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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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军医信，刊《乌贼》并引自威廉·金，“‘我们的越南小子’：黑人媒体作为美国黑人在东南亚经验的源泉”，《越南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104。类似的轻蔑举动，虽没有这么严重，也曾在澳大利亚部队发生过，因为对他们的嘉奖是由英国负责的。直到1966年开始颁发越南服役军功章，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澳大利亚人》的一位编辑在1966年1月17日写道：
向完全自主作战的澳大利亚军队颁发英国一般勤务勋章的决定难以服人。这表明当局希望回复到大英帝国的时代，表明他们对英联邦架构的不尊重，表明以布林普上校［20世纪英国漫画家戴维·洛爵士笔下人物，为一退役军官，矮胖、自负，对新思想深恶痛绝，后成为老顽固、反动分子的代名词——译注］为代表的想法仍然得势，仍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军队仍就是英国军队殖民时代的附属。《澳大利亚人》，1966年1月17日。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6
英雄举动一般并不出自勇敢、刚毅、自主之人，而经常是处于绝境者的背水一战。一战中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年方19的中尉格雷厄姆曾这么说：
我当时别无他想。要不怎么办，“逃”？我从没想过。那可得有点勇气才行。“坚守岗位？”我倒是坚守了（我的枪），这才保住了小命。除此以外，我手头没其他东西了。说实话，要是没枪，我准保临阵脱逃。陆军格雷厄姆中尉，引自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65。另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致其双胞胎兄弟的信，引自约翰·巴肯，《弗朗西斯和里弗斯代尔·格伦费尔》（伦敦，1920），页200—201。
据信，胆小者的“一时大意”与传奇英雄的“心血来潮”并无太大不同。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75，1919年2月18日。推荐信本身就贬低了“实际”战斗体验，因为这些信必须用（借用罗兰·菲尔丁上校的话）“廉价惊险小说般浮华的词句写成”，再就是“满腔热情‘给百合花上色’般的文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远离前线的当权者授予奖章。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61及316，1917年2月27日及1918年9月17日。另见盖伊·查普曼，《无度挥霍：自传断片》，1933年首版（纽约，1966），页266及罗伯特·莱卡赫曼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7。参加过越战的罗伯特·E。霍尔科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奖章因何而得。罗伯特·霍尔科姆，引自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22。与本章开始的罗伊·贝纳维德兹一同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谢尔曼·普拉特曾说过：
每一人得军功章，可能就有五六个人本该得，却没人给他们写推荐信。指挥官要先听取事迹汇报，之后才能写信推荐。但有很多英雄壮举发生时都没人在场。指挥官也可能因要指挥作战而根本无暇写信举荐。要不就是等他们有时间了，目击者已经不在了。谢尔曼·普拉特，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45。
越战时，军功章更不值钱。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兵（和6％的女兵）都被授予了战斗勋章。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7
正如前面提到的，连军方也头疼英雄。他们不听“卧倒”的命令，总是“特别兴奋”，起身就往前冲，就像乔治·威尔逊描述自己在一战时是如何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那样。乔治·威尔逊，引自亨利·拉尼尔，《勇敢书：愈加勇武的真实故事》（伦敦，1918），页264—265。备受赞誉的“尚武之邦”如爱尔兰人常因此被人诟病：其人喜怒无常，冲动鲁莽，防御时根本派不上用场。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9—60；泰伦斯·丹曼，《爱尔兰无名士兵：（爱尔兰）第16师在一次大战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页75；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52；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8；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汤姆·凯托，《战法》（伦敦，1917），页169；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0及99；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1，59及63；陆军爱德华·迈纳克少校，《个人日记》（伦敦，1996），页196；托马斯·马林，“‘爱尔兰佬’迈纳克：被人遗忘的王牌驾驶员”，《爱尔兰军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页77；库思伯格·斯珀灵，“英国人性格的秘密”，《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638；史蒂芬·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9；A。韦弗尔爵士，《艾伦比》（伦敦，1940），页203。现代战争不讲求个性，英雄主义幻想在心理上反而有害。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博士1943年在给纽约精神分析学院作讲座时说，参军时立誓要有与众不同表现的那些士兵，在个人英勇并不吃香的现代战争中常会感到“无足轻重，于是很难受，然后会以为自己是胆小鬼，这种无用感之强烈甚至会与他此前英雄主义幻想的程度相当。”古斯塔夫·白考斯基，“从平民到军队生活转变中的性格变化”，《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00卷3期（1944年9月），页292。英雄主义看来根本无法在20世纪战争的恐怖中生存下来。
英雄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英雄与反英雄间的距离其实很近。战场上没有“自己会看的眼睛”或“自己能跳动的心”在现实之外并没有一个更伟大的虚构存在（如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伦敦，1832）。相反，有的是破坏和恐惧——对像罗伊·贝纳维德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只有紧张，一切都是混沌。就连备受称赞的“尚武之邦”，也因与那些不好打仗、远非英勇的民族有相同的缺陷而声名不再。20世纪上半叶那些鼓噪士兵体质和“阳刚之气评估”的理论家们，不过是试图挽留此前已逝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在军队内部，新兴精神病学的强大话语权正在抚慰哪怕最能打的战士。以《男孩自我》文风、廉价惊险小说语汇写就的嘉奖令更是嘲讽了个体英雄的存在。更何况，英雄主义的举动还时常是丑陋的。正如一个匿名的加拿大士兵抱怨的：
（军方）干吗把奖章发给嗜血的家伙？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认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为了杀人吗，可这不应该是战争的全部吧。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
对试图适应现代战争的残忍和无名的士兵来说，这“此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要费一番猜度。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
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
本不是政治人物或哲学家
可以评判的。我不恨德国人，也不会
为英国人狂热，去讨好小报。
除了有个胖胖的爱国者我不喜欢
对德国独夫我似恨实爱。
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1915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写于1915年，收托马斯，《诗集》（伦敦，1920），页165。
1915年5月13日是耶稣升天节，陆军上尉朱利安·亨利·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这天被炸弹碎片击中了脑袋。“我想我活不长了！”他欢快地宣布：13天后，他的预言成了事实，死时才27岁。
格伦费尔1888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先后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就读。他7岁就会射击，有空就骑马、钓鱼、打猎。戎马生涯一直是他的梦想，刚满20就在皇家第一重骑兵队谋了一个差使。一战前，他曾驻在印度和南非，在那儿他喜欢上了拳击、追踪野物和猎杀野猪（“我从来没想过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它对我太重要了”，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战争的传言让他着实激动了一把。
你一定会赞同我说的，这是重振帝国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现在，雷蒙德［1856—1918，全名约翰·爱德华·雷蒙德，爱尔兰民族主义党领袖，毕生致力于爱尔兰自治运动——译注］、印度人、威尔·克鲁克斯、布尔人和斐济南部岛民都特别愿意帮我们打德国人。这有助于强化和平时期对帝国国旗、大英母国、重武装旅和惨淡的红标线等难以捕捉的帝国观念一度衰落的信仰，你不觉得吗？
他于9月20日回国，两周后就随第四军团第三骑兵师渡海去了法国。
格伦费尔从战争中找到了乐趣，也证明了自己作为骑兵一点都不差。在伊普雷战役［一战中三次战役的总称，分别发生在1914年10—11月、1915年4—5月和1917年7—11月，比利时西部与法国交界的小镇伊普雷附近。作为盟军突出部上的战略要地，该镇挡住了德军去往英吉利海峡的通路，因此遭受了长时间的猛烈攻击，几被夷为平地——译注］中，他成功狙击了不少德国士兵。他告诉家人，要想私下狙击敌人得获得指挥官的批准。一次，他悄悄匍匐至“德军战壕”，透过胸墙发现一名德国士兵。“正有说有笑，”格伦费尔记述道，“他的牙金光闪闪，好像就贴着我的准星，我缓缓地扣动了扳机。他咕哝了一声，倒下了。”以后几天，他又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这样的狙击，并因此（再加上预先通知所在部队，躲过了一次偷袭）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在他的猎获物记录簿上，除了鹌鹑以外还有死于他手的德兵人数。
1914年10月15日他写道：“这实在太好玩了；你做梦都想不到能这么有趣。我倒希望能一直这样下去；但经历过这事，也只有叉野猪凑合着能调剂一下，其他事都显无聊透顶。”四天后，第一次伊普雷战役打响了，在10月24日给母亲的信中，他好像彻底沉醉于其中：“从小到大我从没这么精神过，也不曾这么高兴过；我太爱打仗了。”他对敌人的态度倒是模棱两可。“一想到死去的战友”，他对德国战俘就有无比的仇恨，禁不住要对被捕的德国军官怒目以对。但一次，有个德国战俘“从我面前走过，他盯住我的脸，继而向我敬了个礼……满脸的自豪、坚定、精明和信心，在他愤怒的时刻显露无遗”，格伦费尔承认那一刻他“由衷地”感到“羞耻”。他的许多死去的对手不过是“倒霉的德国佬”。1914年11月3日，他记到战争是
最有趣的。我这辈子也没感觉这么好过，这么高兴，这么快意于周围的事物。战争与我迟钝的反应、麻木的神经和狂野的个性是那么地契合。因战斗而来的激动使万物都有了生气，每一片景象、每一句言语和每一个举动都是。
相比起来，下面的话更在点子上，“当你一心想干掉某个人的时候，你会突然非常舍不得他”。这话说完不到六个月，这个兼具贵族气质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死在了自己同类的手上。劳伦斯·豪斯曼（编），《阵亡英军书信集》（伦敦，1930），页117—120；维奥拉·梅内尔，《朱利安·格伦费尔》（伦敦，1918），页12，18—19，22，24—25；尼古拉斯·莫塞莱，《朱利安·格伦费尔的一生和死期1888—1915》（伦敦，1976），页237—238，243，247及260。
很多人都认为，对战友的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一个人去杀害另一个人，前提是只要他认为这种战友关系正在受到威胁。相比较而言，仇恨对提高“战斗力”似乎没有多大助益。优秀的战士杀人时靠的是激情还是冷血？两者都太极端了，似乎不足为训：试图在像格伦费尔这样的人心中激起怨恨的努力最后几近徒劳，而“冷血杀手”又注定罪感缠身。爱和恨都有改变一切的力量，很难收束。去爱你的战友，这样的劝诫效果过于分散，偶尔甚至会连带爱上自己的敌人。仇恨也同样易逝，且实战和在后方不一样，仇恨常会被同情所置换。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2
战 友 情 谊
无论怎么叫——“同志关系”也好，“搭档制度”也罢，甚至“同xing爱恋”——关爱和友谊能激发杀敌欲，这已有很多人作评。尽管常常言过其实，我的观点详见《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第3章。但在本书研究的历次大战中，士兵都说是对战友的爱给了他们杀敌的勇气。战友情谊对“坚持杀敌”至关重要，许多“前线故事”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以至战友间的关爱已成军事、文化史中的滥调。在本书讨论的三次战争跨越的几十年中，“战友间的相互关照是战斗欲望的动因”这一观点一直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所深信。1944年有次调查，问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岛和北非的美国步兵，他们能坚持战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提到领导力和军纪、别无他想、报仇心切、理想主义和自保意识（“不杀人就被人杀”）的人很少，反而（仅次于“早干早完”）战友间的休戚相关、对家人和故乡的思念成了他们的主要动力。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09。对568名曾转战西西里和北非步兵的调查，1944年4月进行。赫伯特·X。斯皮格尔上尉是名精神病学家，在北非的四次战斗中是随军卫生干事，他反复申说攻击举动是始于“一种正面的力量——爱多过恨”。赫伯特·斯皮格尔，“突尼斯战役中的精神病学观察”，《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4卷（1944），页310。另见斯皮格尔，“北非某步兵营的精神病状况”，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115。“士兵实际是为彼此而战，”罗伊·R。格林克和约翰·P。斯皮格尔通过对战机驾驶员的心理研究得出上述结论，且（“既然相当一部分的个人利益已转变为对集体的关切”）伤亡人数即使骤升，只要有这一点，士气仍可能高涨。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45。另见陆军S。马歇尔上校，《人与火：未来战争指挥问题》（纽约，1947），页42及陆军埃德温·怀恩斯坦少校、加尔文·德雷尔中校，“对战斗引起的忧虑的动态研究”，《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9卷，增刊（1949年11月），页24。
战士们的言行也表明战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情谊。理查德·富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