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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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灌输了“暴虐的作风”。R．艾森哈特，“小姑娘，这你不该容忍： 现代战斗训练隐藏的心理事项探讨”，《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21。越战老兵易受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还很年轻、战场上经常指挥不力、部队缺乏凝聚力、战争有游击性质、回国后也漫无目的。D．谢弗，“越南战斗经验： 人类的遗产”，收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92—94。像我们在讨论暴行那章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应注意不要在越南身上附加太多的东西： 士兵一般来说比较年轻，战场的指挥一般不力，部队凝聚力常常并不稳定，游击战此前也打过，战时为之拼命的理念战后普遍受到幻灭，是三场战争的典型反应。越南和其他战争不一样，它不许任何人成为英雄。士兵参战时满脑子的英雄形象，在越南没有一丁点的实现可能。
在“凝固”外向行事准则的过程中，更重要的还是复员后的这段经历。对某些群体来说，如美国印第安人，他们有非常繁复的涤罪仪式帮他们平缓这一过程，或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详见托马斯·霍姆，“美国印第安士兵和越战”，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191—204及霍姆，“被忘却的战士： 美国印第安士兵在越南”，《越战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56—68。在别的战事中，哪怕是朝鲜战争，从战场到平民生活的转变都是从容进行的，一般是在运兵船上。在那里，士兵们有的是调整、适应的时间，可以和别人交换经历和哀愁，还有许多涤罪的仪式。但对驻越美军来说，事情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战地出发，经由设在越南金兰湾的中转站，到达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再从那儿回家，全程不过几天。美国士兵是单独回国，不是和部队一道。在其他战事中，等待回国士兵的是友好且心存感激的人群，这就证明了其杀戮的正当性。抚慰他们不安良心的是理解和谅解，阵亡的孩子也是当“成人”一样迎接的。但在越战结束后，回国的美军见到的是不友好的面孔，且常常受到辱骂，说他们是麻风病人，避之惟恐不及，是杀害孩子的凶手，是白痴。澳大利亚老兵是按班组轮换的，回国乘的是运兵船，所以更容易受到英雄般的礼遇： 见简·罗丝，“老兵在澳大利亚： 寻找融合”，收杰夫·多伊尔、杰弗里·格雷（编），《闲适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参与越战的表现和再读》（马里兰，1991），页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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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越战期间，老兵再无法独享杀戮的污名（或荣光）： 平民坚持他们也有罪感，也要负责，无形中把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晾到了一边。平民既躲避“婴儿杀手”，也为自己应为延长战争所负的责任而惭愧。一战、二战后都没有这样的反应。总的来说，当时的军人仍有为国成仁的气概，这在实际生活中虽不能给他们带来福祉，却赋予了幸存者某种程度上的正义感。越战以后，战士竟听到平民百姓说自己在经历过战争后变得更凶残了。对那些双手在战争中沾染了鲜血的士兵来说，这彻底搅乱了他们的道德坐标。
与之相连的是他们刚从越南回国，一下很难适应。迷失方向和幻想破灭最为常见。海军陆战队的维托·J．拉瓦卡下士说这种转变之剧烈是他无法想象的：
好不容易挺过了越南，回到纽约……可这变化实在让人震惊。简直是调了个个儿。服饰变了。人的态度变了。好朋友走的时候还是干净清秀、身手敏捷的小伙，现在竟长发过肩，项上挂着硕大的圆形饰物。还……蓄须了。老天……还有耳环。喇叭裤，高跟靴。还……做着和平的手势。陆军维托·拉瓦卡下士，其访谈收奥托·雷拉克，《非是金戈铁马——海军陆战队在越南： 口述实录》（堪萨斯，1992），页1。
年轻的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捍卫的价值观在一夜间竟全消失了。对越战老兵来说，从混沌中寻到意义尤为困难。唐·勃朗宁在一篇题为“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1974）的文章中详论了这个问题。
你如果相信自己在为社会、为先辈、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持久的贡献，那杀人和被杀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贡献任何东西，甚至是在帮倒忙，那杀人和被杀就可以等同了……在越南，没有有意义的牺牲。唐·勃朗宁，“精神病学和牧师劝导： 道德实心还是道德空虚？”，《基督世纪》，1974年2月6日，页161。
勃朗宁有点夸大其辞： 许多越战老兵即是通过暴力和复活的梦想获得了重生。但满身血污、浴火重生的他们却在祖国的大地上被抛弃了。
幸存者
战士口述的故事对其道德和情感存在都极为重要。老兵时常需要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并没有因战斗而变得粗暴。当然，我们不是要否认非常不同的几个人——弗兰克·沃伦中尉（1917）、威廉·欧内斯特·霍金（1918）和约翰·B．多伊尔（1944）——都曾说过，他们在短期内或许变得更“冷酷”、“严厉”或者“漠然”，但这并不是残暴。海军陆战队员B．多伊尔的家书，引自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93—494；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陆军弗兰克·沃伦中尉，“日记书信集”，1917年10月20日致“面包”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A．索本，《业余炮兵： 一名业余士兵随皇家野战炮兵部队在法国、萨洛尼卡和巴勒斯坦的奇遇》（利物浦，1933），页154—157。迪克森·韦克特在他的获奖图书《咱们的小伙凯旋时》（1944）中，以惯常的手法批评了那些指责军事训练把人变了成杀手的人，说这是在“胡扯”：“教导战士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射杀日本人或德国人，和他们回国后射杀自己的邻居是两回事”。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13。
有的战士得寸进尺，说战争让他们变得平和。阿尔菲·福勒1952年曾在朝鲜服役，他说那段经历使他变得“更镇静”了。阿尔菲·富勒，其访谈收艾德里安·沃克，《一个荒蛮去处： 国家士兵在朝鲜，1950—1954》（伦敦，1994），页69—70。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访问的越战老兵常声称，战争让他们变得更“温柔”，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罗伯特·利夫顿，《战后归乡——越战老兵： 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255。另见乔治·巴塞特，《这也有发生》（伦敦，1947），页16。也有观点认为战斗可以“加深人的敏感”： 士兵们常会经历一种“庄重的温和，就像死亡天使那般”。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113及192及G．霍尔，《军心： 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45。战士与敌人的疏离可以通过对朋友更加温柔来补偿。详见G．霍尔，《军心： 一举一动的至高标准》（纽约，1920），页145。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战争甚至能让士兵“对受难者过分敏感”。H．哈维，《战线记事1915—1918》（伦敦，1928），页14。实际上，温柔之于战士的重要性是许多人都承认的。英国陆军元帅、帝国参谋部长（1948—1952年）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国广播公司一次广播中承认，温和是“士兵必备的品质”。陆军元帅威廉·斯林爵士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讲话，《勇气和其他广播》（伦敦，1957），页51。另见陆军J．德瓦恩少将，“强悍的士兵是怎么样的？”，《加拿大陆军杂志》，3卷6期（1949年9月），页1。温和、有自制力的人是战场上最需要的。一位越战老兵讲过：“在暴虐的战争环境中仍能保持和婉的人”是战斗部队“最可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虽然“杀起人来不眨眼”，却）有着“牧师的素质”。无名越战老兵，引自乔纳森·谢，《越战泥潭： 精神创伤以及性格崩溃》（纽约，1994），页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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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未能污染士兵的道德和审美情操，这也许并不足奇。毕竟，受过杀人训练的士兵在战后一定会继续杀人的说法是建立在一个错误概念——“杀手性格”——之上的。在本书中我们再三看到，“普通人”也可以杀戮为快。虽然杀手可以渐渐“畸变”，他其实本无“典型”一说。收到爱人来信时禁不住落泪的“和婉”男人，也未始不会犯下极端恐怖的暴行。雷吉·桑德斯笔下的迪克·巴克斯特，收悉尼联合电视广播公司，“电视节目《战争中的澳大利亚人》的采访稿”，日期不详，页码不详。但一回国，他们就
脱下军装，放到衣橱里，买新衣服，试着看参军前的衣服还能不能穿得，重又回到生活中来，早晨起床，上班，晚上回家，有的读书，有的成家，有的玩乐，好像战争没有发生过。无名士兵，其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 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413。
战争一结束，多数士兵就想着回归原来的生活状态，重新体验做平民的喜怒哀乐。塞缪尔·A．斯托弗曾这样描述二战后的那段时光：
完全不同于人们的一般想象，认为退伍士兵会对复员后的生活抱有深深的仇恨和幻灭感，或是出现大规模的精神崩溃，或是对平民社会和组织有很强的敌意……仍在军队的士兵的一般态度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要回到平民生活，战争不过是一段插曲。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 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597。
正如希特勒所谓的“志愿行刑人”，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 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 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盟军部队不过是些
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小伙。他们并不想要这座山谷、那片森林。参军前他们是杂货店伙计、公路搬运工、银行职员、高中生，履历表上干干净净，也许有点不安分，但都不是杀人狂。
一名论者1943年说。约翰·赫西，《进退维谷： 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0—31。对杀人真正感兴趣的人在人群中是均匀分布的。
大量研究表明，普通人在不普通环境里的表现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战时，杀戮的外在限制被取消，杀戮甚至被鼓励，这种情况下的杀手和平民社会里的是不同的。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8。在多数人看来（少数要回到市中心贫民区的人例外），平民社会是无法复制战时情形的。B．麦克尼尔，“战争精神病学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46年），页503。我们反复看到，战士自己也很清楚地划分（针对敌军的）合法杀戮和（针对平民的）非法杀戮。即使在战争环境中，军民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阿尔弗雷德·E．布兰德的信里有一个让人称奇——不过算不上少见——的例子。他1916年2月25日写信给妻子说：
我再不希望处处撞见德国鬼子。要是见着，我一定一枪结果了他。我不知道什么是内疚，也不知道同情。这帮家伙要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不会使步枪或手榴弹，结果把自己给炸了——那跟我无关。我咒他们是蠢驴，不在意他们的伤痛。他们活该。我可没工夫在他们身上浪费眼泪或为他们担惊受怕。
雪真美，星星也是，啊！星星。我昨晚走过阵地回家，抬脚就出了支援堑壕，到了露天，然后爬过山顶回来，天狼星一直头顶上方，正南。多美的星星啊！我站着，从堑壕的窄墙头盯着它们看，然后就想起了你。陆军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2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士们十分清楚战时和和平时期对他们的不同期待。迈克尔·麦克多的《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中就记录了一名爱尔兰士兵的话：
你做这些事能得到赞赏，比如砸碎一个人的头颅啊，或者一枪结果某人的命啊，而在国内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只能四处逃命了，一声喊捉，全国的警察就都会对你紧追不舍。无名爱尔兰士兵，引自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2。
等“战区”的外景一撤，就只会有很少的人继续快意于杀戮。就像我在《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1996）中所说，战争也许会让男性更清楚地意识到女性的爱，以及和婉、平实感情的可贵。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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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战士并不是被动的道德主体，一旦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永世不得超身。相反，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自己“战争代理人”的角色，其道德脾性既不乏创造，也有韧性，且两者相得益彰。多数人上阵打仗不是出于主动（虽然也可以从中作乐），在实践其“美好世界”的理想时，他们会坚决阻止暴力化的倾向。这么说不是要否认，支撑这种抵抗的常常是遥远的浮想。比如，在不可期的暂时“强硬”和更持久的“残暴化”间，一般的区分就建立在“蜕皮”的隐喻之上，否则便没有“真”人的再生。肯尼斯·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78。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时杀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孩子”顺着父亲的足迹，经受了“考验”，再重新被一个更成熟的社会接纳，平和的父亲再度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血的洗礼： 这样的想法实质是对武士社会的膜拜。而且老兵也不是沉陷血腥的惟一人群： 平民也想加入，不过被拒绝了，无缘亲历群体放血的教仪。有趣的解说，见约瑟夫·瓦姆堡，《少年歌者》（纽约，1975），页58。另见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有多少平民缠着复员的战士，要他们讲“真正的”杀戮故事，听时“眼睛闪耀着急切的光芒”？杰克·斯特拉汉，“但是每个人都问”，收J．托普曼（编），《越南文选》，增补本（费城，1990），页20。连只是在越南服务过的女护士也被人带着嘲弄的语调追问： 你们杀了多少婴儿？无名女性退伍士兵，引自詹妮·施奈尔，“越南女性老兵及其精神适应状况研究”，收查尔斯·菲格利（编），《创伤及以后： 卷二： 创伤压力理论、研究和干预》（纽约，1986），页97。有老兵抱怨说：
我们被媒体描绘成吸毒上瘾的变态的杀手，这个形象已经无法消除……上帝要我们相信别人给我们的定位，美国人买回家读的也是这类玩意。我们整个民族都成了疯狂的瘾君子、狠心的杀手。因为，因为如果普通工人到越南去回来时是这样，那所有人都应该这样。“约翰”，引自理查德·莫瑟，“越南布鲁斯： 越南口述历史和我们对战争的一般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