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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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
卧床的3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3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
我走到篱巴门前，隔着小花园听到从窗子里传出阿津愤怒的说话声。他大概正在训斥什么人。我担心地想：该不该在这种时候见他？如果见了，大概要后悔的……但我还是决定进去。我走进外层，见里面空无一人。我正在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只有阿津一个人。他向我那只挂有胸前缠满绷带的手看了一眼，安静了下来，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说：
“回来啦？”
没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拥抱我，说道：
“好样的！你的团已成为……‘装甲’团啦！”
当时，我们用装甲一词称呼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阿津口中的这个词，是对我团的很高的评价。它表明，阿津认为第40团从现在起已加入第28师功勋部队的行列。
接着，阿津提高声音，又谈起因我到来而打断的想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牧师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随他们去好了！但是，为什么教堂的管事，甚至连看门的，也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难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资产者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穆尔济哈带着白匪兵冲锋的牧师？”我提醒说：“如果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会回来了。”
我向阿津问清了我们团的位置之后，就立刻乘马出发，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萨拉普尔的大道。
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是前线。我看到，这里正在恢复和平的生活。农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场上放养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们现在已相信红军的力量，希望白匪军永远不再回到这里。
晚上，我在萨拉普尔以西35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
团部设在学校里。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户，我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正在举行全团党员大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门。主席台上坐着杰尼索夫、戈尔布诺夫、费多托夫、古里亚诺夫和安德里亚诺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当时一般党员会议都有这项议题。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话，我悄悄地坐在边上。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我又和战友们、和真正的朋友们在一起了……
会后，党员们立即回到各自的连队。这时已是1919年6月2日凌晨。拂晓前，向前面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担任前卫的3营。凌晨4时，团主力出发了。我的戎马生活又开始了。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生活。
全团战士都知道，这天我们要夺取萨拉普尔。我和杰尼索夫随前卫营——3营一起行动。
早晨7时，我们接近了尤里诺村。这时，骑兵侦察员报告，当面之敌是卡佩利团，大约有1500名步兵和骑兵。他们已做好冲锋准备，正向我们靠近。
事后得知，我们当时面对的确是卡佩利将军的一个特别团，其成员都是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敢死队。”
我们派通讯员去通知各营，我们将与“敢死队”遭遇。我们决定用独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队：由前卫营在原有方向上与敌人交火，团主力中的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队形，以便从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的突击。
炮兵连摆在村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方面
3——4公里内的情况。指战员们奉命在我军炮兵开火以后再投入反冲击。
我留在炮兵连长处。政委杰尼索夫带1营在村子左边展开队形。
白军的散兵线出现了。中间是步兵，两翼是骑兵分队。
炮兵连长想开火，我阻止了他：
“等一等！”
计划很简单：把白匪军放近点，用霰弹杀伤他们，然后转入冲锋。
我没有为留在炮兵连感到后悔。白匪军的散兵线距我军300米左右时开火了。这时，我向炮兵连下达射击命令。
几个齐射就大显神威，炮弹几乎都落到敌军散兵线最密集的地方。我团各营随即发起冲锋。卡佩利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们逃起命来很在行，一路上不仅丢弃了步枪和子弹盒，而且连靴子都扔掉了，光脚跑起来轻松嘛。
我们未能追上他们。
抵达西加耶沃村之后，3营转向东南，前去攻打乌斯季萨拉普尔卡。与此同时，我团主力会同骑兵第28团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萨拉普尔。
卡佩利的“敢死队”根本没有打算防守这个城市。
萨拉普尔的居民对我军很热情。他们受高尔察克统治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看到，白卫军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皮鞭、绞架、枪杀过了一段时间，一艘燃烧着的平底船顺流漂到了乌斯季萨拉普尔卡村边的河岸上。这是白匪军搞的“浮动火葬场。”在上了锁的船舱里发现了几百名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6月3日白天，顺卡马河漂下来两个带绞架的木筏。第一个木筏上有4个被绞死的人，第二个木筏上有5个……
前出到卡马河岸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高尔察克的江河区舰队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别列左夫卡地区活动。6月3日凌晨，这支由12艘船组成的区舰队抵达乌斯季萨拉普尔卡，观察哨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区舰队。当敌人对村子猛烈轰击时，我军炮兵才开始还击。村里几处起火，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奋不顾身地与烈火博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烧毁。尽管我们遭受突然进攻，但我们的炮兵仍击沉一艘敌舰。
在萨拉普尔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高尔察克的区舰队首先向城市开火，轰击民房，轰击正在梦乡中的市民。我军击沉2艘敌舰。
高尔察克的区舰队损失了3艘战舰之后，向北面的彼尔姆退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萨拉普尔市开始了和平生活。广场上，俱乐部里，挤满了年青人，红军战士们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顺便提一句，我们团里有许多天才的民歌手、杂技演员和小丑演员。他们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愉快和欢笑。以前，卡佩利将军的“敢死队”在这里为非作歹，经常公开地侮辱市民，而我军指挥员却为市民们举办娱乐晚会和有管乐队伴奏的舞会。许多青年人向团部递交了自愿加入红军的申请，一时间团司令部里简直是门庭若市。
马马耶夫岗1
9月12日晚，我们乘车来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渡口。一艘渡轮上已载着一辆T—34坦克，第二辆坦克也正准备上船。他们不让我的车上船，我只得出示第62集团军司令员的证件。
一个负责技术装备的坦克军副军长向我报告了自己的职务。
我请他谈一谈他的部队的情况。他说：
“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军有近40辆坦克，其中只有一半可以开动，其余的已被打坏，但还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
渡轮从北面绕过戈洛德内岛的沙咀，驶向中心码头。水面上偶尔落下炸弹，射击是无目标的，没有危险。我们开始靠近河岸。远远就可以看到，由于我们这只船的到来，码头上拥上来许多人。伤员们从避弹壕、弹坑、掩体中被抬了出来。带着包袱、提箱的人们也都从隐蔽的地方出来了。
一张张熏黑的脸上挂着泥痕，那是眼泪和尘土合成的。又饥又渴的儿童向水边奔去……见此情景，我的心紧缩起来。喉咙好像被一团苦涩的东西堵住了。
我们的汽车开下了渡轮。方面军司令部曾告诉我，第6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察里察河谷，距河口不远。
城里的街道上死气沉沉。树上没有一根绿枝，都被大火烧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和孤零零的烟囱。许多石头建筑也被烧毁，门窗没有了，楼板也塌了。偶尔可以见到完好的房子。人们正在忙着把包袱、茶炊、器皿从房子里搬出，运到码头上去。
我们的汽车在伏尔加河岸边沿铁路线来到察里察河口，然后又沿河谷来到了阿斯特拉汉大桥，但没有找到指挥所。天已黑下来了。
在火车站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个工兵部队的政委。令人高兴的是，他知道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马马耶夫岗的山脚下。
我们下了汽车，在黑暗中，攀援着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岗。终于，我听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声：
“站住！什么人？”
指挥所到了。山沟里布满新挖的避弹壕和掩蔽部。这就是马马耶夫岗！我当时怎么能想到，它会成为斯大林格勒争夺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哪里会想到，这块土地将被炮弹和炸弹炸得面目全非？
我来到了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
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不过，我知道他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中，无论是我还是他，都遇到过许多人，往往是遇见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次相遇却使我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后来成为苏联元帅，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他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最可亲可贵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在红场上我为他送葬的悲痛时刻。我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不仅是因为我们一起参加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许多战斗，不仅是因为我们曾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许多日日夜夜，而且还因为我们曾为失去自己的战友而共同承担苦痛和悲伤。
可当初我们彼此还不了解，更不知道我们的性格是否合得来？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严格说来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个较宽的避弹壕，顶上铺着树枝和麦稭，最上边盖着10—20厘米厚的土。避弹壕里一侧是土凳，另一侧是土坑和土桌。顶盖在炮弹的爆炸声中不停地颤动。敌人正在轰击城市和马马耶夫岗，但目前还只是有计划地普遍轰击，并没有明确目标。
桌子摊着几张地图，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手拿电话筒的克雷洛夫将军，另一个是值班电话员叶列娜·巴卡列维奇。她是个18岁左右的蓝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将军正口气严厉地与什么人谈话，声音很高，很生气，而且态度强硬。巴卡列维奇坐在入口处，两手各拿一只电话听筒，正向什么人说：
“他正在打另一个电话。”
我掏出证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边继续训斥那个人，一边用眼睛浏览了证明信。打完电话后，我们互相问了好。在微弱的油灯下，我看到一张精干、严厉而又令人愉快的脸庞。
“您看，司令员同志，坦克军军长未经我允许，就把指挥所从107．5高地迁到了伏尔加河岸边。换名句话说，下属部队的指挥所现在在我的后面。真是乱弹琴……”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坐到了桌旁。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巴卡列维奇把听筒递给克雷洛夫。他开始就明天的任务下达着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谈话的内容，我决定不打扰克雷洛夫。我一边听他打电话，一边研究他的工作地图，研究地图上的标记和箭头，我想了解形势发展的情况。我看到，克雷洛夫这会儿是没有时间从容地向我通报形势的。我应该信任他，不干忧他的行动，不改变明天的计划，因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
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那些日子里，可以说，时间就是鲜血。因为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就必须付出指战员的鲜血。克雷洛夫显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有关的地段。他向指挥员们说明任务时，讲得十分详细，并多次重复，这样就使我了解了战斗情况。我感到，我们之间将会找到共同语言。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自始至终形影不离。我们住在同一掩蔽部里，或者可以说是在同一个避弹壕里，同睡，同吃，共同分担痛苦和分享欢乐。
他是集团军的参谋长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在判断上从来没有发生分歧。
我特别珍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获得的战斗经验，珍视他的精深的知识、组织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优点。
光明正大，关心同志，忠于职守，这就是共产党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质。
我电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我已到任，并已接近了第62集团军的指挥权，接着便着手工作。首先，我决定查清坦克军军长为什么不顾“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擅自转移到伏尔加河岸边。我命令叫通他的电话。
“坦克军军长已接通，”巴卡列维奇一边把听筒递给我，一边报告说。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职务，接着就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变更了自己的指挥所的位置。那位将军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遭到迫击炮轰击，人员伤亡很大，在前线的下属部队不稳定和一些其他原因。我问他，在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时，他是否与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联系过。他回答说：
“不知道，我马上查一下。”
我命令这位将军和他的政委立即到马马耶夫岗来见我。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来到掩蔽部。我与他打了个招呼，我们以前就认识。
K·A·古罗夫象H·A·克雷洛夫一样，同我一起工作。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掩蔽部，但相距也只有2—3米。我们常在观察所见面，一同分析情况，作出决定。他是一位精通军事的政工干部，他善于宣传身教，从政治上保证战斗和战役的实施。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个人，了解各兵团的指挥员。他知道可以委派谁去担任什么工作，并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
司令部各位处长和他们的副手都来到了掩蔽部。
过了一会儿，有人报告我，坦克军军长和政委到了。我立刻请他们进来，并让在场的人都不要走。我问：
“您是一位苏维埃将军，是一个战斗地段的首长，如果您下属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未经您允许就撤退到后方，您将做如何想？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第227号命令，您的行动应该如何评价？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挥所撤到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这是什么问题？”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两个人都惭愧得无地自容。这点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我严厉警告他们，我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临阵脱逃，并命令他们于9月13日4时之前把指挥所迁到107．5高地。
古罗夫说了声“对”，表示赞同的我决定。他命令坦克军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说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