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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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6集团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看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6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①
①E·梅伦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团留在合围圈中。他认为，被围的第6集团军可以牵制我数个集团军。确实，他赢得了时间，他从高加索的包围中爬了出来，他把我大量兵力牵制在伏尔加河，推迟他惨败的时间，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挣扎。他的将军们帮了他的忙，但结局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时我曾考虑过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有下列条件来保证：使集团军的全体成员从精神上来个转变：即明智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进行野外进攻战的素养；善于在比防御性的巷战更大的范围内指挥部队实施机动的素养。
事实上，集团军是在非常狭窄的地带上进行了150多天的防御战。当时，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们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战术决心，他们已习惯于在狭小的地方行动，并为达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现在，当面临要进入野战阵地；要通过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十公里的区域；还可强渡江河障碍；要指挥营和团穿过田野、高山峡谷；不言而喻，他们已考虑过这些。而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摆脱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想到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团长，来检查自己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
在那时，也象以往一样，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亲身经验，帮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交战之后，被击溃的高尔察克部队不战而退，渡过托博尔河，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追赶。
我指挥的步兵第43团，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荣誉革命红旗。
很快，团里来了一位新政委F·C·尤苏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厂的工人，他比我大15岁左右，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很快就宣布：
“团长，你来指挥，我将保证做好政治路线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过乌拉尔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高尔察克退过托博尔河以后，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萨克，补充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这些人将会同红军作坚决的斗争。
在高尔察克的命令中规定，农村居民中拥有私人土地50俄亩以上者为征召对象。
西伯利亚的牧师们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尔斯特特别卖力。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配十字架的教徒游行，搞了什么“祈祷和忏悔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书、报纸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等等。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高尔察克顺利地在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招募，组建成一个军，辖15个团。他们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几个团征战近1000公里，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弹药、特别是炮弹严重不足。下面的这个事实或许能有力地说明当时的困难；方面军从中央要了4万双树皮鞋和包脚布。
粮食供应全靠当地居民，他们完全站在红军一边。
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东方面军改组成两个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M·B·伏龙芝指挥，下辖第1和第4集团军；东方面军，由B·A·奥尔德罗格指挥，下辖第5和第3集团军。第2集团军转隶南方面军。阿津的步兵第28师、第7师和第21师的一部，随集团军调走。我同我的团留在东方面军。这些师调往南方面军是因为邓尼金的集团军已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东方面军得到的装备和弹药越来越少，粮食供应更无着落。尽管这样，红军战士的土气仍很高昂，我们继续向东发展进攻。
各团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亚不可！”的口号前进。
西伯利亚的大门是库尔干。在光荣的骑兵首领托明的指挥下，红军骑兵大队飞也似的驰入库尔干，并转向北边的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尾随骑兵大队也进入库尔干。
那天，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他们在托博尔河对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组织的火力袭击。我了解到，敌人要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部面临的任务，就是用战斗强渡托博尔河。为了预防万一，那天我在城南不远的地方涉水过河亲自去观察。侦察兵的情报和我的判断都证实，这里的敌人没有撤退的意思。
呆在我团里的斯特罗加诺夫根据师首长的命令，下达指示：第45和第44团从两侧控制住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路，并准备强渡托博尔河；第43团退向南面，任务是强渡托博尔河，并沿铁路右侧向瓦尔加希车站进攻。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团未发一枪一弹就渡过了托博尔河，但无法发展进攻，因为在这个地段，我们的道路被旧河床、河岔和到处都是泥泞的河岸切断。还好象有意作难似的，地图上的标记也到此为止。这些河岔和旧河床究竟有多少，走向哪里？谁也说不上来。我曾亲自与骑兵侦察员去寻找过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在一条河岔前面的河湾洼地东边，我们遭到伏击，牺牲了两名侦察员，我的坐骑也被击毙。战马倒在烂泥里，我的双脚卡在马镫下，我差点就长眠在那里。雅科夫·马尔德尼科夫把我从泥足深陷的困境里解锐出来。据他自己说，他能藏身在马肚下驰骋。
全团停止了前进。我只好向旅部报告，说在该地段无法实施进攻。
次日清晨，我带着1名传令兵和2名侦察兵前往库尔干师司令部。接近该城时，我们听到铁路桥附近响起炮声，随后是轻机枪密集扫射。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友邻部队在进攻，于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作战的。斯特罗加诺夫和各团团长指挥所就在库尔干东北郊。
从库尔干向北不远的地方又传来枪声。在那儿作战的是A·A·萨宗托夫指挥的我师第13旅。
清晨8时左右，敌炮兵、装甲列车和机关枪给我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在铁路桥附近渡过托博尔河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了。
我把情况弄清楚，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又思考了一番之后，来到旅长跟前，这时，他身边站着几位团长。我说：
“这样组织进攻，除了伤亡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直率是年轻人的特点。无论是旅长还是各团团长，都没想到这样无礼的话会出自我的口中，无论按什么条文他们都有权把我看作是一个学生。要知道他们都是久经征战的老干部。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斯特罗加诺夫问我，声音里流露出不满。
“敌人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块土墩都已试射好。这儿集中了敌人的主要火器。如果我们不用炮火压制住敌人，进攻是不会成功的。此外，白天进攻也不行……。”
最后，我对旅长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的团将在明天中午以前边强渡托搏尔河，占领有大片森林的河对岸之后，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
我这种自信得罪了老同志。这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很容易看出。旅政委戈里亚奇金这时也在指挥所。他没有加入谈话。但我告别后前往师部时，他赶上了我，用指责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要使我们的指挥员下不了台？难道他们不想消灭敌人吗？”
我激忿地答道：
“只有愿望不行……我是心痛我们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他们白白流血牺牲？”
“好吧！”他谅解地说：“那你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明天一定击溃敌人，强渡托博尔河，并前出到树林的东边，是这样吗？”
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下在同旅长谈话之前就已考虑成熟了的计划，回答说，决不食言，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按自己的计划行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保证取得胜利。
戈里奇金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师部。我去找师长，可他到政治部去了。
卡尔波夫师长热情地迎接我，可能这次我是穿着制服来的。他问起我团所在地段上的战况。我坦率地依次汇报了全部情况。
师政委加比舍夫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戈里亚奇金。加比舍夫向我打过招呼之后问道：
“你提了一项什么样的强渡托博尔河、消灭敌人的计划吗？”
我明白，戈里亚奇金已向加比舍夫报告了我的建议。
卡尔波夫和加比舍夫已知道，在这两天的战斗中，萨宗托夫旅和斯特罗加诺夫旅时的几个团没有取得胜利，并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此，师长立刻对这个建议产生了兴趣。我只得把刚才对斯特罗加诺夫旅长说过的又重复了一遍。
卡尔波夫说我的计划太轻率，说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自己的团。谈话似乎就到此为止了，但加比舍夫马上插了话。
他直戴了当地对卡尔波夫说：
“为什么不能让崔可夫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个地方实施进攻呢？”
经过短暂的交谈，在政委的坚持下，卡尔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然后，他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的奖品——一块刻有名字的金表给了我，并问我还需要什么，在实施这项大胆果敢的决心中，需要一些什么帮助？
“从现在起，全师的所有地段都马上停止进攻，”我说：“炮兵应停止射击，由我来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射击。黄昏前，沟通炮兵与我在库尔干南郊的指挥所的联系。师炮兵主任应当到我的指挥所里。我旅的其它各团应做好从明日清晨起发展战果、扩大突破口的准备。”
卡尔波夫马上命令参谋长下达了有关命令。然后，他仍很感兴趣地问我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我很难确切地指出几时开始，于是我含糊地回答：不是夜间便是明日黎明时开始进攻。反正中午前保证完成任务……
当我要离开师长时，两位政委——加比舍夫和戈里亚奇金拦住我，邀请我到师政治部去一下。他们仿佛商量好一样，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同志般地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一决心我是反复考虑过的，并请求他们不要再耽搁我了，因为做准备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至于成功与否，明天就能见分晓……
我从师部的通信枢纽部向我的副手布哈尔金下达命令把全团从所占领的地段撤下来，午夜12时前带到库尔干南郊；团部立刻派一小队骑兵侦察员、徒步侦察员和2挺重机枪赶到那儿。
出其不意是实现企图的基础。因此，我要求停止进攻和炮击，以便使敌人确信我们已精疲力尽、再也不能在该地域实施进攻。现在我需要的是有关白军的最新情报。为此，我决定亲自去获取，当然不是靠力量，而是要靠计谋。
我知道在库尔干南郊的托博尔河上，有一个骑马可以过去的徒涉场，攻城的那天我曾亲自从那儿过河。我决定团指挥所就设在这唯一的徒涉场附近。
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被叫到这儿来了。他的任务主要是在团进攻的两翼实施炮火准备，不让敌装甲列车能沿铁路不受制裁地实施机动。
卡西莫夫是个已过中年、精通自己专业的炮兵。他并未因向他下达战斗任务的是个还没长出胡须的年青指挥员而感到委曲。他把我的指示看作是命令，保证在面临的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击。
骑兵侦察队和徒步侦察队到了，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我的马车。我换上白军少尉的服装，传令兵装扮成上等兵。这些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兵在俄罗斯卡博尔卡附近歼灭高尔察克匪兵时搜集的。就这样，骑兵侦察员带着两廷机枪跟随“少尉”渡过托博尔河。同时我把徒步侦察队也带到渡口。
在托博尔河以东约3公里处，在两条旧河床之间的灌木林中，骑兵侦察队下了马。
我和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干涸的河沟和低地向白军的战壕摸去。还未走到约300米，我就装作喝醉了酒的样子，大骂彼得没有把马刷洗干净，我们骂骂咧咧地越过延伸到着树林西边空地的战壕，来到敌人的后方。
传令兵象商量好的那样对待的我怒骂，他只是催马急急前进，并一再说：“是，长官！”我在白卫军士兵的眼皮底下，两次用短鞭抽打亚库舍夫。这就造成完整的错觉，即正在行进的是长官和传令兵。在敌人的战壕里并没有当官的，而军士和士兵连想也不敢想要向怒气冲冲的长官提问点什么。
我们就这样沿着林中空地走了约4公里，几乎到了铁路跟前，把敌全部地段的阵地都观察了。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次侦察获得了实施进攻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敌阵地的确切配置；渡河地点；隐蔽接近战壕的通路和最利于我军展开的地区；以及敌人官兵的士气和表现。侦察兵携带几挺机枪留在两条旧河床之间，饲养员与马匹（约40匹马）集中在徒涉场附近。我和传令兵换上衣服后，前去迎接从南边向城市接近的部队。
刚刚结束的侦察，更加坚定了我会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得知白军在库尔干抢劫了一个造酒厂。毫无疑问，敌军官得到这些不花钱的美酒会嘴馋得慌。因此我和传令兵沿敌战壕走动时，敌士兵就把我的醉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他们躺在战壕里，避免同喝醉酒的军官照面。我想，到了夜晚，敌士兵们也会喝的……这正是实施奇袭所必需的。
我在城南约5公里处遇上了本团的部队，我让他们停下来进行大休息，让战士们吃饭，而把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请来开了个会。会议开得很短。我简单地通报了一下战线的情况和今天侦察的结果，然后阐述了一下这次进攻的计划。在确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正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和实施方法之后。我让他们回到部队去做准备。
日落前，全团开始横渡托博尔河。夜间1时左右，第1和第3营就已一枪不发没有任何阻碍地悄悄抵达对岸。这两个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