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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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152。正如反战示威常背离初衷，变成“胡、胡、胡志明，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为战争鼓劲一样，反战电影不过是换个战场，很快就又给战争贴金。越战时的菲利普·卡普托是个好例子。训练时，他就提到课堂实在麻痹人：“当时以为战争很浪漫，可以拼刺刀，还可以死里逃生”。为什么呢？“我想像《瓜达卡纳岛纪事》、《见鬼，给我撤！》等电影里那样打仗。”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4。这些电影虽然把战争场面写得很丑陋，而且排斥英雄主义，但仍深深吸引了卡普托。如实表现战争，未必就是宣扬反战或和平主义。详细讨论，可见南希·安尼斯菲尔德，“天启之后：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中的叙事”，收欧文·吉尔曼（小）、洛丽·史密斯（编），《美国再瞥：越战题材文学、电影评论集》（纽约，1990），页275—277及唐·林纳尔多，《刀笔写越战》（杰克逊，1994），页176。观众、读者爱看的恰恰是恐怖场面：杀戮加羞辱，那才叫带劲儿呢，哪还管得了反战的那套说教？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1987）中的叙事者也承认：“多数美国人会拿大把辛苦钱去看精心处理过、吸引力很强、让人毛骨悚然的杀戮场面：没有人例外。”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4。　　　　
　　　　反战文艺作品还有一不明朗处：杀戮之恐怖固然可以仔细刻画，但敌军是由个体组成，每个人虽罪大恶极却也能获得观众的理解甚至同情。于是，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战士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一点上，“战士”本身反倒没人顾及了。比如，罗兰·艾梅里希在《万能士兵》（1992）中反复渲染的暴力场面，不过使人区别了中士斯科特（收罗人耳的那位）和列兵德夫勒（他不愿射杀平民）而已。论行伍，两人都是好兵：这不结了？同样，约翰·厄文的影片《汉堡山》（1987）开场华盛顿越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镜头，不过用来为好兵正名而已。影片中，下落的凝固汽油弹被表现得极富美感，留在国内的男人、反战者反倒成了敌人。兼具越战老兵、作家和反战者的提姆·奥布赖恩总结了这样刻画战争的危险。他请读者注意，在他看来，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3

　　　　越南不是幻梦，也不是荒诞。而是一场冷血、蓄意的战争。大部分越战电影都把它当作略带黑色幽默、有如《现代启示录》般的荒诞剧来处理：整个世界都疯了；疯子甲马丁·希恩［1940—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尉——译注］四处追杀疯子乙马龙·白兰度［1924—2004，美国演员，在片中饰一上校。1954年、1972年两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罗伯特·杜瓦尔［1931—　，美国电影演员，在片中饰一中校。1983年获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译注］是个只会冲浪的傻子。人人都觉得“只要黑白颠倒，大家就都没有罪了”；“这真是场荒唐的战争，与它比起来我们还算清醒”。这可不太妙。提姆·奥布赖恩，受访于艾里克·施罗德，“与提姆·奥布赖恩和罗伯特·斯通的谈话”，《当代小说研究》，30卷1期（1984年春季号），页146。　　　　
　　　　在观众眼里，“那恐怖的”和一种有如幽灵般、有东方色彩或法西斯式的恶势力，早已融为一体，于是他们也就直接面对一个熟悉的主题：敌人就是“他者”的极致。　　　　
　　　　那么，本书的出场人物在入伍前有怎样的战争想象呢？打仗的故事，如果出自父亲、兄长和哥儿们的嘴里，是最有震撼力了。不只男孩爱听这类故事，女孩也会沉迷于父亲的战场见闻。如果她们日后要上战场，这将是主要原因。比如，二战时，维·罗宾逊即请求到高炮阵地，因为这样能击落敌机。她还能记起父辈（在战前）给她们讲的一战经历，还记得她的同学夸耀“咱爸”的英勇。维·罗宾逊，《中的》（西约克郡，1991），页3。但很奇怪的，开枪打炮的念头并非总与毁灭的愿望相关。琼·贝思克·埃尔什泰因记得在朝鲜战争前后，自己总有想要一枝枪的冲动，即是一例。这段时光被她称作自己的“贞德期”。她还说自己“爱上射击”始自一次郊游。那次，她发现论射击自己要比不少男孩强。她说：“我不想杀生，当然象征性的除外。但做名神枪手，还可以拿枪到处逛，却是挺诱人的。”琼·埃尔什泰因，《战争和女人》（芝加哥，1995），页24。　　　　
　　　　显然，从文学和电影中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美好想象也会占据许多人的夜间酣梦甚至是白日梦。他们从中受到鼓励，会自告奋勇要上战场，不过是为了当一回英雄、圆一回儿时的梦。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42—43。一战时，H。F。N。朱厄戴恩中校在康诺特别动队服役，他就有过这样的浪漫想法。在他（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儿时品读司各特和查尔斯·利弗战争故事时的兴奋心情，笔端仍时有流露。正是这些传奇故事，使他心生参军之念，以“像小说中所说，投身时代激流”。朱厄戴恩尤其感激利弗，称他使自己作好了冲锋陷阵、“啸撼云天”的精神准备：不问青红皂白只管刺杀，直至敌军溃散才“止步稍歇，喘息间发现自己竟还活着”。陆军H。朱厄戴恩中校，《别动生涯》（牛津，1934），页15—16。　　　　
　　　　二战那代人，也有如是豪情。“大锤”尤金·B。斯莱吉少时多病，以译恺撒的战争篇章自娱，素重华盛顿、奥杜邦、丹尼尔·布恩以及罗伯特·E。李（其祖父、外祖父均是南军将领）。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Ⅻ。与斯莱吉有类似经历的奥迪·墨菲，是一位家住得州，靠收益分成的白人佃农。墨菲12岁时，守着贫瘠的田地除草间苗，脑子里就总想着要驰骋沙场，“听吹角连营，看旌旗迎风，会勇武兵士，越如火山头”。浮想中的战场，敌人的枪弹总也打他不着，而他手中的“步枪像长了眼，每发必中”。奥迪·墨菲，《地狱归来》（伦敦，1956），页16。越战的例子，见詹姆斯·希布朗，其访谈收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88及90。每逢大战，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前次战争留下的浪漫文字。一战时，数以千计的人争相捧读有关帝国战争的文字；二战青年废寝忘食于《泰晤士报》撰写的《一战史》；到了越战，描写二战时英勇事迹的通俗读物（如《勇斗红魔》）又风靡一时。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165及休·邓达斯，《起航：一空军飞行员的战争岁月》（伦敦，1988），页3。　　　　
　　　　到60年代，新兴媒体已然取代了传统的纸质读物。电视的出现，让我们在自家客厅即可欢享杀戮之乐。（即举一例）艾伦·亨特是典型的农家子弟。出生在马里兰州一小镇的他，加入时海军并没有细想，后来又进了陆军。他视参军为一种平稳的转换：　　　　
　　　　我一直向往部队，在那里，可以学我爱做的事。从小我就喜欢在树林里闲逛，打猎，捉迷藏。通过读书、看电视，我掌握了基本战法。虽然没出过远门，却连做梦也想着要上战场；并且一直倾心于此。艾伦·亨特，其访谈收格伦·爱德华滋，《越南：心内的战争》（南澳大利亚州，1992），页17。类似的例子，见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17及塞姆·格拉休，受访于雪利·迪克斯，《由越南到地狱：与创伤后精神压力症患者的访谈》（北卡罗来纳，1990），页118。　　　　
　　　　朗·科维奇在回忆录《生于七月四日》（1976）中，也提到精彩的战争影片。比如在电影《地狱归来》里，奥迪·墨菲为了居高临下地扫射德国鬼子，毫不迟疑地跳上一辆正在燃烧的坦克。“他太勇猛了，我看得热血沸腾，直希望站在上面的是自己，”科维奇写道。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2。几年后，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4

　　　　17岁时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的美国诗人威廉·D。艾尔哈特，在《参军辩》（1980）中也作如是观。他承认自己对战争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这种浮想来自于许多战士形象，既有屏幕上的，如约翰·韦恩、奥迪·墨菲、威廉·霍尔登，又有真实的人，如内森·黑尔、阿尔文·约克［1887—1964，美国一战英雄，曾率侦察兵奇袭德军，击毙20人，生擒132人，事迹曾拍成电影“中士约克”——译注］、埃迪·里肯巴克［1890—1973，一战美军王牌飞行员，共取得26次空战胜利——译注］。艾尔哈特的童年是在做轰炸机、战斗机的塑模和玩“牛仔追印第安人”的游戏中度过的。他儿时最珍爱的圣诞礼物是一支30毫米口径的塑料仿真机枪和一支使用火药纸的45毫米口径玩具自动手枪，后者的皮套盖上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凹印。（“我当时特自豪，刚拿到手就跑出去拿给玛吉·斯特劳泽看，”　艾尔哈特后来回忆到。）二战美军凯旋的新闻片，他在近40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同样难忘的还有儿时伙伴讲起各自“英雄”父亲时他的嫉妒之情。威廉·艾尔哈特，“参军辩”，《弗吉尼亚季评》，56卷1期（1980年冬季号），页26。　　　　
　　　　当时，业界对战争玩具投入巨大，艾尔哈特的回忆便可资证明。这一点，只要想想当时极度风靡、人称“绿色贝雷帽”的美军特种部队就可以了。60年代末，家长可以轻易买到绿色贝雷帽玩偶、唱片、连环画、泡泡糖、益智玩具和图书（大人也能看）。当时西尔兹商店的商品目录就记录着，只消10美元就可以买到包括机枪、步枪、手雷、雪地战靴、野战步话机和塑料士兵等在内的全套“特种部队基地”。在蒙哥马利·沃德名下的连锁店，圣诞时可以买到半价的特种部队制服，再添六英镑，还能得到一支AR15型步枪、一把手枪、一个可拉盖的军用手枪套和一顶绿色贝雷帽。对成人来说，不仅有绿色贝雷帽系列图书，还有大片可看，即《绿色贝雷帽》（1968）。唐纳德·邓肯，《新兵团》（伦敦，1967），页199。科维奇、艾尔哈特那一代人小时候都玩过机关枪和手榴弹，都视小兵模型为宝贝，小兵拿什么的都有，从手枪、火箭筒直到喷火器。每周六下午，科维奇和他的小伙伴们便会拿出装电池的塑料机枪、火药纸的玩具手枪，还有木棒，冲进村外的小树林，“先设埋伏，然后打冲锋，再就是拿下高地，如有人敢挡路，定叫他吞刺刀、吃枪弹”。完事后，他们会大步走出树林，“那架势，好像我们日后准能成为英雄似的”。朗·科维奇，《生于七月四日》，1976年首版（埃尔兹伯里，1990），页43。1962年，手枪玩具成了男孩们的最爱，仅在美国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一亿美元。多萝西·巴克莱，“枪声背后”，《纽约时报杂志》，1962年7月22日，页47。这样，普通百姓就初识了各种武器，虽说谈不上专业，但打起仗来还真能派得上用场。　　　　
　　　　一旦征召入伍，这些事前想象的重要性就会立刻显现出来。军方也承认，要想打胜仗，煽动这些想象至关重要。在部队眼里，最好的战士一定是能够想见杀戮快感的那些人。事实上，军方曾频繁拨款，资助拍摄美化战争的电影。一战时，电影作为“现代”战争的新式武器初次登台。当时最重要的影片得属《索姆河战役》（1916）和《昂克尔河战役》（1916）。虽然这两部影片声称要表现英伦士兵为国赴死的豪情，但是实质不过是悄悄聚集在威灵顿宫的一些画匠、写手出于宣传目的的产物而已。上映第一周，就有数十万人争相观看。二战时，电影作为宣传机器在战争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一个美国的例子是当时颇受欢迎的《美国为什么要出兵》（1942），这部系列片共分七集，是美国陆军参谋部下令拍摄的，导演是弗兰克·卡普拉。该片嫁接了新闻片的一些镜头和敌军影片的片段，辅之以旁白与动画。与所有这类影片一样，它也严格地区分善恶。观看者不只是士兵，影片还在全国放映。越战期间，美国国防部又做了一批说教片，比如《为什么是越南？》（1965），就是为消灭越共而拍摄的。与二战时一样，这些影片不仅在军中放映，还组织大中学生观看。从这时起，国防部摒弃了二战时的好莱坞风格，不再追求戏剧效果，而是悄悄突出了人种学方面的内涵，重点也开始转向越南对美援的依赖，包括医药、教育、技术各方面。在《一场独特的战争》（1966）、《一个越南村庄的再生》（1967）等影片中，美国观众可以看到越南的乡村“生活”即景。拍给即将开赴越南的士兵看的影片要更刺激。在影片《你的越南军旅》（1970）中，旁白激起了观众，使他们直面战地情谊、军旅险恶与短兵相接的嘲，比如一枚枚炸弹从B52轰炸机上扔下的炸弹的画面（炸弹顺次爆炸，正合背景爵士乐的节奏）。详细情形，见克劳迪娅·斯普林厄，“军事宣传：二战、越战期间的国防部电影一览”，《文化批评》，3期（1986年春季号），页164。　　　　
　　　　


第一部分：战争欢愉战争欢愉　5

　　　　这些宣传片是训练体系的一部分。就像二战时拍摄的《拜坦》、《瓜达卡纳岛纪事》直到今天仍被军方用来激发人们的战争想象，打消疑虑，从一战到越战，情形也是如此。一名新兵在上战场前看了《索姆河战役》，他跟战友讲，看完电影他才知道此去之艰苦。他直言，“只凭想象的话，你一定满心糊涂。”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信的落款是1916年9月5日，页109—110。有记录表明，二战中放映的《不列颠之战》（1944）曾让观者激动过一把，“看了真想杀了那帮狗娘养的”。卡尔·霍夫伦德、阿瑟·伦姆兹代恩、弗雷德·谢菲尔德，《测试大众传媒：卷三》（普林斯顿，1949），页93。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看过《美国为什么要出兵》和美国陆军部每两周播映一次的新闻片的军人，要比没看的人更为亲战。海军霍华德·罗姆少校，“作为教育载体的电影业”，《心理降杂志》，30期（1946年1月号），页9—20。关于用电影作训练手段，详见“随军精神病医生之于鼓舞士气”，1944年1月，页3，伦敦档案局公民来访接待处21/914。　　　　
　　　　早先战事的影像记录，尤其是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冲突记录，也能增进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英国和澳大利亚（包括美国）的士兵都把自己想象成勇士，现代战争因而得以与历史上的冲突相连接，也负有了征服他族的使命，而且是以“文明开化”的名义。一战中，美军攻击机掠过胸墙，即有人比之以出入无形的北美印第安人：“即使费尼莫·库珀笔下的苏人、黑脚族人，也没有如此矫健身手，”罗伯特·威廉·麦凯纳如是说。罗伯特·麦凯纳，《透过帐门看去》，1919年首版（伦敦，1930），页87及89。二战中，最刚强的兵士常被赋予传奇色彩，好像当年追击印第安人的牛仔。勇武如阿瑟·沃默思上尉（他一人杀死上百日军，人谓“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