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正午 - 隋唐五代的另类历史-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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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游瑰是灵州灵武人,一直在郭子仪帐下做裨将。安禄山造反之初,派人出塞引诱河曲九蕃府、六胡等部落叛唐,一时间共有五十多万胡人人打着安禄山旗号想入塞协助安大胖子夺取大唐天下。韩游瑰受郭子仪命令,与辛京杳等将领率兵对这些部落半路邀击,各个击破,最终这些人乖乖地又归附唐朝。由此,可见韩将军自始至终都是唐朝耿耿忠心之将。
李怀光叛唐,因为韩游瑰在朔方军干过,他也招诱韩游瑰。韩将军第一时间上书唐德宗告变,让唐军做好准备。而后,他又设计诱杀与李怀光相结的分阝宁守将张昕,并与李晟等诸将一齐进攻长安消灭朱泚贼军,最后又与浑热斯グ芾罨彻狻>┦κ崭春螅喂逡蚬ηㄎ煨I惺樽笃蜕洌莘众饽诙仁埂
其后,韩游瑰一直率军在泾、陇、分阝、宁等地抗击吐蕃的入寇,立功殊多。唐德宗命浑胪罗崦耍喂寰蜕鲜橹赋鐾罗恰罢┟恕保伦诓惶6笸罗吻窒喂寰鬃砸源蠼矸葜疵缏恚苁且允偃似瞥汕贤虻斜4虻猛罗莅茉短印
如此忠勇大将,偏偏生出个不争气的儿子。其子李钦绪是禁军军官。好好的功臣子弟,本来前途远大,竟听信一个叫李广弘的和尚煽动,相约夜间闯入皇宫击鼓为号,然后奉李广弘为帝。李钦绪把此事告诉禁军中几个要好的哥们。谋反事大,“哥们”连夜就“上变”,朝廷立刻把相关众人逮捕,审讯后皆一一处斩。韩游瑰听到这一消息,吓得肝胆俱裂,“自求归死京师”,皇帝不许。他又把自己的亲孙子、李钦绪的两个儿子绑送京城,德宗也诏免不罪(谋逆是“夷三族”的大罪。)不久,韩游瑰亲自入朝,“素服听命”,但唐德宗深知他与儿子事件无涉,又念奉天捍卫保护之情,“有诏复位,劳遇如故”。
自此,韩游瑰仍惊魂不定。他还镇分阝宁后,既无心思,又失威权,不久宁州士卒又发兵乱,朝廷以别将顶替他。韩游瑰“畏乱,委军轻出”。跑回京师后,韩游瑰得封右龙武统军的闲官,不久就忧疾而死。可见,其子李钦绪的“谋逆”使得韩大将军忧乱失措,终日郁郁,最终竟以忧死。
十、唐德宗
唐德宗在位26年,64岁时病死。即使总为“尊者讳”的封建史家,言及这位“九叶天子”时都掩饰不住愤懑不平之气:“(德宗)志大而才小,心猵而意忌。不能推诚御物,尊贤使能,自以为果敢聪明,足以成天下之务”。(范祖禹)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新唐书》)“德宗……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御历三九,适逢天幸……”(《旧唐书》)所有一切“盖棺”之论,基本同持一个观点:此人能为君二十几多年而不亡国丧身,恰恰因为有一大批忠臣良将鼎力挟持以及“天幸”罢了。如此一个皇帝越到后来越糊涂,越老越不是东西,简直都可以令他当一个“坏皇帝”的样板了。
尤其是经过奉天之乱以后,唐德宗被吓得肝胆俱裂,刚继位时的英果锐气一丝皆无,动不动就与臣下、诸子“涕泣相对”,而其四大弊政,也深深地为日后唐朝灭亡埋下最直接的引线——一是姑息藩镇,二是委任宦官,三是聚敛财货,四是亲昵小人。
先举几个他亲昵小人的例子。由于唐德宗本性猜忌刻薄,因而“小人易入”。大奸臣卢杞首先获得德宗赏识,此人深知德宗性格,多次借机离间德宗与群臣的关系。奉天之难后,虽然忠臣陆挚多被信用,仍然因直谏而使德宗内心不快。卢杞被贬外任后,德宗仍思念不已,并对李沁讲:“卢杞忠清强介,别人总说他奸邪,朕怎么总不觉得。”李泌倒是一语道破:“卢杞对陛下您言听计从。别人都说他奸邪,而陛下您惟独不觉他奸邪,这止是卢杞奸邪的关键所在呵。”同时,德宗又以能言善辩为取人的标准,谁能奉承他就把谁当忠心之人,以惬己之意为“忠臣”标准,小有违忤则耿耿于怀。非常奇怪的是,德宗一辈子都和无赖小人一见如故——卢杞、裴延龄、李齐运、王绍、韦执谊等人,常常相坐秘语,语笑款狎而不知倦,使“小人常得志”。由此推之,唐德宗本人其意就是个“小人头子”,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他身上“小人”磁场那么强,难怪大批小人皆磁附其左右。
至于财迷心窍、急于聚敛方面,唐德宗简直像得了失心疯一般。他先是下令搜刮富翁钱财。官员得令后,残暴如盗贼,检括登记长安富贾大户,压榨夺取,动不动就大刑伺候,以至于不少富商一下子因官府催逼交不出钱而上吊而死,然后,又立“僦质钱”名目,凡有蓄积财物者,都要把四分之一上交朝廷,以至于天下嚣然,天天有成千上万的人赶至京师在路上拦住卢杞的马哭诉。接着,唐廷又对人民的住房收税,号为“间架税”,并出钱奖励人们互相告发,对那些不按实际房屋数目交税的人又罚又打。“愁怨之声,闻于远近”。奸贼卢杞被贬后,另一个贼臣裴延龄也因为善为暴敛、乱加杂税深为德宗所信用,令民间生计更苦。泾原兵士在长安叛乱时,对民众大呼的口号就是:“大家别害怕,我们不夺‘僦质税’,不收‘间架钱’”!到了德宗后期,更是开立“宫市”,与小民争利,其种种深弊,可从白居易《卖炭翁》中可见一斑。
唐玄宗时,宦官高力士是深受倚重,但此太监毕竟是个忠臣,又知道谦抑之道,对国家危害极少。到了唐德宗时代,宦官成为掌握朝廷的一支重要势力,而且积弊至深。泾原兵士叛乱,正因为宦官白志贞的禁兵一个没来,差点让德宗成为乱军俘虏。按理说应该“惩前毖后”,谁知道后来他更加宠任太监,而且这些公公们掌握的军队越来越多,以至于其后数位皇帝皆由宦官拥立。太监们还在各个军区充任监军,干扰军事。奉天之乱后,唐德宗外表好象十分信任大将忠臣,内心却十分猜忌这些宿将勋师,并把神策军兵马使这么重要的禁军统领位置完全由太监掌握。而且,到了德宗后朝,各地节度使以及重要军镇的将师都出自神策军,皆为太监统军的“门下”,只知报公公们举荐的恩德,不知朝廷的存在。至此,刑赏恩罚的大柄不在人君而在那些宦官。尤其是在讨伐吴少诚时,大太监推荐常给自己送金银财宝的韩金义为为四面行营招讨使,又派数十太监为监军,十七道唐兵皆受这些庸才小人节制,致使官军屡战屡败,死亡无数。“德宗为唐室造祸之至,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范祖禹),诚哉斯言!
唐德宗初即位,锐意削藩,但自从奉天之乱后,如丧肝胆,对藩镇务求姑息,矫枉过正。宣武都知兵马使李万荣赶走节度使刘士宁,德宗竟授李万荣为留后,此种姑息,简直就是鼓励臣下叛篡,致使后来的仿效者越来越多,唐廷威权丧失几近。同时,他还爱耍小聪明,自己亲自择任各个藩镇的副手和参佐之将。但藩镇头子往往用计除去这些人,大太监们以权谋使唤这些人,谁也不会真正向德宗效“愚忠”。最过份的,当属德宗纵宠浙西观察使李锜之事。李锜本来只是个常州刺史,由于向大太监李齐运孝敬了大笔金银财宝,就为李太监荐给德宗,升为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李锜掌握“天下利权”后,对下刻意搜刮,对上不停上贡,朝廷权贵遍受其贿,逐渐骄纵无所忌惮。他对自己所辖官员任意杀害,贪污公款无数。浙西平民崔善贞到京城告御状,德宗不仅不相信,反而大怒,派人把崔善贞用木枷铁锁锁上,送交李锜处理。“(李)锜闻其将至,预凿坑待之”。崔善贞囚车一至,连枷锁也不脱,被李锜手下兵士踹入土坑中活埋。“远近闻之,不寒而栗”,真正的是钳天下之口而长奸臣之威,让这些贼臣愈加骄暴,日后个个迭相叛逆。
由上种种,皆可以看出,唐德宗的过失,也可用罄竹难书四字来表达,一点也不冤枉他!
夕阳无限好——元和君臣的削藩大计
公元805年春正月,虚弱不堪的唐德宗在宫内的病榻上接受诸王、亲戚朝贺。人来人往,拜舞不休。眯着昏花的老眼,德宗力挺老衰残躯,竭力四顾张望,就是不见太子李诵来贺。一问,宦官小心翼翼地告知:“太子有疾。”
本来就病入膏肓的唐德宗闻言,“涕泣悲叹,由是得疾,日益甚”。屋漏偏遭连雨。自己马上撤手而去,皇储眼看也要灯尽油干,老皇帝急忧苦恨,一齐攻心。几天后,唐德宗就“崩”了,时年六十四。
大臣卫次公、郑絪等人宣遗诏,一身孝服的皇太子李诵被众人搀扶,于宣政殿继位,是为唐顺宗。看见一个穿穿大白孝袍的人歪歪斜斜地半倚半躺在龙椅上,禁卫军将士不少人将信将疑。众人在殿外踮脚窥视,仔细打量一番,见座上人果然是李诵,大家喜极而泣,互相祝贺说:“真太子也!”
这位唐顺宗,在位仅一年就病死。虽然这个唐朝皇帝的名号几乎不为人所知,但他为帝时,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程异、韦执谊、陈谏、韩晔、凌准等人支持下,进行了所谓的“永贞革新”。此次急功进利的改革非常短命,仅仅持续短短146天。“永贞革新”,改革内容看上去不错:削减宦官兵权、裁撤冗官、免减百姓租赋、撤去“宫市”等等。由于上述内容无一不涉及当时“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领头的“二王”又属志大才疏、自以为是、偏躁寡恩之辈,“改革”很快就被太监俱文珍等人粉碎。
唐顺宗继位八个多月后,因病不能言语,退称“太上皇”,让位给儿子李纯――-唐宪宗。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改革者”,一般均无好下场。“二王”先被远贬,后均赐死;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被流放到荒远小州做司马,即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几位政治家一生坎坷蹭蹬,但中国文学史却增添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优美、凄丽诗篇,尤其是刘禹锡、柳宗元两人,佳作连连,如明珠美玉,熠熠闪光。“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诗人不幸诗坛幸。正是这样的失意、幽愤,才使得诗人写出那么多真切感人的绝妙好辞。
特别是刘禹锡,大才子自称是汉景帝儿子中山王刘胜的后代(其实是汉化的匈奴后代)。他被贬二十余年,老而弥健,熬死了唐朝五代皇帝,终年七十二。刘郎气锐,连白居易都钦推他为“诗豪”。宝历二年(公元826年),白居易因病从苏州罢归,刘禹锡从和州罢归,两人相见于扬州,留下了两首感叹身世的千古名诗。白居易曰: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
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
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醉题刘二十八使君》)
刘禹锡酬合:
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闻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很想有一番作为但身板不争气、又因误用庸人而时刻悔恨在心的的唐顺宗病逝,年仅四十六岁。
元和天子初发威——平定西川
唐顺宗永贞元年九月,诏立李纯为皇帝,顺宗自为“太上皇”。新皇帝刚刚“出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行军司马(参谋长)刘辟自称留后;不久,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因溵水大败,惧而入朝,唐廷迫令其“致仕”(大文豪余秋雨创造性地把“致仕”译为“当官”,实为“退休”)。不料,他的外甥杨惠琳拒不接纳朝廷派来的官员,上表称当地将士“逼臣为节度使”,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唐廷让他名正言顺地为霸一方。
宪宗初登大宝,还真忍了几个月。为了稳住刘辟,唐廷任他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军区常务副司令,未予正职)。至于夏绥方面,由于杨惠琳勒兵抵拒,宪宗先拿他开刀,下诏天德、河东两军进讨。河东节度使帐下阿跌光进、阿跌光颜(兄弟两皆是步落稽部落胡人,后赐姓李,即李光进、李光颜)勇猛善战,屡败杨惠琳叛军。不久,叛军窝里反,杨惠琳被手下军将所杀,“传首京师”,其时为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夏绥平定,是宪宗打击藩镇势力的首次告捷。
至此,唐宪宗把目光转向他刚一登基就向朝廷叫板的蜀地地头蛇刘辟。
剑南西川节度使原是韦皋。朱沘叛乱时,韦皋力挺唐廷,平叛有功,被当时唐德宗拜为大将军,加检校礼部尚书的荣衔。此后,他又多次打败吐蕃,深入敌界,捕虏甚多,因军功得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后,加韦皋检校太尉。当时,王叔文、王伾当政,韦皋派属下刘辟携大量金宝入京城“活动”。刘辟私谒王叔文,自恃有钱有兵又是藩镇官属,他对王叔文说:“太尉(韦皋)派我向您致意。如果您能让我掌领剑南三川之地,一定会予酬谢;如不留意,在下也不会忘怀”。听刘辟话里话外,含有威胁之意,时为唐顺宗心腹的王叔文大怒,差点杀掉刘辟。
刘辟逃回西川,添油加醋一说,韦皋恨王叔文入骨。他当即向顺宗、太子李纯各上表章。一方面他向顺宗直言应传位给太子,另一方面他又向当时为太子的宪宗“表忠心”,指斥王叔文、王伾乱权。“(韦)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本来韦皋是派刘辟拉关系,见王叔文“不识抬举”,也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指斥王叔文等人“奸邪”。反正天高皇帝远,当朝权臣也奈何不了他韦皋。所以,宪宗能够及早继位,韦皋也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没多久,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韦皋就“薨”了。老韦专治蜀地二十一年,虽为唐朝藩属,实则土皇帝一个。但这韦皋是个政治老手,月月向朝廷进贡珍宝奇货,遍贿当朝大臣,又极其优待手下军士,“丰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如此巨大的开支由何而来,当然是加重赋敛,“卒致蜀土虚竭”。而且,韦皋属下的官吏皆是幕僚、私人,从不让这些人到京城作官,怕他们泄漏自己在蜀地专治跋扈的所作所为。所以,有样学样,韦皋一死,刘辟就向中央叫板,鼓掇“诸将(为刘辟)表请节钺”。
当时,唐廷“不许”,并派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前去接收蜀地。路上,唐廷又以袁滋任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回朝,给他一个“给事中”的官职。刘辟不受征召,“阻兵自守”。袁滋也是个软蛋,逗留“不敢进”。宪宗一怒之下,贬袁滋为吉州刺史。怒归怒,当时夏绥杨惠琳蠢蠢欲动,唐廷只能委任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朝廷当然“不许”。
狂妄的刘辟胃口大得出奇,既然朝廷不予,他就来个“自取”,发大兵包围了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最终攻陷城池,活捉了同为一方节度使的李康,并以自己老友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刘辟出兵前,手下也有忠于朝廷的官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