，《心理学刊》，41期（1944），页470。及至1919年，心理学家詹姆斯·安吉尔已取代天文学家G。海耳成为美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主席；（其重要部门）研究信息中心主任罗伯特·耶吉茨也是位心理学家。欧美各国的军事心理学课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媒体也推波助澜，大力介绍相关科研成果。许多心理学家承认，战争可以让他们“把科研和实际联系起来”，这对他们职业地位和前景非常重要。弗朗茨·萨默尔森曾这样理论，“一战智力测验及心理学的发展”，《行为科学史刊》，133期（1977），页276。正如刘易斯·M。特曼［1877—1956，美国心理学家，因有关智力测验和早慧儿童教育的研究而闻名，长期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首创“智商”一词——译注］在向美国心理学协会作的主席演讲中所说，战争已经把心理学从一门“琐碎的学问”变成了“人类工程学的一个分支”。刘易斯·特曼，“作为心理学方法的智力测验”，《心理学评论》，31期（1924）。
心理学的影响
军事心理学不仅可以让士兵变得更勇猛，还能提高士兵的“战斗力”。1918年起，心理学家设计出提高士兵打炮水平的方法。霍勒斯·英格利什，“心理学如何帮助部队训练——一个实例”，《应用心理学杂志》，26卷（1942），页3—7。通过分析动作，海军的心理学家研究出了一种流程，可以节省两个炮手而不用增加装弹时间和工作压力。N。威尔逊，“心理学在国防部的应用”，收C。梅斯、P。弗农（编），《英国心理学现状》（伦敦，1953），页28。二战后又开始借助电影，不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也让新兵逐渐习惯战场的喧器和血污，不至于过分敏感。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82；海军利昂·索尔中校、霍华德·罗姆中校、埃德温·洛伊泽，“战斗疲劳症患者的减感”，《美国心理学杂志》，102期（1945—1946年），页476—478；彼得·沃森，《心理战：心理学在战场的使用与误用》（伦敦，1978），页38。为改进训练方法，心理学家会在训练中引入学习的一般规则，他们的这一作用也很重要。C。瓦伦廷，《军队中人的因素：心理学在训练、选拔、军心和纪律中的一些应用》（奥尔德肖特，1943），页27—38。很多教官买来了心理学教科书，不少人还旁听了大学的心理学讲座。沃尔特·宾厄姆，“美军中的心理学服务”，《诊察心理学刊》，5卷5期（1941年9—10月），页221。有些原则尽管对部队不太适用，但截至1942年，把单项训练分散在几天进行而不是一次赶完、对士兵积极参与的强调、避免反复使用同一训练材料、准确记录并辅之以正面肯定、指定系统的训练计划等原则已经成了主流的训练方式。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79—80；C。瓦伦廷，《陆军训示基要，尤其提到初等武器训练》（奥尔德肖特，1942），页13；迪尔·沃尔夫勒，“军事训练及学习理论的用处”，《诊察心理学刊》，10卷（1946），页73—75。1942年，英国陆军教育学院开办了一个新的训导机构，提供教学法方面的课程。陆军J。吉布中校，《陆军的训练》（伦敦，未注明年代），页23。此外，如何选择合适的人员也是军事心理学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尤其是1941年过后。这方面的情况见陆军医护中心主任起草的备忘录，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32/11974及陆军B。翁格森上校，《选人》（伦敦，1953），页1。人事选用在一战时还不太重要，因为当时还没有专业人员来管理如此复杂的系统，（在1916年开始强制征兵以前）志愿兵可以自己选择要加盟的部队，（因为当时人认为）他们应该清楚自己的长处和弱项。作为筛选这一程序，一般认为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时，因心理和情绪原因而遭淘汰的人数虽将近一战时的7倍，但因为同样原因被开除的人还是比一战时多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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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诸多理论，军方以简单、实用为原则进行了一番挑选：从来没有前后一致、“始终不变”，眼下时兴的过不了几年可能就销声匿迹，几十年后说不定又会重新受人青睐，很难说。但总体存在一个趋势，就是从搬用本能学说（要求训练调动人的原初情绪、强化习惯动作）到（二战结束前）视个性为最重要的变元（所以，训练科目要有益于培养个性，尤其是各级领导）到重视周围环境的作用（大多数人都可以当好兵，但要通过社会生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行为意识）。
机能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麦克杜果在其著作《社会心理学导论》（1908）中推广了本能学说，其影响直至今天军事教员仍很难摆脱。这方面的论述，见汉密尔顿·克雷文斯，《进化的胜利：美国科学家和1900—1941年间遗传环境之争》（宾夕法尼亚，1978），页76—78。另见哈里·坎贝尔，“生物角度看战争：第一部分”，《柳叶刀》，1917年9月15日，页433—435（及第二、三部分，1917年9月22日，页469—471及1917年9月29日，页505—508）；沃尔特·坎农，《痛、饥、惧、怒：感情因素对身体影响新究》，第2版，1915年首版（纽约，1929），页379；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卷2（伦敦，1910）；威廉·麦克杜果，《社会心理学入门》（伦敦，1908）；克莱德·穆尔，“心理学角度看战争”，《教育研究季刊》，23卷（1916），页367—386；J。穆尔，《野蛮的残存》（伦敦，1916），页137—146；劳埃德·摩根，《习惯与本能》（伦敦，1896）；威廉·怀特，《一位心理学家的战争遐思》（纽约，1919），页65。斯托弗德·A。布鲁克教士在1905年完成了《论战争》一书。这本书后来重印多次，包括在一战进行过程中。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好斗是人的天性：
它承袭兽性而来；我虽然说不出一二三，但它似乎与一种愉悦、热切和兴奋的强烈感觉相关。它是遗传的，人无法摆脱它。它无处不在；在文明人和野蛮人中一样深切。斯托弗德·布鲁克教士，《论战争》，1915年首版（伦敦，1916），页1。
用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其大作《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中的话来说：“祖先早已把好斗注入了我们的骨髓，几千年的和平也无法驱逐它。”威廉·詹姆斯，“战争的道德等价物”，1910年首收《战争的道德等价物诸文及哲学问题谈片段》，约翰·罗斯编（纽约，1971），页5。好战既是人的天性，那战斗训练的目的就是把文明的遮羞布从个人的心灵剥开。“心中的恶狼”在刺刀操练和非人程式中趁势找到了发泄途径。
但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人类自保的本能固然会促使他去“拼杀”，可也同样会让他“开溜”。为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