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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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迅速地把指挥员集合到一块儿，向他们宣布了我的计划。我将带领2名通信员去敌人那边，就说我们要投降。我团的各连由连长带领，枪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们后面。在我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时，各分队应尽量靠近敌人。当我挥动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时，各分队应立刻高喊“乌拉！”
投入冲击。
这个计划是十分冒险的。等到把这个计划通知到每个战士之后，我带着2名通信员已走出小树林。两个通信员打着白旗，高高地举地头上，我挥动着帽子。走了约一百米，我回过头去，看到战士们不成任何队形，三、五成群地走着。指挥员走在前面。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担心敌人会因距离远而开火。因此，我们向前急赶了300来米，以便让敌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
当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孤注一掷时，我的心境是难以形容的。如果计划破产，敌人是不会宽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
我们已来到敌人面前大约20步远的地方。从灌木林和庄稼的后面，有数十支步枪的枪口指向我们。有两名波兰军官迎面从掩蔽处走出来。我停下后，对他们喊道：“先生们，我投降！”并将手枪扔到地上。通信员也开始从肩取下步枪。（当然，我们还有武器：在我的马鞍右边的皮囊里有一支手枪，左边的皮囊里有两枚英国式手榴弹，通信员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弹）。
敌人的军官看到我把手枪扔到地上，决定向我们走近些。看来，暂时一切都还顺利。其中一个用纯正的俄国话问我是什么人。我的回答正确无误：第43团团长。我决定讲真话，因为我怀疑敌人可能已知道，他们要碰到的是哪个部队。
那个军官又问，为什么向前走来的士兵还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说：“为什么要把枪扔到田地里呢？让他们走过来把枪叠放好不是更好吗。”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人。我看到各连已不是成帮结伙，而接近于排成战斗队形在行进了。他们离还有300—400步的距离了。
敌人的这两个军官看到这种队形，都紧张起来。一再要我向士兵们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对他们一笑，说道：“怎么？先生们，害怕了吗？你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步枪处于战斗状态，让他们走近些，我就下令。”我看到，敌人的军官们神经已高度紧张，因为红军战士离我只剩150—200步的距离。我就对军官们说：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军帽，喊道：“放下武器！”
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红军战士尽管很疲劳，但他们勇猛地向前冲刺，就是运动员看到这个情景也会羡慕。而当时的战斗队形，也并非每次校阅时都能做到这样合乎要求。
军官们掉头就跑，士兵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逃窜。当时的场面实在激动人心。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冲出了合围。
在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到布罗克镇的公路上，我们与第44团会合了。我从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处得知：他与旅和师的联系都中断了，而半小时前，他从第45团团长车尔尼雪夫处得到消息说，第45团正从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向东撤退。据他掌握的情报，敌人已经在我后方占领了扎姆布鲁夫公路枢纽和奇若夫火车站。这样我们两个团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们已经处于战役合围之中。当然，目前敌人还未向我们逼近。
我们在布罗克镇和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之间的树林中，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首先决定选出一个总指挥员。当时决定把指挥这两个团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拟定了一个突围计划。我们的突围路线是由西向东，其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华沙铁路，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扎姆布鲁夫——维什库夫公路干线，在一个15—20公里宽的地带内。我们认为，在这地带内，敌人不可能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钟，只能使合围圈缩得更紧。必须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尽快地传达给部队。
我们不想与敌人纠缠，只想尽量迂回过去。在没有道路的田野里（这里大片的庄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进，无论是人还是马匹都十分困难。特别是有一半的红军战士还赤着脚。尽管如此，在8月20日凌晨，我们还是接近了扎姆布鲁夫至奇若夫的公路。在距离公路约2公里的地方，两个团停下来休息。我们向公路线派出了骑兵侦察队。我站在一间草房的屋顶上注视着侦察队的行动。我生气地发现，侦察队非常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在灌木丛和树林后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贪生怕死。我对通信号彼得·索洛明喊道：“备马！”就从房顶上爬下来，跳上马朝侦察员奔去。由于侦察员的踌躇不前，我甚为恼怒，以致完成忘记了危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敌人的机枪开始哒哒地扫射，又响起了步枪的齐射声。子弹像一窝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响。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击。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阵发黑……我不愿相信我会被打死或被俘，因为马正驮着我飞奔。但是，我的马突然颤抖起来，步伐也乱了。如果马也受了伤，那一切都完。果然，过了2、3秒钟之后，它在急驰中倒在路上。我象马戏演员一样，从马的头部飞过，双脚落到了地上。左手像藤蔓一样晃来晃去。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远镜皮带的下面。我已跑不动了，我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队的方向走去。我口渴难忍，看到小沟里有一洼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来。这时，通信员骑着马赶到我面前。我好容易才爬到马上，急速地朝团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几次昏了过去。
7
终于来到我们的部队。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马，安置到马车上。这里不但没有医生，就连一个卫生指导员也没有。从袖子里渗出的血沾满了军服上衣和裤子。没过多久，我过去的副官伊万·纳扎尔金来到我身边，他决定给我包扎。但是，当他们试图脱掉我的上衣时，我疼得大叫起来。这时，纳扎尔金拿来剪刀，把上衣和衬衣的袖子完全剪开。我看见了伤口，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被击碎的肱骨从伤口中露了出来。为了尽量忍住包扎时（用了好几个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头发，这样我觉得好一些。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还在后头。当马车一走动，我甚至似乎听到了伤口里的折断了的骨头在吱吱作响。我们蓄意在树林里和田野上行进，绕开居民点，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军。
我曾昏迷过去，也可能睡着了。黎明时，我们的队伍在缅热宁居民点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惊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时，在比亚威斯托克至华沙这一条用沙砾铺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却几乎完全没有来往车辆及行人。这就是说，东面公路的某个地段已被敌人截断。我命令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们到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一下关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情况。几分钟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居民反映，该市已被敌人占领。
我身上带着一张地形图，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条经过奥索韦茨要塞向东去的道路。但是，我站不起来，无法测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时，侦察员把一个波兰公民带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军动员来搞运输的。他把自己的大车不知扔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正往家走。他是从比亚威斯托克来的，我立即问他：
“现在什么人占领着比亚威斯托克？”
“波兰人。那儿正在打大仗。”农民回答后就赶路走了。
当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时，天已经亮了。路上站着几个妇女。看见我时，她们都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由于我这副模样十分可怜：青灰色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浑身沾满血污。她们告诉我，在比亚威斯托克方向，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久前还听到枪声。
我要她们给我指出那条是通向奥索维茨的路。她们都沉默不语，显然是相互间有顾虑。但是，其中一名妇女，还是不易为人察觉地点了点头，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除了相信这个妇女之外，别无它法。于是，我命令驭手继续向前走。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听到前面有射击声。看来，经奥索维茨向东撤退到自己部队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切断了。斟酌了一下情况，我命令驭手不惜马匹疲劳，尽快赶到特科钦村和纳雷夫河上的大桥。我用受伤的手攥着手枪时，痛得难受，右手又紧抓头发。驭手甩响了鞭子抽打马匹。马车的剧烈颠簸给我带来的痛苦简直难以形容……突然，我听到护送我的侦察员们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过了一阵，骑兵侦察队长菲利普·古里亚诺夫骑马来到我跟前，他后面跟着桑尼科夫·亚库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战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相遇时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
傍晚，我们平安地到达戈尼奥兹市。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旅医院。医院的医生十分熟练地为我进行了包扎，胳膊下放了夹板，伤口也清洗干净。第二天，利用旅的运输工具把我送到了格罗德诺。
现在，撤退过了涅曼河之后，可以认为，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圈。
那是1920年在波兰土地上发生的事了。而现在，1944年7月份，我有幸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率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参加者们，来到波兰的土地上，为的是使兄弟的波兰人民摆脱希特勒的压迫。
白俄罗斯方面军左翼突击群，已经在其突破地带全线越过了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
这个行动导致了一系列最重大的历史决定的产生。
1944年7月21日，人民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波兰土地上合法地出版的第一期《大众论坛》报上（该报于7月23日在海乌姆出版）颁布了一项命令。命令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批准为该委员会委员的有：爱德瓦尔德·鲍列斯瓦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杰伊·维托斯（副主席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部长）、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批准任命米哈伊尔·罗利亚—日梅尔斯基上将为国防部长；批准任命济格蒙德·别林格将军为国防部副部长。波兰工人党在组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对政治时局和波兰人民所经历的事件作了评述，阐明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各项决议的意义。宣言着重指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由波兰人民的最广大阶层、农民党、以及其它各民主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它承认波兰人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波兰爱国者同盟和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宣言揭露了在伦敦的流氓政府，对其旨在分裂波兰人民的政治活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根据特别法令组建了波兰军队。编入波兰军队的有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柳多夫的队伍。前者曾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编成内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后者联合了波兰领土上的代表民主力量的各游击部队。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我们迅猛地发展进攻。政治形势和波兰人民的利益迫使我们这样做。
7月21日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H·
H·罗科索夫斯基来到我们的指挥所。他费了一些周折才到达这里，因为集团军指挥所在这段时间内已向前推进了很远。
听取了有关进攻的发展过程的汇报后，元帅肯定了近卫军人的出色行动，并当即决定马上将坦克第2集团军投入突破口。该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向卢布林、登布林、普拉加（华沙近郊）方向挺进，以便迂回敌军集团，并切断敌向西撤退之路。
为了将坦克渡过河去，架设了3座60吨的大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架设了两座30吨和两座16吨的桥梁）。尽管道路拥挤，但是架设舟桥的纵列还是尾随战斗部队向前推进，从而使舟桥得以迅速地架设起来。
当我步兵部队继续战斗、向西挺进时，坦克部队渡过了西布格河，并于7月22日晨赶过我步兵部队，急速地驶向卢布林。我紧紧握住容光焕发的C·A·波格丹诺夫的手，祝成功并保证，第8集团军的步兵决不落在坦克兵后面。次日，坦克第2集团军与近卫步兵第28军一起，包围了卢布林市，并与该城守备部队展开战斗。
7月23日，我到达被围城市的郊区，从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处得知，波格丹诺夫负了伤。他乘装甲输送车随坦克向城市北郊行进时，被德国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他的肱骨被击碎。
波格丹诺夫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他的个性是：“必须亲眼看到一切，直接地在战场上指挥部队，而不是在深远后方。
我不责备波格丹诺夫。一个指挥员，只有摸到战斗的脉搏，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特别是在高度机动性的现代战争中，尤其是这样。诚然，有时也要冒险，但这样做却保全了更多战士的生命，从而使牺牲得到补偿，使成功所付出的鲜血要少些。应该考虑到指挥员在战斗中行动的巨大精神意义。在最紧张的时刻，如果战士们看到指挥员就在身旁，就会充满必胜的信念。战士们爱戴这样的指挥员，准备以自己的胸膛掩护他，并会跟他赴汤蹈火。因为，战士们看到：指挥员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我在卢布林北部的集团军医院里找到了谢苗·伊里奇。
当时正准备把他送往后方。我问：
“谢苗，感觉怎么样？”
他忍着巨痛，开心地回答道：
“不要紧，瓦夏①。不久我就会回来的。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打柏林！”
①瓦夏是崔可夫的爱称。——译注。
两个月后，他果真回来了，我们又共同向奥得河、尔后向柏林前进。
……我现在来谈谈那些讲起来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我原以为，关于法西斯罪恶行径再没有任何事情比我所见过的更能够使我惊讶的了！因为我见过的事不算少了：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乌克兰的被烧毁和被破坏的城市和村庄；德国士兵被投入这场毫无理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还有什么比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可怕的呢？而事实证明，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的部队在卢布林东南郊解放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囚犯。
现在，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马伊达内克”这个词。而当时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这个名字早在纽伦堡公开审判法西斯罪犯之前还没有轰动全世界。死亡集中营……不是集中营，而是杀人的工厂！它是用现代化的工程技术装备组建起来的。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个工厂在杀人方面达到极精巧的程度。现在在很多文献中均已详细地记述了所有的细节，我就不再重复这些。但是，坦率地说，当别人把集中营的情况告诉我，当我看到我们的军官拍摄的照片后，我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我的心在震颤。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焚尸炉中被烧成灰烬。几百万啊！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他们把人挂在钩子上活活吊死，用棍棒打死，用毒气熏死……
当苏联军人将要进入德国领土时，听到看到这些法西斯罪行，又怎能束缚他们的手脚呢？
的确，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特别是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