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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面对面的杀戮-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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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有人都应该这样。“约翰”,引自理查德·莫瑟,“越南布鲁斯: 越南口述历史和我们对战争的一般记忆”,收D.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1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兵被当作了平民社会的翻版。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ⅪⅩ。在埃米莉·曼的《静物》中,杀人分明也是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表现在小说、美术、电影,以及(稍少见的)国家许可的行刑仪式中,在大街上,在卧室里,英、美、澳都不例外。战场之人早在穿上军装前就已经被“残暴化”了。    
    “残暴化”理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前前后后这么一场戏,清纯被创伤击碎,这在叙述上给人以一种满足,一种贯通,战士、平民都乐意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在第一章的主题中找到,那就是战争文学和电影充斥着一种对勇武的想象。记者迈克尔·黑尔曾经注意到,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在镜头摇近时是怎么脱胎换骨、立时变得暴力无比的: 他们开始按银幕英雄的标准来做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把战争“当真”的生硬拒绝,有助于士兵躲避骇人的“残暴化”。因此,黑尔就说了,开始几次他看到的战争,“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有的反应我脑子里早已有了。同样熟悉的暴力场面,不过是换了个媒介;同样的丛林游戏,大型直升机,精彩的特效,“演员”躺在帆布运尸袋中,等着这场戏结束,就能起身走开。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    
    普通百姓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杀戮场面当作电影来看的——是战士最后不得不意识到这些嘲“不可能被剪掉”。“残暴化”理论给胜者提供了替罪羊(老兵),并把责任推到了训练和战斗的经历上,而放过了其实更根深蒂固却难以捉摸的全民侵略心理。“症结”又一次被归于战争(尤其是海外战争),而不是个人良心的不安和鼓励侵略的社会。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1

    纵观全书,“普通”男女在行暴时欢呼声不绝于耳。快感竟与杀戮、残忍相连,不能不让人震惊,这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每章开头所引故事的主角,都在全身心构筑他们心中的美好世界,并希望通过语言在混乱与恐怖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无可否认,他们的叙述无法传递战争的“真实”一面,而常常只是他们的想象。这不足为奇: 毕竟,没有“经验”可以独立于句法、情节、体裁的限制,更何况他们试图“诉说”的是一些莫大的罪过——杀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倒出了他们的故事。    
    多数士兵不愿以毁灭自身形象的方式来讲述其战斗故事。战场上的士兵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却坚持为国出征的神话。这种在一片混战中仍能放飞个性、承担责任的可能赋予了战争——和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战场上真的可以有秩序和连贯,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有自相矛盾的看法。比如前面看到的,声称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命令”、那些心狠手辣的想法“不是自然就有的”,很难和主动为暴虐的冲动负责的愿望调和在一起。但接受自己不过是在行使别人的旨意,确是向可以忍受、甚至不乏愉悦的战争近了一步。    
    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极端的暴虐举动甚至变得可亲。书中许多战士把自己想象成武士,好似战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少有能称得上英勇的(许多战士对英雄壮举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种噱头即使不危及集体,也是极为愚蠢的)。在现代战争环境中,要构建一个崇尚技巧、近身、骑士的战斗体验确实需要不凡的想象力。这三个词也反复被征引,以鼓舞军心。正是这些代码使得士兵可以拒斥仇恨、拥抱关爱,逃离混沌、走向目的,摆脱道德上的羞辱、重申对勇武的自豪。连真正的英雄如罗伊·贝纳维德兹者,虽数次遭遇幻灭却仍信仰勇武的神话,终其一生致力于军队的改良,以使其尊重战士。虽然知道英雄在现代战争中日益贬值,贝纳维德兹仍坚守对死去的战友及其他伤残老兵的承诺,这隐约让人记起有关“绝杀”、争斗及良民的一系列神话。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对同伴的缅怀支撑着其暴力的欲求,给其残忍行动蒙上了一层荣光。    
    战场上也有简单的快乐。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在他的大作《战争的不幸》(1998)中指出,多数士兵走上射击线实际并非迫不得已。正相反,他们中许多人根本就“陶醉”于“为暴力而暴力”:“打仗太有趣了”。尼尔·福格森,《战争的不幸》(伦敦,1998),页447及360。甚至有战士承认,不羁的杀戮给了他们性高潮一般的快感。战争的器具和景象有时有视觉审美意味,致命的武器更是让人着迷。军事科技的发展意味着战士再不能“亲见”武器的效果,于是又想象出了面对面的遭遇。此外,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也有助于其杀戮。它可以证实战士作为道德的人的身份,纯真而又能免于战争对人的持久摧残。记者兼编辑威廉·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开篇指出,杀戮的快感还和狂欢式的游戏(如对死尸的摆弄)和对不朽教仪(如留取纪念物)的诉求。通过这些骇人的举动,士兵才能直面、甚至欣赏战争的恐怖。    
    战争结束后,这些战士要回到家人、朋友的身边,编织平静安详的生活。布洛伊勒斯结了婚,生了子,出了书,写了电影剧本;艾恩·卢埃林·艾德里斯(他一战中在澳军当过伞兵)也是。女战士弗洛拉·桑德斯嫁了人,以后忙于家务。他们希望给战争的混沌以意义的努力(其叙述必然杂乱,并且是对想象而非现实的勾描,也一定有对所谓“战争消弭个体”说法的否认)都是其个人抵御“残暴化”的最后一道堤岸。眼光放长一点,所谓战士会成为野蛮人的担心是无谓的——实际上,听到百姓在早餐桌上笑谈屠杀的具体情状,或者读到“和平”示威者扛着标语高呼支持(共党分子的)武装冲突,我们的心里反会更不舒服。在直面后方的二手欢愉时,许多战士不得不在绝望中退却。    
    不论他们的经历怎样,回家总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对积极讲述了自己战斗经历的战士来说也是如此。斯图尔特·史密斯就渐渐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和乡间/年近不惑的安静矮人”知足地共处了,像他这样的越战老兵有很多。他写到:     
    世上有太多的新奇感受,    
    刺激的想法我从没有过,    
    太多的对爱和忧的嘲笑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斯图尔特·史密斯,“回家”,收简·巴里、W.埃尔哈特(编),《非军事区: 老兵在越南后》(宾夕法尼亚,1976),页172。    
    


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2

    对史密斯这样的人来说,正是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才触动了他们,不再自满于生活(和死亡)。另有老兵说过:     
    我的思绪止不住要回越南,回到我第一次和死亡打照面的地方。是那让我开始思考。喏,你看到有人死去,才开始考虑生命的意义。战争,嗯,让我更了解自己……让我知道人能做出多残忍的事。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我还吐露了许多憋闷已久的事。战争还告诉我,战士心中有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不是电视或电影里那种狗屁的爱,而是真正的爱,这种情感我此后再没见过。只有这段经历才能让我对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所期待,有了问题、困难大家就会互相帮助。无名越战老兵,引自辛迪·威廉斯,“让精神歇息: 越战老兵找寻生活意义”,《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53卷1期(1983年1月),页4。    
    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战斗可以作为正面的遐想: 梦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有爱,甚至和平也不是奢望。战时经历可以让人发誓不再碰枪(“现在我特别特别怕枪”,说这话的保罗·西格诺里原本最喜欢打猎)保罗·西格诺里,“越南归去来”,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31。,(或者像《静物》的主人公)宁愿打断孩子双腿也不让他上战场。对像乔治·扎贝尔卡神父这样的人来说,只有积极投身和平示威才能获得对战时行为的宽恕。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设想以同样的方式来过渡到和平。别的人呢——如目睹了美莱屠杀的休·汤普森——仗还是会打,但如果变得特别“残暴”,就按个人的道德逻辑进行抗议。更常见的是,许多士兵在绝望中会问这样的问题,即战争除了杀戮到底还有什么,对此威廉·L.卡利有很好的回答:“妈的,战争除了杀人就什么都不是了”。多数战士在遇到需要行暴、破坏战争法的时候只是默默地走开,而没有大事抗议。这种行为表明了他们在道德上的超脱。    
    无法这么做的战士,他们眼前总是会出现正在死去的敌人景象。杀人会带给人创伤,让人变得疯狂。折磨阿瑟·哈伯德(他参加了一战)、布鲁斯·F.阿奈洛(参加过越战)和戴夫·纳尔逊(越战时的狙击手)许久的苦楚被视为一种选择,一种适当的道德反应。这既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又使杀戮能够继续。一个士兵,在日记的一页上可能会诉说杀人时感到的极度痛苦;同样是他,在另一处可能会承认残杀时的无边快乐。彼此矛盾的情绪是能共处的,但历史学家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就断定所谓的快乐是“病态”、“不正常”,只有精神创伤才“合常理”。但正是通过创伤的语言士兵才能承受杀人后的不安经历。多数人不愿接受真心悔过后接踵而来必须减轻精神痛苦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哈伯德在回到伦敦、精神复原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奈洛没有机会追悔——他阵亡了。纳尔逊呢,他会继续受苦,以前的战友不能认同他对“武士气质”的理解,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使他的罪感愈发沉重。无论牧师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怎样努力,有些战士的良心是他们永远无法抚慰的。    
    本书虽然更多关注其共同点,但几次大战实际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越战士兵经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参与的是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因而战后精神创伤要比其他人更深。某一场战争的道德立场会影响到随军牧师和心理学家的立场。越战中,这两类人都怀疑战争的合法性,但这只是社会对这场战争合法与否担忧的反射,而不是任何神学或心理学观点的改写。此外,杀日本人和越南人显然和杀德国人不可相提并论——杀人的是美国黑人、澳大利亚土著,还是爱尔兰人,也很重要。1939—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显然和越战,而不是任何一场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有更多的共同点。有些特殊的情境促成或鼓励了某些极端的杀戮行为。领导不力、集体压力、目无法纪,以及不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无法与敌军直接交火、己方伤亡过于惨重和种族主义等),使越南比任何一次大战都要血腥。一战时大军压境,深壕坚壁,只能让人心生尊敬和爱怜,这在后来攻防速度加快的二战和越战就不会发生了。各国传统对其战争叙事也有影响(比如和英军相比,澳大利亚人可能更勇猛)。受教育程度不同,事前对战争有不同的期望,意味着不同的人找到的语言,传递他们的战争感受,也绝少有共同点。    
    一本关于战时杀戮的书不可能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我们审视了军旅生涯给人带来的变化,但别忘了,有数百万的士兵没能活着见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朱利安·弗朗西斯·格伦费尔(1915年5月26日因伤死于法国)在二战中会不会像一战中喜爱“德国佬”那样喜欢他的德国对手,或者“武士”的范型、(二战)王牌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会不会保持其“青年的美丽、勇武和高贵”代言人的身份,他死时尚未成年。但本书一直想传递的信息是,战争是牺牲他人的过程,也是牺牲自我的过程。对许多男女战士来说,正是这点使得“战争如此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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