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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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共享资源〃，又〃同仇敌忾〃；既〃利益均沾〃，又〃祸患均摊〃，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中国人交朋友、结圈子、拉帮派的基本原则。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一个人一旦有难，便不怕没有救援。读过武侠小说的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谓传〃侠义柬〃、〃绿林箭〃的规矩，即一方有难，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门师弟不必说，便是不同门的朋友，无论亲疏远近，只要接到了〃侠义柬〃、〃绿林箭〃，全得立即赶到应援，否则便是〃不义〃，无法再自立于江湖。非同门的朋友赶到之后，如果发现其事于理不合，或双方都与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劝双方讲和，但同门师弟则一般不问是非地〃同仇敌忾〃。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江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人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刑律，要受处分了，他那〃圈子〃里的人便会络绎不绝地前去〃说情〃，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这种事，可谓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狱遍于国的时代，它确能使部分〃好人〃幸免于难；但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又可能会使部分〃坏人〃漏网。是非功过，实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上述〃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之一，就是消解了〃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人，如各学派的祖师、各门派的宗师、各团体的领袖，可能会因个人的魅力而成为〃核心〃，并因此建立〃圈子〃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要想进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内生存，都必须尽可能地与〃圈子〃认同。甚至包括极细小的方面。比如〃老乡〃们在一起，就要说〃家乡话〃。如果一个人外出多年，依旧〃乡音未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便会对他格外亲热。如果他居然记得只有本乡本上才有的极〃土〃的〃土话〃，就更会受人欢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乡，竟是一口的〃官话〃、〃京片子〃，大家就会〃敬鬼神而远之〃，在内心深处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论语》上说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虽谨慎，但也明白流畅，一到自己本乡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对〃乡党〃的恭谨外，不知有没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里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么，即便你厌食、胃溃疡、酒精过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为〃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不能因一人之好恶，扫了大家的兴。这些小事尚且如此讲究，遇到〃大是大非〃，当然也就更没有价钱好讲。这样一来，〃个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说〃我〃就变成了〃我们〃。一个人的〃团体意识〃越强，〃自我意识〃就越弱；越是与〃圈子〃认同。就越是消解了〃个人〃，最后就变得只会说〃我们〃，不会说〃我〃了。中国人写文章，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说〃我们认为〃，而不会说〃我认为〃，就是这种观点和习惯所使然。
代价之二，则是消解了〃国家〃。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如果把类似于家族、宗族的乡里、帮口、师门、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虑进去，则孙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人只有〃团体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对于国家，从来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为国捐躯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他们多半是集〃国难〃与〃家难〃、〃君仇〃 与〃父仇〃于一体的人。前方将士抗敌是因为〃守土有责〃，边陲士民抗战是为了〃保卫桑梓〃，〃岳家军〃、〃戚家军〃作战英勇是因为他们忠于团体。只要〃鬼子〃们不打到自己家门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口头上的。故〃前方吃紧〃，并不妨碍〃后方紧吃〃，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旧歌舞升平。〃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写尽了毫无〃国家观念〃者的心态。甚至〃国难当头〃之日，朝廷里的各个〃小团体〃，仍不肯放弃一己之私利，一个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忙于〃党争〃，无暇〃御寇〃，如明末小朝廷即是。其时崇帧已经殉国，清兵早已入关，南明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而入阁辅政的马士英之流，却要翻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旧案，以便集结党羽，与在前方抗战的史可法唱对台戏。后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引军东下，传檄声讨马士英等人时，首先开示的罪名，也是指斥他们的重翻旧案，〃门户之争几乎是与明代帝室共存亡。这可以说是团体（即〃小圈子〃）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战时是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平时则是〃人情大于王法〃。这类实例实在太多，我们在报上、杂志上时有所闻，可以说每办一案，都难免有人来〃说情〃，或有人会〃徇情〃。其实，〃人情〃岂止大于〃王法〃，而且大于〃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牵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内人〃处理起来，便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疏〃则〃公事公办〃，〃亲〃则〃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边。有人说中国人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人情即原则〃。也就是说，〃人情〃，〃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本身就是〃原则〃，就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是不是人〃的问题了。
所以，为了坚持这一〃最高原则〃，什么真理，什么公道，什么王法，都可以不顾，可以〃不视为〃原则〃。因此，一旦〃圈子〃、〃团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被牺牲掉的往往便是后者。因为〃国家〃是〃公家〃，〃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何妨牺牲一点。反正国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稍稍牺牲一点也无伤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伤害〃人家〃的利益，伤害了〃公家〃，谁也不会来管〃闲事〃。〃圈子〃和〃团体〃就不同了，这是〃自家〃。自家门前雪，自家不扫谁来扫？伤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会〃没脸见人〃，当然只好为了维护〃自家〃而对不起〃公家〃了。
没有〃国家观念〃，也就没有〃公民意识〃。所以，中国人一旦有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国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发生困难，不会去领〃社会救济〃，而是靠亲戚朋友接济。一旦国家救济了（如〃扶贫〃），又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不把〃扶贫款〃用来发展生产，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丝毫也不考虑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还有什么〃义务〃。又比如，做生意，办企业，也不是向国家贷款，而是靠亲戚朋友〃集资〃。即便贷款，也要靠〃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托人情，走后门，才贷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强暴等），也首先不是诉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帮忙，把对方也痛打一顿，或者索赔〃私了〃。总之，在中国人心目中，亲戚朋友，圈子团体，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无法直接感知的〃国家〃要更亲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检讨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属于哪个〃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的是〃公民〃。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中，是没有〃公民〃概念而只是〃臣民〃、〃子民〃概念的。〃臣〃是对〃君〃而言，〃子〃是对〃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子〃，遥远得很。〃君〃代表的〃国家〃，便不能不给人以陌生感。〃君〃远在天边，〃父〃则近在眼前。各种〃父〃，……一家父，师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更何况，君王的意旨，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通过各种种类的〃父〃，接力捧似地传达到每个〃臣民〃或〃子民〃。这样层层传递下来，不走样、变味，才是怪事。处于最下层的〃民〃们，不对〃国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所以，中国的传统社会，不是国家管理公民，而是国家管理〃圈子〃，即由管理高级官吏〃圈子〃始，而地方官吏，行帮和乡社，而家族和家庭，最后再由家族和家庭管理个人。于是，〃国家〃也就在实际上被这些大大小小、犬牙交错的〃圈子〃消解了。
因此可以这么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是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有许许多多的〃圈子〃。〃天下大治〃时，这些〃圈子〃可以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耦合成一种〃同心圆〃的结构。一旦〃天下大『乱』〃，中央政权失控，那么对不起，这些大小的〃圈子〃们立即自成体系，或群雄割据，或土崩瓦解，一个个村落立即建设成既可〃生产自救〃又可〃武装自卫〃的〃土围子〃，而江湖上的各种行会帮口也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等到一个或几个〃枭雄〃出来〃收拾残局〃时，也不能不借助各个〃圈子〃的力量，把大家再〃拢〃到一起，重新结构〃同心圆〃。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不准确的。因为只有崇尚〃个体意识〃的西方人，才会这么看问题。准确的说法，应是〃一盘散圈〃。大大小小的〃圈子〃，星罗棋布地〃散〃在各处，相互之间靠着血缘和地缘，人情和面子，维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系〃。只要这种松散的联系尚能维持，『政府』也能借助这种联系收税完粮，那就是〃天下太平〃 了。这就难怪中国人要特别看重友谊了。〃个人〃太渺小，〃国家〃又靠不住，除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以外，又能怎么样呢？
6。〃公私不分〃与〃内外有别〃
个人向单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穷〃，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不安之感，就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孩子〃向〃妈〃要〃『奶』〃吃，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钱用向'妈'要，没有东西到'家'里拿〃（国有企业的许多物资就这样流失），有什么〃不对〃？岂但并无〃不对〃，而且〃合情合理〃。这〃情〃，就是前述〃恋母情结〃；这〃理〃，则是所谓〃公有制。
〃公有制〃原本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从字面上讲，所谓〃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的制度〃，或者说〃财产归公共所有的制度〃。这个〃公共〃，可以是国家、社会、民族、企业、社团，也可以是几个人〃打伙〃，或者人数较多的〃集体〃。反之，〃私有制〃则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这个〃私人〃，严格说来，只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法律上单独存在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西方的〃私有制〃，才是彻底的私有制，即〃私有财产归个人所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并不天然地就归配偶、子女、亲属继承，而应根据他的〃遗嘱〃即他的〃个人意志〃来分配。如果他遗愿留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则其配偶、子女和亲属即便〃义愤填赝〃，也莫之奈何。显然，这样一种彻底的〃私有制〃，在中国几乎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制，应该说是〃家庭所有制〃，或曰〃家有制〃。包括主要生产资料（即土地）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家庭而不是家庭中某个成员所有。父家长只拥有〃支配权〃，却并不拥有〃所有权〃。表面上看，父家长不但可以任意支配家庭财产，而且可以把妻妾和子女也当作私有财产予以转让、出租或变卖，好像财产归他私人所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财产在他〃告老〃或去世后，却又理所当然地必须归家庭中其他成员来继承和行使其支配权，比如〃分家〃什么的。子女在外工作所得之劳动报酬（佣金、工资）等固然必须上交父家长，但父家长的遗产却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子女（主要是男『性』子女）瓜分。所以从本质上讲，家庭财产是归全家庭成员〃公共〃所有，而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只有对此并无多少支配权的女『性』配偶，才被允许拥有为数极少的〃私房钱〃，无非用来增置些〃针头线脑〃或给〃娘家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已。
因此，〃家有制〃并非真正的私有制，而毋宁说是〃公私不分〃。一方面，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是〃私有〃的；另方面，对于全体家庭成员而言，却又是〃公有〃的。更重要的是，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也既是家庭〃私有〃的，又是国家〃公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说是你们自己家里的？〃王〃（天子、皇帝）既是〃私人〃，又是〃国家〃（故宋代皇帝便称〃官家〃），既是〃私〃，也是〃公〃。一方面，〃至尊天子〃对臣民的土地、财产乃至生命，都有〃生杀予夺〃之权；另方面，这种〃生杀予夺〃，又必须遵循国家法度，有时还要在御前会议上集体讨论，如若处理不〃公〃，引起〃公〃愤，还得〃收回成命〃。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既是〃私家〃（皇家），又是〃公家〃，皇帝也不是这些财产的真正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天〃，〃天子〃不过〃替天行道〃而已。然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如果〃逆天〃而行，则为〃民贼独夫〃，可以〃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另由新的〃真命天子〃来行使这些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管理权，谓之〃改朝换代〃。要言之，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不是家长〃私人〃，而是〃全家〃；国家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皇帝〃私人〃，而是〃全国〃。所以，〃家有制〃并非彻底的私有制，〃国有制〃也并非完全的公有制，而应说是：〃公私不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这种说不清是〃公〃还是〃私〃的经济现实，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就形成〃公私不分〃的观念。何以谓之〃私〃？按：〃私〃之本字作〃么〃。（今之〃私〃字原本是一种〃禾〃的名字）。《韩非子·五蠹》云：〃自环者谓之么〃。何以谓之〃公〃？韩非子接着又说〃背么谓之公〃。《韩非子》此说告诉我们两点：第一，〃面〃对〃面〃时为〃公〃，〃背〃过〃脸〃去就成了〃私〃。第二，没有〃私〃也就没有〃公〃，因为无所可〃背〃者。中国古代既然没有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当然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公〃，而只能是〃公私不分〃。
事实上也是如此。比方说，在旧中国，就没有〃公路〃而只有〃官道〃，也就是只有〃官民〃之别，而无〃公私〃之分。直到现在，仍有人主张把〃私营〃叫做〃民营〃，把〃私立叫做〃民办〃，比如把〃私立大学〃叫做〃民办高等教育〃，似乎这样更为堂皇。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比如臣对君的〃德〃，君就不必；子对父的〃德〃，父就不必行，没有一种〃德〃是人人皆必遵循之〃公德〃。这话恐怕只讲对了一半。一些人缺乏〃公德心〃，大概是事实。比如公共走廊上的电灯，很可能从半夜亮到第二天中午，也很少有人去关一下；公共洗手间的水龙头，也可能变成长流水，而便池则无人冲洗；集体宿舍的门前，很可能垃圾成堆，脏水『乱』泼；〃公〃园里的果皮箱，更可能是形同虚设，痰迹、废纸、烟头、果皮、空瓶则遍地都是。又比如上车、买票、购物不排队，甚至把别人挤到一边，或者让〃熟人〃〃加塞儿〃，也都是缺乏〃公德心〃的体现。
但是，〃公〃与〃私〃原本是一对矛盾。不讲〃公德〃的人，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私德〃。梁先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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