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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喋血刀锋-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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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的。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李宗煌、王白与、周均时等5人,因张群、杨森怕落下罪名,不愿代人受过,延迟到“11·27”在中美所一并执行杀害。这是中美合作所第一次大屠杀。
    过了一段时间,毛人凤又下令把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分别造册送核,全部屠杀。他将屠杀名单交给保密局司法处副处长徐钟奇核定后,即交我和周养浩、陆景清分别执行。
    11月27日,在白公馆、渣滓洞、松林坡三处,共杀害黄显声、许晓轩、刘国■、李承林、周均时、周崇化、李宗煌、王白与、黎又霖、何雪松等200余人。其中渣滓洞的大屠杀,是我派雷天元、龙学澜、熊祥等去执行的,原拟分别勒死,因时间来不及,改用美国卡宾枪、汤姆生机关枪扫射,共杀死革命人士100余人。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由周养浩命行动组长廖雄将他们解至中美所松林坡杀害,共杀害30余人。黄显声将军是杨进兴说周养浩找他谈话,把他骗出来,从背后用冷枪打死的。所有屠杀革命人士的刽子手,毛人凤都发给奖金。在屠杀时,有人向毛人凤请求将白公馆和渣滓洞囚禁的两个无辜婴儿留下,毛人凤严厉地斥责说:“留下来谁抚养呵,养大了叫他们来报仇吗?”屠杀完毕,为毁尸灭迹,我又命行动总队副队长钟铸人用大量汽油将渣滓洞焚毁,包括那里存放的武器弹药和物资,也全部焚毁了。
    疯狂破坏
    11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西南,分别解放了湖北恩施和贵阳,直逼重庆。我于15日回到重庆,蒋介石偕毛人凤又从台湾赶来,布置继续进行大屠杀和大破坏、潜伏、游击四大任务。
    “11·27”大屠杀后,人民解放军已临近重庆,川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率领的两个兵团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弃甲丢盔而逃。重庆已乱成一团,军政机关人员和眷属如潮水一般狼狈逃窜,大小车辆拥挤不堪,公路交通一再为之堵塞。蒋介石唯恐解放军沿公路直下重庆,命将綦江至重庆公路大桥破坏,以阻滞解放军前进,又命毛人凤将中美所的催泪弹和毒气弹送到蒋介石的住处,可能是为了逃跑不及施放毒气。
    11月28日中午,行政院长阎锡山发来紧急命令,令各兵工厂停工,警戒勤务交由交通警察总队接替,如违命不从,军法从事。破厂部队立即开始行动,当晚11时都按照命令到达指定地点,同时起运炸药,装置雷管。29日中午,蒋介石在离城20里的山洞召开陆海空军首脑会议,决定撤出重庆,立即进行破坏。下午3时,毛人凤从山洞里用电话通知廖宗泽,下达破厂命令,又命军统特务全部撤退。下午6时,破厂命令下达到各兵工厂,即刻点火爆炸,重庆四郊成为一片火海,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给重庆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危害。只有大溪沟电力厂,因工人勇敢护厂,破厂阴谋才未能得逞。小龙坎广播电台和军械总库,因炸药赶运不及,未遭到破坏,只廖宗泽在军械总库运走了一部分武器,逃往广安、南充地区。
    29日晚,西南特区的特务们撤到山洞,毛人凤见副区长李修凯未到,非常惊慌地说:“李修凯不出来,我在西南的潜伏布置就完了!”我立即派特务进城寻找,也未找到。接着蒋介石又命令将停泊在重庆的所有海军舰艇一律炸沉,毛人凤接到这个命令,非常着急地说:“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去炸呀?”
    但因系蒋介石的命令,只好派人去炸,去的人因沿途汽车阻塞,行进困难,到处是爆炸声、枪炮声,只走了几公里就无法前进,又撤回山洞。我说杨森留在城内,通知他去炸,他可能有些办法。毛人凤即用电话通知杨森,杨满口答应即派海军人员去执行这个任务。到了深夜,蒋介石逃到白市驿机场,在飞机上留宿一晚,第二天偕同顾祝同、蒋经国、钱大钧等逃往成都。蒋介石临行前叫蒋经国通知杨森死守重庆,又命毛人凤将山洞、公路、桥梁、涵洞炸毁,毛人凤、杜长城派了几个人执行。我与空军的晏玉琮等待蒋介石逃跑后,见机场四周发生枪战,即率领军统特务和空军司令部人员,乘两架飞机逃往成都,行前还将空军机场的军火、物资器材和4架待维修的飞机,都装上了定时炸弹。但是所有这些,都未能阻止大西南的解放。
    选自《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8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540—55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1)


    ·《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沈母言:“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1935年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
    ·1945年6月被戴笠提拔为军统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1946年1月到北平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市工委机关报《挺进报》,指挥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
    ·1948年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1949年9月—11月在重庆指挥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和大破坏计划
    ·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随后当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押
    ·1956年,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经过多年改造后,对国共夺权争利的内战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1973年病逝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这个名字,许多人听来可能比较生疏。如果说徐鹏飞,那就几乎是家喻户晓了。其实,小说《红岩》中的徐鹏飞,真名叫徐远举。
    不过,《红岩》中的徐鹏飞,与真的徐远举是有不少出入的。因为那是一部小说,而不是历史资料或传记文学,所以允许作者加以创造。
    我与徐远举相处前后近30年,由于他和我同年,又是两湖大同乡,不但曾在一起共事和共同学习改造,而且私交相当深。我认为对这样一个人物,还是应当提供一些真实的资料。除我写些有关他的情况外,更希望了解他的人,也都写点出来,尽可能把这个人的一生,写得全面一些。
    早年印象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生于1914年春,黄埔军校七期毕业后,在部队当过排连长,因与上级吵架而失业。1932年,经湖北同乡介绍,到南京洪公祠戴笠办的特训班受训。当时戴笠是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为了扩充组织,专门招收黄埔军校毕业的失业同学,进行特工训练,作为他的基层骨干。徐远举受训后,戴笠把他安排在复兴社南京分社任干事,主要任务是监视分社成员的活动。
    1933年,他到上海来玩,经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第一组(华界组)组长陈志强介绍,与我认识。我当时任第二组(法租界组)组长,两人一见谈得十分投机,他非常羡慕我当了组长,不想再在南京当干事,愿意到上海特区来。我也很想帮他的忙,有次戴笠到上海,我便提出徐远举的事,他考虑了一下之后,说这个人不宜在上海工作,以后可另作安排。
    隔了好久,徐远举突然跑到上海,很高兴地向我辞行,说戴笠已向参谋本部推荐他为九世班禅回藏行署的少校随从参谋,不久即随同班禅去西藏,为特务处开展西藏的工作。他很满意接受这个特殊任务,认为很有前途,并感谢我曾在戴笠面前为他说了话。我留他在我家住了几天,为他准备了去西藏的一些日用品。当时我母亲住在我家,她有天在吃午饭时,仔细看了徐的面相后,当天晚上告诉我:“此人不可深交,要注意。”我即回答,我和他往来中还没有发现什么,不知母亲有何教诲?老人家告诉我说,徐生得圆眼尖鼻,这类人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我便一直记住这些话。几十年中,经我观察所得,果然是这样。
    过了几天,我有事要去南京,便陪他一道回到南京。他领我去见了班禅活佛,见面时,只简单介绍说:“这是班禅活佛。”“这位是从上海来参拜您的记者(指我)。”还没有等我讲话,就被拥上来请他摩顶的善男信女挤到了一边。我回到上海,我母亲还埋怨我没有让活佛摩摩顶,我说徐远举告诉我,他在活佛身边一个多月,发现他和我们一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母亲为此狠狠地说了我一顿。
    入藏途中
    隔了不久,他就随同班禅由南京出发赴西藏,沿途他都有信给我,但行程很慢,约在1936年前后,他才到达当时的西康省,等他到了青海省的玉树县时,已是1936年底了。他到玉树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班禅一行从西康到青海途中,一天晚上突然被西康军阀派兵伪装强盗,将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他说已将这一情况急电南京有关部门,要求惩办肇事者并发还所抢走的法器、赔礼认错。他希望我到南京去帮他探询一下,是否能早点得到满意的答复,他在班禅面前也好得到信任。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2)


    我拿着他的信去南京,向戴笠说明了徐的要求,戴笠还没等我讲完,就说他早知道了,现正由宪兵司令部向蒋介石报告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他还说这种事我们管不了,一定要由蒋介石决定。我只好回上海。隔了一些时候,我托人去打听,仍没听说有明令惩办肇事者的消息。据说,当地军阀坚决否认此事为其部下所为,结果是一拖了事。不久,徐远举又来信说班禅已死在玉树,他已接到去西昌委员长行辕调查课工作的命令,等到西昌后再给我写信。
    西昌行辕
    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是他的湖北同乡,对他非常器重。他曾来信说戴笠、张笃伦对他的知遇之恩,使他终生难忘。西昌行辕调查课课长以前是由副课长徐昭骏代理,徐后来当了西康省政府委员,张笃伦便让他代理课长。按一般常规,不先征得戴笠的同意,戴不但不会同意,还得把他派的人调回来给以处分,怕他派的人被别人收买了,以后不再听他的话。这次因徐系他的学生,所以戴笠同意了张笃伦的意见。
    徐在西昌期间,工作十分认真。其主要任务是了解西康地方势力与民主人士的活动情况,向戴笠报告。西康的一些军政头头们爱赌钱、打牌,徐是此中老手。通过这些活动,他很快结识了不少地方势力的中层骨干,帮助他们走私鸦片烟,贩卖枪支弹药。他后来告诉我,这些事因为不会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根本利益,张笃伦和戴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闹得太大,便不去过问,还可以拉拢地方势力,使他们不搞反蒋活动。
    抗日战争发生后,我的行踪不定,彼此的联系少了。1941年冬,我刚刚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下来,随戴笠去成都,住在金河街戴笠的寓所。有天传达人员告诉我说,有个叫徐远举的要求见戴笠,我马上跑出去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异常,除互道别后情况外,我问他为什么前天戴笠召集军统骨干开会他没有来。他说因为去自贡和内江联系工作,今天才赶回来,所以那天没能来开会。他告诉我,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我的职务未定,他说最好到成都工作,那里的气候比重庆好得多。我因不敢向戴笠提这种事,只说一切听从安排,能在成都更好。
    在军统本部
    1942年,我被任为军统局总务处长,徐远举赶到重庆为我祝贺,我说从此天天和戴笠在一起,保不定哪天办错了事而坐牢,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他却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先在戴笠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调出去就方便多了。他非常希望有天也能调到军统局局本部工作,要我看机会帮他一下。我说情况还不熟悉,他说不要过急,有机会就顺便提一下。
    1943年下半年,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徐业道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还缺少副处长。这个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即搞暗杀、绑票、破坏、拘捕等等。我过去曾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所以我虽担任的是总务处长,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参加。我当时也希望调任该处处长,但戴笠不同意。这时因该处正物色副处长,我便提出了徐远举。前一天晚上,我还向主管人事的龚仙舫提过,他也同意。这时戴笠一听我提到徐,便问龚仙舫,还有更适合的人没有?龚比较灵活,只说一时还想不起更适合的人,不妨先让徐远举试试,他可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戴笠当场没有痛快答应,只把头点了点。于是我又去请毛人凤提,还找程一鸣去说说。
    大约过了10来天,龚仙舫才在晚上睡觉时告诉我,徐调第三处副处长已批准了。当时我和龚的宿舍都在军统会客的漱庐,两人是对面房间,有许多事都是在睡觉时谈一下,一到早上我便先走了。我听到后马上挂长途电话到成都,告诉了徐远举,他非常高兴。不久,徐就来到了局本部,但仅担任第三处副处长半年多,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军统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同意予以逮捕,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参加工作的人员。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所以才一气之下请求调职。戴笠弄清这一经过后,没有批评徐远举,反而认为他与四川旧军政人员关系好,干外勤比内勤更适宜,于是又把他调为川康区代区长。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3)


    破坏地下党
    战胜利后,戴笠死去,毛人凤以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期间,徐远举投其所好,经常到重庆陪同毛人凤或他妻子向影心赌钱打牌,总是设法输一些黄金美钞。徐本来很会打牌,与四川军政人员打牌常常赢钱,而与毛人凤打牌时总是故意输一点出来。
    国民党从重庆迁回南京后,便在重庆成立“绥靖”公署。徐远举便由毛人凤保举晋升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我当时已随军统局迁回南京,曾专为他晋升新职而赶来为他庆贺,他当面向我提出,希望我把军统过去给张国焘住的观音岩张家花园4号住宅拨给他居住,并将军统招待美国特务的一些上等家具也借给他用。我当然都同意了。
    1948年春天,重庆中共地下党主办的《挺进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看后气愤万分。他是这一地区最高军政负责人,也是反共老手,这种报纸居然直接送到他的手中,说明他统治的地区并不平静;无疑是在向他挑战。他把徐远举叫来,把那份《挺进报》用力地摔在徐远举面前,狠狠地训了他一顿。徐被他说得无言可答,一个劲地表示,一定遵照指示,限期破案。
    据徐远举告诉我,他回去后,晚饭也吃不下去,一夜没睡好。《挺进报》在重庆发行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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