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的杀戮-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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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全然忘却胸中杀念。
经由平日里反倒拘谨的嘉年华会
死亡的汗液冰凉似露水坠下；
连脚下灰头土脸用于杀戮的器械
也一身端庄驶向未来的希望。诺曼·汉普森，“轻型护卫舰”，收布赖恩·加登纳，《暴雨：二战诗人1939—1945》（伦敦，1966），页117。
搜罗战利品
正如布洛伊勒斯在本章开篇所说，在整套战争程式中不乏狂欢的情绪。幽默可以是语言上的冷嘲热讽：澳大利亚籍轰炸机驾驶员艾尔·平奇兹就记得美军调度员在告诉他轰炸目标并要求他将之“炸到灰飞烟灭”，接着说“此去愉快”时其中包含的讽意。艾尔·平奇兹，其访谈收加里·麦凯，《越南断片：澳大利亚士兵口述战史》（新南威尔士，1992），页169。杀人本身就好比一次狂欢：战斗的装备、脸上的油彩，还有老调重弹的“兽性大发”等，都好似欢宴上的面具：这样才能既颠覆人间的道德秩序，又自视无辜，而且还能在颠覆之余忠于这人心的秩序。拿尸体取乐，历次战争都不乏例子。据随军牧师威廉·爱德华·特鲁里回忆：一战时，士兵们给死尸梳头，和尸骨握手，向断臂敬烟，干什么的都有。威廉·特鲁里教士，《随军记——尼罗河、索姆河和底格里斯河：一个牧师的一战回忆》（都柏林，1968），页101。在布干维尔岛（1944），澳大利亚步兵约翰·亨利·尤恩记起叔父在一战时曾支起具死尸，并把狗吃的饼干塞到那人嘴里。尤恩也学他叔父的模样，让一具日军尸体端坐在路标下，手指着路，抓了簇干草算作头发，头上还扣着个钢盔。那尸体“看上去挺精神”，尤恩看着自己的作品说，甚至懊悔自己没带相机。约翰·尤恩中士，“会战布干维尔岛”，卷一，1944，页68，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类似的，越战中，有的尸体被大卸八块、随意摆弄，还有的被戴上了臂章（或任何可以表明身份的证件）。琼·奥普林格，《一个步枪排长的越南山地回忆》（北卡罗来纳，1993），页169；哈罗德·布赖恩特、小阿瑟·伍德利，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及251。“一帮地狱客”，有的士兵在给战友拍照时说，手里的傻瓜相机记录下了在尸体前搔首弄姿的胜利者形象。无名越战老兵，受访于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49；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67；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17；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13；基姆·威伦森，《一场恶战：越南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87），页63。对死尸肆意亵渎，喧闹中尽显拉伯雷式的粗野。詹姆斯·琼斯，《惨淡的红标线》（纽约，1962），页71及埃德·特雷拉托勒，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99—100。最昭著者，莫过影片《野战排》（1986），在片中宴会上，请的贵宾却是敌尸。拿死人开这种不经的玩笑，实际把自己也扯了进去，成了嘲弄的对象，让人啼笑皆非。在其《战事无情：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问题》（伦敦，1986），页66中，约翰·道尔只对了一半，他写到“真是不可思议……竟有把德、意士兵的齿、耳、颅骨取来，放到英美国家展出而公众不愤怒的；从中可见“太平洋”战争种族歧视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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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如此荒唐举动，盖因人在杀人时都喜欢“逞能”。从敌尸上掠点东西作为纪念，即是一端。此种行径无处不有，虽然其可怖程度要因死者的国籍（对日本人，还有朝鲜、越南等亚洲人要比对德国人狠）、下手机会（二战的太平洋战区和越战的巡逻兵要比一战壕堑中的大军有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叙事传统（美国大兵爱谈“剥下敌人的头皮”，“就像印第安人所为”）而异。除此而外，三次大战无甚差别。一战时，人多以纽扣、肩章、短笛、奖牌、头盔和刺刀上的流苏为纪念品。陆军D。安德鲁斯上尉，“日记”，1915年9月25日条，（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2021；托马斯·博文登，“琐忆”，页2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阿尔弗雷德·邦迪，“战地日记”，1916年10月25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爱德华·查普曼，“法国来信”，致姊希尔达书，1916年10月9日及11月2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88—89；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页4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洛克伍德，“一战忆旧1914—1918”，页5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57；陆军O。泰勒少校，“曾经迫击炮兵记事”，（年代不确）1月21日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在加拿大第一分遣队的日子》（多伦多，1915），页63。连年轻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也以一块血迹斑斑的手帕赠与弟弟，那是从一名德军飞行员的口袋中搜罗到的。威尔弗雷德·欧文致科林·欧文信，1917年4月9日，收哈罗德·欧文、约翰·贝尔（编），《威尔弗雷德·欧文书信集》（伦敦，1961），页451。他要后者把手帕保存好，回来好给他。相比之下，爱德华·格洛弗在无人区游荡，敲下死去的德军牙齿时遇见的专取敌人耳朵和牙齿的推销员，甚至可算无伤大雅。爱德华·格洛弗，《战争，施虐狂及和平主义：随笔三篇》（伦敦，1933），页17。
1939年的战争记事中，有关取人尸块的描写更加惹眼，至少人们更能接受此类叙述了。在太平洋战区，日本女人在被杀害（或俘虏）后，甚至会被割下乳防。比尔·斯蒂文斯、埃迪·罗宾逊访谈录，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78及113—114及无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其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时在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服役的“大锤”尤金·B。斯莱吉便曾亲见。初上战场的斯莱吉是个坚定的基督徒，战争间隙还时常祷告。可他也有过取人尸块的念头。在80年代初接受访问时，他谈到了自己第一次见人从尸体身上取战利品，那是在太平洋上的珀莱琉岛。第一次见到战友拖着日本伤兵满世界跑要赏金，好像地上的不是人而是“畜生”时，他很震惊，可也承认“没多久就习惯了”。他介绍战友是如何拔金牙的：把刀尖抵在死人的牙齿后面，敲一下刀柄，牙就松了。这种行为他认为还算好开脱，他特别提到，太平洋的战事才称得上“野蛮”：其时毫无怜悯可言，胜者既不给予，败者也就无从得到。死亡、疲惫和压力，彻底消解了“文明的虚饰”。尤金·斯莱吉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1—62。另见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64，118及120。拿人作战利品的做法在朝战和越战中一发而不可收，耳、齿、指是胜利者的最爱，可当时也不乏连头颅、荫。经、手、趾也一并掳走的报道。几乎所有关于越战的日记、书信或自传都有这方面的例子。
战士们为什么要集取骇人的纪念品？有的虽值些钱（比如金牙），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88；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92，1944年7月18日条；休·芒罗中尉，“日记”，1915年5月23日条，页1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可也不值得如此费力，甚至要担风险。原来，这些东西可表明他们确曾上过火线，并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一战时，乔治·科帕德就承认因一种“食尸鬼式的好奇”而起而搜夺战利品。他回忆说德国兵的尖顶头盔，就是带短刺的那种，尤为抢手。“休假时，只稍稍展示就好像它原来主人就是你亲手所杀”。乔治·科帕德，《扛着机枪去康布雷》（伦敦，1980），页73及90。或见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92，1944年7月18日条。在越南，“灯泡”哈罗德·布赖恩特证实说会有人割下敌人的耳朵，“以表明自己确实杀过敌。还会给自己的枪加几个槽口”。哈罗德·布赖恩特，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这样，没参战却赶在疲惫不堪的战士前把战场洗劫一空的人，引来后者的忿恨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士贾维，引自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62。
战利品可以给士兵带来很大的威权。伞兵小阿瑟·E。“吉恩”·伍德利就集了约14只耳朵和手指，并用绳串在脖子上。在营地，凭着这副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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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白拿毒品、酒，玩女人，你杀过那么多人，没人敢向你要钱。人都以为你嗜杀成性。这些东西好像在说你特能打，特男人。小阿瑟·伍德利，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51。另见艾伦·坎登，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
拉里·海纳门的《帕科的故事》（1987）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书中，美国陆军一等兵伊莱贾·瑞恩特里·乔治·华盛顿·卡弗·琼斯（昵称“琼奇”）便集了39副人耳，拿了截黑金属丝串起来，像花冠似的围在钢盔上。戴着这令人生惧的饰物，他进了在越南富克卢克的营地。作者接着写到：
可惜啊，你没看见后方那帮混账“家猫”贴墙站着、两眼暴突、肌肉蜷缩、抽吸冷气的样子……琼奇一路劲舞，左冲右撞地就进去了——边脱衣服边扭着摇摆舞，和着音乐，昂首阔步，左瞅右视，打着响指——他熟稔地拨弄着项链，摇来晃去，叮当作响（要是耳环也能响的话……），这么摆弄着，好像啦啦队长手中的丝球。
战斗连的所有人（当然是幸存下来的）见此一阵爆笑。拉里·海纳门，《帕科的故事》（伦敦，1987），页8。这倒符合夏尔·波德莱尔在《笑的元素》（1855）中提出的“笑的原初律”，即“愤怒……和磨难……的恒久迸发”——对“家猫”的仇恨，没有他们一声令下，自己也不会身心遭此痛苦。“发笑者的唇有被撕裂、炙烤的感觉，所笑的实在是自己的罪孽，连上帝也不会宽宥。”夏尔·波德莱尔，“笑的元素，或纵论造型艺术的喜剧性”，1855年发表，收波德莱尔，《当代生活的画家诸篇》，乔纳森·梅恩译（伦敦，1964），页153。
我们不妨这样看，在搜寻战利品的过程中，当事者可在“他者”之死与善待己身间建立起联系。果真如此，这人耳串成的项链甚至可看作“爱的念珠”。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1。有的士兵还会留下东西，比如把自己的照片放在尸体上面，或是把写有自己部队番号的卡片塞在失去了生命的手里：这种做法也很重要。阿伦·赖特，其访谈收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227及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及46。每具尸体都有了普世意义，对死亡的恐惧也因之减弱。留放物品的方式，使被杀的敌兵“与生者同一”了。这在詹姆士·J。法伊1944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可得到证明，其时日军的自杀飞机刚刚光临过：
舰上到处是日本飞机的残骸。一波袭击暂息，我们的人赶紧搜寻可资纪念的物件，这些东西别的地方可没处找。我捡了块飞机残片。甲板上离炮座不远的地方满是日军飞机员的血、内脏、脑浆、舌头、头皮、心脏、手臂。有个海军陆战队员斩断摔死了的日本飞行员的手指，取下了上面的戒指……另一家伙拿了块日本人的头皮，就好像刚从动物身上剥下来似的。头发是黑的，剪得很短，皮肤是黄的，是日本人的没错。在我看来年纪应不大。我拾起一个装馅饼的罐头，其上有截舌头。那上面飞行员的牙印很深。舌头看上去很长、很大，部分扁桃体和咽喉好像也连在上面。它看来跟肉铺里卖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两样。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231，1944年11月27日条。
在法伊看来，这些日本人的尸首既陌生（指肤色，舌头竟像动物的），又不可谓不熟悉（人很年轻，还戴着戒指）。
从政治层面看，这些搜罗、庆祝的程式很重要，因为这样士兵才好解决“给错剧本”的问题。杀人后的狂欢不必排斥法制；相反，它应是士兵坚拒极端暴力的重申。如果能从违法行为中得到乐趣，那正是因为法律尚有人尊重。套用米海尔·巴赫京的话，从取身体上战利品是“业经许可的违法行为”米海尔·巴赫京，《拉伯雷和他的世界》，H。伊斯沃尔斯基译（印第安纳，1985）。：严格说来，军方（比如像威廉·布洛伊勒斯一样的军官）是反对碎尸取乐的，但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认为要想“维持战斗力”，这种胡闹是必须的。尽管当局威胁，裹带敌人尸块一经发现，严惩不贷，相关谈论，见保罗·法瑟尔，《理智与战时行为》（牛津，1989），页117。另见“进攻拟议方案”，皇家沃里克军团一营指挥官起草，1918年6月24日，收P。史密斯中士，《文书集》，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违规者很少遭受训斥。甚至，还有军官鼓励下属拿战利品。军官候补生伊恩·拉申曾在1917年记到，其刺刀教练曾嘲笑收集德军纽扣的做法，并叫嚣：“像耳朵这样的东西才是你们该要的！”军官候补生伊恩·拉申，“刺刀魂”，收《胖子》（剑桥，1917），页43。下面这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服役时戴过人耳串成的饰物，用他的话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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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他们耳朵割下来，作为我们的战利品。谁割下的耳朵成串了，杀人一定就多，他就是标兵。那会儿，上面鼓励我们割耳朵，割鼻子，割敌人的荫。经。要是女的，就割乳防。我们这么做有人在背后鼓励。上峰要我们这么做，不然就说我们有毛病。 无名黑人穆斯林海军陆战队员的访谈，收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另见彼德·福瑟尔，其访谈见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并非孤立事件：每个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实”，《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3。
当时，这被普遍视为有战斗力的表现。一笑了之不仅使暴行成为可能，还助长了这种行为。
幻想与经验虽交织缠绕，却并非不可分。对死去了的士兵来说，心灵的想象与肉体的存在根本脱节，自不必说。但就杀人这一行为而言，两者就不好分了，而且道德上的生存正要求其不可分。理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