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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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是由于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敌人为占有优势被迫从乌克兰抽调了部分兵力对我们进攻。这就使西南方面军有可能去获得巨大的胜利。我自豪的是，我们在历次战斗中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急救马车把我拉到扎科列维耶村。村里有旅的医院和我团的第二类辎重队。我坚决拒绝把我再往后撤。我不愿离开与我共同走过从喀山至奥姆斯克的战斗历程的同团战友。现在，我仍旧在斗争的最前沿。
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萨菲罗夫对我简单地叙述了去扎莫斯托奇耶路上发生的事：当时在我身旁爆炸了一枚重型炮弹。马被炸死，我被气浪掀向一边。我被严重震伤，前额显然被弹片击中。大家在一个大弹坑旁找到我。我已经不省人事，满头是血。起初大家都以为我死了。但是当把我放到大车上时，我在昏迷中喊道：“为什么朝自己人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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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20日，我回到团里。我在第15旅司令部遇到一个老熟人——旅长斯特曼加诺夫。他因患伤寒病在后方呆了很久。现在他重又指挥该旅。
当时，西方面军已经打过了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南部。部队正在准备实施决定性的进攻。部队昼夜都在进行补充工作，又新调来很多师。参加7月进攻战役的已不止是5月战役时的两个集团军和波列西耶①集群，而是4个集团军和莫济尔集群。
①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的多林地带的名称。——译注。
看着新到达的部队，我们心里充满喜悦。“南方人”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们打败邓尼金之后，缴获了大批的战利品，并神气地穿上了崭新的英国军服，而我们的战士们，相当多的人穿的是在过去的历次行军中已磨损得很旧的军装，这使他们极为羡慕。应该指出的是，集团军的供应十分紧张。粮食特别缺乏。一俄磅面包加上煮干菜，既无鱼又无肉，这就是战士的一天口粮。当然，大家都明白：为供养部队国家已竭尽全力了，因为在中部的各工业城市里，人民也在挨饿。
有一种欧洲越桔，它使我们的菜食略为改变了一点花样。这种欧洲越桔在别列津纳的沼泽地上遍地皆是。红军战士们整连整连地轮流前往森林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去找，把行军锅装得满满的带回来。这种白得来的食物使我们免犯坏血病。
7月4日，西方面军部队开始进攻。我第15旅以出其不意的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别列津纳河对岸。但是由于没有渡河器材，我军未能在行进间强渡该河。
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凄惨的事。
我们几个指挥员，利用进攻受阻的时间，来到一间农舍吃午饭，并小憩片刻。女房东特意买来羊肉烤给我们吃。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政委萨达科夫、第44团团长切尔尼亚夫斯基和我坐在桌旁和睦地谈着。女房东端来了鲜美的菜汤，随后又端来烤羊肉。正当我们动手吃烤羊肉时，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锅灶后面的房间里爆炸。房屋的墙壁如同一块硬纸板一样被击穿。旅长被弹片炸中头部，切尔尼亚夫斯基一只手臂被炸伤，作饭的女房东当场被炸死。被震昏的我和萨达科夫，勉强地爬到外面。幸免于难的我们二人以疑惑的目光相互打量着：我们俩为何如此幸运？我们把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安葬在列佩尔。副旅长F·C·克列诺夫接替了他的职务。第44团由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指挥。
翌日晨，我们经过战斗强渡了别列津纳河，并切断了经由列佩尔通往多克希齐和别列津诺的道路。右侧，在普斯托谢利耶附近是第44团在作战。第13旅各团本应经由别列津诺方向发展进攻，但是在该镇方向上并未看到这些部队，也未听到有何战斗行动。于是，我决定和通信员一起，穿过该镇，迎着敌人前往13旅。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该镇，穿过了别列津纳河大桥，突然碰到第39团战士的散兵线。他们惊奇地望着我们，仿佛我们从天而降。我请战士们把我带到附近的电话机旁，并与团长多蒙拉佐夫接通了电话。起初，他也不相信我是在他们团的前进散兵线与他通话。没过多久，他亲自来到这里。
我和多蒙拉佐夫一起，从维亚特卡河到额尔齐斯河，走过了共同的战斗历程，多次并肩战斗。现在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但却没有时间好好谈谈。我向多蒙拉佐夫说明了情况。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同时提醒我，在别列津诺北面河边，驻守着敌人约1个营的兵力，并请求我协助将其合围。我欣然同意，并从原路迅速回到团里。于是，瓦西里·利托诺夫指挥的左翼营立即转向别列津诺镇。此时，第39团已与退却之敌打响了。利托诺夫准时将部队展开，并对敌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波兰白军因而被击溃。我们俘虏了100多名士兵和两个军官。
过去，在西伯利亚与白匪作战时，我们曾成功地使用缴获的武器。但在这里我们只能使用手榴弹，因为敌人的步枪和机枪与我们的不是一个型号。
在别列津诺遭到惨败的敌人，一边后撤，一边进行顽抗。
我团在行军中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于7月8日到达别戈姆利西北的皮扬内列斯村附近。第45团在左翼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之间保持着目视联络，但后来两条路分开了。很快，从友邻方向传来了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于是，我决定到左边的一个不大的高地上去，察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新通信员谢苗喊了一声：“跟我来！”就骑上马飞驰而去。
我们走了约2公里，还是看不到左邻。一片树林将两个团的行军路线隔开，并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返回。就在这一瞬间，林边响起了一排枪声，枪声接二连三地越打越紧。我的马一头冲进灌木丛。忽然间听到谢苗叫了一声。我的马就驮着我飞奔越过灌木丛，回到我团4连。应该去救通信员。于是我带着全连朝敌人冲去。冲击异常神速，敌人尚未来得及把谢苗带走，在地上丢下两具尸体就仓惶逃窜了。谢苗被两颗子弹打伤，他那西伯利亚纯种马也被当场打死。
尽管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我团的散兵线仍协同一致地向前推进。由于进攻部队的突击异常迅猛，使得敌人的炮兵显然未能来得及变更表尺。刹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敌人坚持不住。开始仓惶退却。
这时，营长多梅罗夫斯基的通信员骑马奔来，向我报告说，骑兵第5团正向这里突破。团长基巴兹耶同志向我团致意，并要求我团从正面加紧向敌人进攻。
这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红军第43团巧妙地追击敌人。敌人已不是后撤，而是溃逃，在扎博里耶村附近的树林边上，敌人将3门火炮直接丢弃在发射阵地上。
波兰白军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到失败后，开始不停顿地往后撤，竭力摆脱苏维埃军队的追击。波兰的法西斯独裁者毕苏斯基感到其冒险政策即将破产，于是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求援。毕苏斯基的请求立即得到协约国首脑的响应。后者于7月11日向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上红军的进攻，并要挟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协约国将向波兰军队提供一切援助。
7月17日，苏联政府拒绝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并声明：如果波兰政府愿意求和，那么，就让它自己向苏联政府提出类似建议！
当时的形势对坚持穷兵黩武主义的毕苏斯基元帅十分不利。在他的军队的后方，劳动人民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日益加强。根据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倡议，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E·捷尔任斯基、E·科恩和E·马赫列夫斯基等同志组成。委员会着手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进行革命改造工作。在比亚威斯托克的波兰工人，组建了一个志愿团。但是，由于受到其盟国的鼓励，毕苏斯基仍顽固地坚持其冒险政策。协约国首脑在接到苏联政府对其最后通牒作出的断然答复后，开始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波兰加紧提供财政、武器和装备援助。协约国的傀儡弗兰格尔男爵在克里木也蠢蠢欲动。在此期间，魏刚①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抵达华沙。波兰军队在战线北部地段退过布格河和纳雷夫河，同时，将其基本兵力部署在卢布林地域准备实施反突击。对这一情况，我方面军首长还未掌握。
①法国的反动政治家和军事家。——译注。
对我集团军来说，形势开始变得异常复杂。加之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指挥部在组织红军第二阶段的进攻中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们对下列因素：团、师已严重减员；后方远离前线；粮食供应几乎中断；部队人员疲惫不堪；马匹因劳累而衰竭倒毙等，都没有加以考虑。想就地采购些给养，但也毫无结果，因为去年的粮食已吃光，而新粮还未成熟。西和西南方面军本应以其主力突击华沙，但西方面军却将所属集团军派往布格河和纳雷夫河以北，去对波兰首都进行迂回；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则向利沃夫挺进。这样，两个方面军即沿离心方向进攻。而直接进攻华沙的则是实力较弱的莫济尔集群和第16集团军。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那样，它们根本无力与集结在卢布林地域的敌军对抗。
第43团受领的任务是：沿西布格河右岸实施进攻，协同第16师的部队实施冲击并夺取马尔金铁路枢纽站。我团将两个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在一个炮兵连的支援下转入进攻。敌人的抵抗很顽强。敌装甲列车向红军战士的散兵线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我军的炮兵是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的，因此对敌装甲列车无能为力。但我们还是利用了地褶作掩护，终于攻至镇边。
我突然发现，有两辆马车拉着火炮，从我后方迅速地向我接近。一个留长髭的指挥员骑马跑在最前面。他带的这半个炮兵连在距我们的散线200—300米的地方便展开了战斗队形，并非常成功地对敌人的装甲列车开火射击，使得敌人的装甲列车立即驶过布格河，退到桥后。
这就成了冲击的信号。我散兵线冲进镇内。我骑马奔向我们的炮兵，找到留长胡子的那位指挥员，我想问问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队的？此时，一个炮兵正在向胡子指挥员报告，称他为旅长。这时，我也不得不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并自我介绍道：“第43团团长。”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友邻来了，这太好了！”并马上补充说：“我叫法布里齐乌斯，是旅长。”
战斗过后，在去我团预备营的途中，我看到草地上有一队急急忙忙赶路的骑兵。我骑马来到近处，以便看看这是些什么人。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法布里齐乌斯。他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作为友邻部队和冲击的参加者，介绍给自己的师长梅德韦多夫斯基。梅德韦多夫斯基让我讲讲关于攻击枢纽站的情况。因为像往常一样，扬·法布里齐乌斯对自己的战绩总是闭口不谈。我毫不夸张地如实讲述了被我当成炮兵的法布里齐乌斯，是怎样拖来两门炮向装甲车直接瞄准射击，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的胜利。随后，我又报告说，法布里齐乌斯连马都未下，就又带领本旅战士投入冲击。在我讲话时，法布里齐斯不断地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扬·法布里齐乌斯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异常勇敢的人。1921年5月1日，在波洛茨克卫戍部队阅兵式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当时是一所军事学校的校长，胸前佩带了3枚红旗勋章。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红旗第43团当着他的面行进在阅兵式的最前面，我们高举着在西伯利亚和波兰等战场获得的革命荣誉旗帜前进。这样，波洛茨克卫戍区的所有部队，就都要向我们这面旗帜致敬。
马尔金市的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匆忙退过西布格河和纳雷夫河。
渡河前夕，我遇到了我们师的第13旅旅长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萨宗托夫。他是我在东方面军时的战友，在那里他指挥步兵第37团。这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他的旅和我们的旅一样，正在为次日清晨强渡纳雷夫河做准备。
我们边喝茶边谈话，直到深夜。我们打赌，看看我们3人谁先到达河对岸。最后决定，各人亲自带领自己的战士渡过纳雷夫河。强渡定于凌晨3时开始。
谈完话，我们一同前往第39团司令部去找多莫拉佐夫。
3时整，第37、第39和第43团出敌不意地在行进间跃入水中。几分钟过后，我们已游到右岸。显然，波兰白军对我未进行炮火准备就发起进攻毫无准备，他们仍在酣睡之中。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惊慌逃窜。进攻如此突然，使我师未经战斗就强渡了宽阔的江河障碍。
我师随后的进攻，发展得也很顺利。看来，再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夺取华沙。但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此。由于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没有进行协同动作，致使波兰白军的突击集团，未能像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那样，受到西南方面军的攻击，从而得以转入反攻，随后轻易地在莫济尔集群的地段上突破了战线，向布列斯特和比亚威斯托克方向发展进攻，并前出至西方面军整个部队的后方。8月17日，我们接到向纳雷夫河后撤的命令。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托洛茨基应对进攻的失利负责。当时种种征候已说明，我军各部队的处境很艰难，他却置之不顾，还断言，敌人已经被击败，我军已踏上胜利的坦途。在这一点上，明显地暴露出他的冒险主义。
在撤退过程中，经过普乌土斯克时，团政治委员伊万·普罗克希茨受了重伤。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伤及骨头。必须把他送到后方。分手时，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第43团一边掩护旅的主力，一边从普乌土斯克向维什库夫市撤退。该市是公路的重要枢纽。不出所料，该市已被从南面来的敌人占领。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白军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我团。当我们确信，敌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对付我团之后，我们决定不去攻打维什库夫。我们只以战斗警戒部队对敌人进行象征性的射击，全团则缓慢地摆开似乎准备冲击的架势，足足用去几个小时。当我估计我们旅的主力已完全脱离敌人后，就率领部队陡然向北挺进。此时天色渐暗，全团向东运动一路通行无阻。这天晚上，我们只好在林中过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线就显得更短了。当朝霞出现在天际时，我们继续向东进发，期望尽快摆脱被合围的危险。但是到了第三天，我们发觉，敌人正追踪而来。快到乌多辛村时，据侦察队报告，敌人已截断我军退路，并在该居民点北面的林边占领防御。在我后方还有波兰白军追击。我们被合围了。由于后方有敌人迫近，我团已无法展开，并投入攻击。在这种时刻，我这个刚刚年满20岁的团长，在前天才将负伤的政委送往后方，就必须一个人作出关系到许多人生命的决定。
敌我兵力相差异常悬殊。拖延时间则有利于敌人，犹豫不决将把托付给我的这批人马带上绝路。我信赖我们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他们将会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但这不是出路。我们最终将被消灭。我决定铤而走险。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挥员集合到一块儿，向他们宣布了我的计划。我将带领2名通信员去敌人那边，就说我们要投降。我团的各连由连长带领，枪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