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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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上阵”
教职人员不参与作战，已是20世纪的定规。实际上，在我们讨论的这三个国家——英、美、澳——都有明文禁止教士携带武器。但不是自古就是这样的。教职人员不能用剑是中世纪以来的规矩，但他们可以用狼牙棒。直至1350年“教士上阵打仗”才被明确禁止。到1899年，又被写进了海牙和会的战争法。
尽管军队许多部门的牧师不能持械，但他们仍可参军。许多小一些的宗教团体把是否入伍的选择权交给了个人去裁断。这样，虽然坚决反战，但英国还是有三分之一强的适龄贵格会徒参了军。艾伦·威尔金森，《反对还是同意？战争、和平和英国各教会1900—1945》（伦敦，1986），页53。循道宗、浸礼会和长老会的许多未授神职的牧师也选择了入伍。救世军的成员不过变了变服装的式样：“血与火……以血除污，以火鼓劲”是他们响彻伦敦海德公园的战斗号召，后来又飘荡在血迹斑斑的战场，那里有步枪、火炮在“喷火”。弗雷德里克·斯珀尔，《着军装的牧师：联合海军和陆军委员会牧师工作一览》（伦敦，1916），页52。另见查尔斯·贝特曼，“救世军和战争”，《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06。
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国教教会就不太愿意让牧师和传道士自己拿主意了。宗教领袖对教士志愿上战场的做法是否合适一直争论不休。1916年，雷金纳德·约翰·坎贝尔教士（他是一名广受尊敬的不信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但在游历西线的同年就加入了国教）就承认自己“不忍心拒绝任何体格健全的教士，他们不过想拿黑色法衣换卡其布的军装，以在血腥的战场上以战友的身份传道”。雷金纳德·坎贝尔教士，《随军在法国》（伦敦，1916），页12。耶鲁大学神学系的亨利·哈勒姆·特威迪也为那些觉得不参军就不行的牧师作辩护。1918年时，他满怀钦羡地写到了一个“我们所有人的兄弟”，不愿“受自己妆饰的羁绊：好像不和前线士兵同喝一壶水、不经历他们泥与血的洗礼就无法向他们讲道”。他认为，“只有牧师同信徒一道‘出生入死’，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这种共患难时的亲近“不分世俗与神圣”，他说。亨利·特威迪，“牧师和战争”，收E。斯尼思（编），《宗教和战争》（纽黑文，1918），页86—87。在他看来，参战的牧师绝不会给教会脸上抹黑。有人曾注意到，法国的入伍牧师反给教会带来了夸奖和荣誉。汤姆·凯托尔，《战争的方式》（伦敦，1917），页188—205；威廉·雷德蒙，《法国的堑壕照片》（伦敦，1917），页128—129；“朱尼厄斯再生”，《圣战：恶之极端：慷慨与贪婪：讽笔》（伦敦，1915），页3；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154。
第九部分：随军教士随军教士 6
英国国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退而求其次，还是希望阻止其牧师携带武器，哪怕这意味着给一些宗教领袖的军事热情泼冷水。对J。G。辛普森（圣保罗大教堂教士、赞美诗领唱人）来说，问题很简单：牧师的“行规”就包括了不能当兵。这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基督教只有一套准则，施用于所有人，神职和世俗人员都得遵守。这一禁令其实源于牧师这一职业自身的特点，即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诱惑，都要一以贯之地宽容他人，并身体力行人类的道德良知。战争只属于世俗社会，在天国没有它的位置。虽然牺牲个体的生命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但杀人却不是，辛普森说。牧师实际上身兼两职，既要展现人类最美好的一面，又要分担亡灵的苦难。他既是精神世界的代表，就要躲过杀戮，以带来持久的和平。辛普森还说，神职人员既已受命，有了口头上的生杀大权，就无权把任何人送到造物主面前而“在临终前不予他圣餐，让他失望，不给他行最后的涂油仪式”。J。辛普森，“教职人员在战争中”，收G。贝尔（编），《战争和上帝之国》（伦敦，1915），页104—109。1915年，辛普森的观点就得到了伦敦主教阿瑟·福里·温宁顿·英格拉姆神父的支持，后者拒绝授予正值参军年龄且符合入伍条件的年轻人以圣职。阿瑟·英格拉姆教士，《教会时报》，1915年6月4日，引自艾伯特·马林，《最后的圣战：英国国教教会在一战中》（达勒姆，1974），页189。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温宁顿·英格拉姆又得到了卡莱尔、切斯特和曼彻斯特等地主教的支持。
牛津主教查尔斯·戈尔也赞成辛普森的观点，只有一点例外。1914年，知道属下许多牧师心有不安后，他要他们记住自己的誓言，并重申战士和牧师的身份是不能兼容的。但他也承认对那些只是候选、未被授职的牧师，情况要复杂一些。他们既以牧师为业，是否可以推迟授圣职，穿上军装杀敌呢？戈尔主教注意到，传统上这样的人是不准参军的：古代的教规禁止当过兵的人（及判死刑的地方法官）接受圣职，被迫参军的候选牧师接受圣职也要有罗马教廷的特许状才行。在权衡所有因素之后，戈尔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决定候选牧师从战场归来，只要对圣职没有二心仍可授予圣职。但他也反复鼓励牧师候选人“遵从圣职的召唤并为之准备”，不要理会那些说他们怯懦的指责。查尔斯·戈尔，《战争、教会和其他演说》（伦敦，1914），页60—65。
到1916年，战事走向的不利和征兵工作的开展使这场辩论有升级之势。无数牧师参与到这场辩论中来，无论是在教堂讲坛上还是在定期出版物上。其中就有约翰·辛克神父，他在利森堂区教堂的布道中展现了年轻一代牧师对战争的向往，希望与同龄人一道出生入死，并享受战争给人的刺激。但他不同意把这种热情变为行动，并提醒举棋不定者应用精神而不是实体的武器来抗敌。约翰·辛克教士，《战争、其作为及教训：在利森堂区教堂的演讲》（伦敦，1916），页104。爱德华·温顿在《当代评论》（1916）上的文章更中肯，他指出关键在应如何评估祷告与打斗的相对价值。如祷告受到推崇，那多几千人上阵不过是杯水车薪，是短视的行为。如何安慰阵亡烈士的家属，为将至的和平作准备，为战士提供精神上的帮助，都是些很重要的问题。牧师如果只是一介“匹夫”，那就应该上阵冲锋。但牧师毕竟不是“凡人”，他们有其“特殊的使命和天职”，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理想中基督之邦的鲜活写照。爱德华·温顿，“神职人员和军队服务”，《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1—6月），页153—160。其在后方之重大责任，见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10。
世俗的意见却是指向另一个方向，这对这些宗教代言人是不利的。在1916年以前，参战的主要是常备军和志愿军，牧师可免于服役而没有人质疑。但在一战的征兵辩论中，许多公众对牧师免于服役的议会法案表示不满，从1916年9月伯明翰召开的英国职工大会便可见一斑。当时，本·提利特在力主大会通过一项谴责牧师可免兵役的决议时得到了许多支持。见《卫报》，1916年9月14日。
到1918年，传统主义者节节“败退”。英国1918年4月9日颁布了兵役法，允许牧师参军。后因担心让天主教牧师参军会使爱尔兰再度造反，遂收回了该法案。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既已首肯，牧师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了，因为这时他们无法再仰仗其上级的表态来免服兵役。为应付危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与十七名主教会面后，于1918年4月22日宣布鼓励牧师自主从军，既可作为非战斗人员也可上阵打仗。其实到这个时候，多数适龄、壮硕的牧师早已自愿入伍，以非战斗人员的身份编在了牧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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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中 牧 师
牧师局的牧师名义上是非战斗人员，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接触不到军国主义及其毁灭仪式了：他们佩带的是军官证，只有在加拿大军队中才按军阶（如上尉、少校、上尉等）称呼随军牧师。其他国家军队中的牧师有官阶但士兵一般只叫他们 “牧师”。见哈里·布莱克本教士，《西线也有此事发生：教士的故事》（伦敦，1932），页103—104。坐的是吉普车，配备的是维科斯式机枪，还有勤务兵持枪保护其人身安全。J。麦克拉斯基，《伞兵牧师》（伦敦，1951），页136。许多牧师随身带有左轮手枪，自卫时可以开枪，这一点和医疗队成员是一样的。例见欧内斯特·梅林顿的话，收迈克尔·麦可南，《随军牧师：澳大利亚教士在加利波利和法国》（悉尼，1986），页82。
外表上虽逃脱不了军国主义的阴影，但每一名牧师还是要对自己在军中扮演何种角色做出决断：在审视良心后决定是作为牧师还是战士来加入军队。这样的决定很难做。一战期间广受欢迎的J。法伊神父、约翰·J。卡兰教士、丹尼斯·琼斯教士等都惭愧地承认，参战的想法实在激动人心，但他们也劝诫跟自己有同样想法的牧师一定要抵挡住诱惑，因为他们担负的精神责任要更重大。约翰·卡兰，《兵车行：炮兵部队随军牧师的一天》（伦敦，1918），页7；迈克尔·麦可南，《战争中的澳大利亚教会：主要教会的态度和动作1914—1918》（悉尼，1980），页54；丹尼斯·琼斯教士，《苏吴拉湾教士日记》（伦敦，1916），页17。虽有很多传言说法伊曾带人冲锋，据麦可南说此事不确。另见“临时牧师”，《随军教士》（伦敦，1916），页9。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二战中，J。弗雷泽·麦克拉斯基（人称“伞兵牧师”）曾被自己到底是应该以教士的身份参军、还是接受战斗训练“以不辜负29岁的大好年华和180多斤的体重”的问题长期困扰。当朋友最终劝服他，做牧师能起到更大作用时，他非常地扫兴。J。麦克拉斯基，《伞兵牧师》（伦敦，1951），页16。R。L。巴恩斯教士属于耶稣复活会，他披露自己曾十分嫉妒那些为上战场不惜放弃教职的好小伙：他悲叹“自己的孤独、恍惚与不安”，羡慕那些参战的牧师是“牧群的当然领袖”。R。巴恩斯教士，《战时牧师》（伦敦，1939），页69。约瑟夫·麦卡洛克教士在二战进行一半时终于不能继续调和军队与宗教的双重身份。他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竟要受雇于一个致力于杀戮的组织实在是伪善。这一想法促使他辞去了在军队的职务。约瑟夫·麦卡洛克，《我们自有命令》（伦敦，1944），页176。
也有神职人员做了不同的选择，他们更多地从支援生者而不是掩埋死者那里汲取了力量的源泉。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03；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牧师：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堪萨斯，1995），页ⅩⅩ—ⅩⅪ，48及189；乔治·弗雷泽，《驻扎在这里很安全：缅甸战事琐忆》（伦敦，1992），页110。这些暴虐的上帝子民在一般人想象中竟带上了某种传奇色彩，被称为“战斗的教士”。二战中有首军队歌曲广为流行，写的就是参战的教士：一个“空中领路人”（多半是威廉·A。迈加亚教士）1941年和战友一同打退了日军对“加利福尼亚”号的袭击：
掉下去的是枪手，然后是他的战友，
跳起的是空中领路人，瞄了他们一眼，
他放下圣经，端起枪，大叫三声，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赞颂上帝吧，给他们一枪！
然后我们都得解放！引自唐纳德·克劳斯比，《战场上的牧师：天主教牧师在二战中》（堪萨斯，1995），页13。该牧师据说是威廉·A。迈加亚，但他矢口否认。
同样超水平发挥、但远没有这么辛辣的是：在此后一些战事中，上阵的牧师竟引得别人诗性大发。即以拉里·罗特曼写一名在越南牧师的紧促诗行为例：
第25飞行营的牧师
在苟知
为敌人的灵魂祷告
在每个周日上午
其余日子做机载枪手
还有部队薪金。拉里·罗特曼，“上帝的孩子”，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24。
就算这些都是“神话”，有一点是许多人都认同的，那就是年轻牧师（尤其是那些符合其他斗士传统的人，如不信英国国教的威尔士牧师）陆军弗兰克·克罗热准将，《都是我杀的》（伦敦，1937），页76—77。都想一试身手。阿瑟·英格拉姆教士，《伦敦主教向伦敦教区集合牧师宣讲至上时刻，1915年11月23日，在野地圣马丁教堂》（伦敦，1915），页9—10；查尔斯·蒙塔古，《从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