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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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最错综复杂，也是最危机四伏的年代，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从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到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从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到“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华到“一·二八”事变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历史的沉重帷幕在各种力量的互相倾轧和斗争中拉开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斗争之复杂，参与力量之多，局面之混乱，都是空前的。
就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国内连续发生了许多起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不由地使国人一振：1930年国民党首脑人物蒋介石庐山遇刺险遭不测；1931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火车站遭遇伏击，宋子文侥幸脱险而其秘书唐腴庐却做了替死鬼；1932年，日本侵华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被炸毙命，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被炸伤；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遇刺身受重伤……国民党要员为之心惊胆寒，日本侵略者不禁谈虎色变，汉奸卖国贼纷纷噤若寒蝉，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而这一系列事件的策划和组织都离不开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上海斧头帮帮主、铁血除奸团团长、民国第一杀手和暗杀大王——王亚樵。
王亚樵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表面上看他身材瘦小，戴一架黑框水晶眼镜，甚至是带着几分斯文气，然而实际上他是富有爱国心、讲江湖义气的热血好汉，曾率领着上海斧头帮叱咤一时，杀人不择手段，制造了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刺杀大案。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流氓，是杀手，是恶魔，也有人称他为抗日志士，是采取极端手段的爱国者。由于他不是活跃的政治人物，其活动也极其秘密隐匿，故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曾在国民党军统任职、作为戴笠亲信，后成为起义将领的沈醉曾经接触过王亚樵的案件，对王的旧事比较了解，他认为：王亚樵是“主张反蒋抗日救国”的，他“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可以说，王亚樵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两条主线的。“他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那个时候连蒋介石、戴笠都怕的人，是值得写入历史的。”
一
王亚樵本名玉清，字九光，别名鼎，字擎宇，又名王鼎。1887年正月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今合肥市瑶海区石磨乡）一个农民家庭。其父王荫堂是一位乡村医生，粗通文墨，亦以务农为本，租种地主土地，家境贫寒。王家所租地主土地历年歉收，致使入不敷出欠租无法交付，被地主孙有富告到官府遭到处罚。后来王家又佃了地主季广德家的田地，但因收谷太少又被逐出。两次被强行辞佃迁居，王家家徒四壁被迫弃农，来到磨店镇上开药铺行医，兼营小染坊聊以糊口。
王亚樵自幼入私塾求学，略通经史，曾通过清末科举考试童生县试。后又参加府试而未通过，于是返回家乡设立学馆以授书教学为生。王亚樵胸有谋略，能文善言，又嫉恶如仇，行侠仗义，邻里乡人称赞他“一步十记”，有古烈士之风，在家乡颇有声望。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2）
当时正值英、法、俄、德、美、日等国列强侵华，狼狈为奸瓜分中国。目睹了清廷腐败无能，一再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再加上亲眼所见清政府官吏豪强压榨人民，巧取豪夺，王亚樵对腐朽的清廷恨之入骨。每当与合肥、巢县、寿县青年志士在一起谈论国家时政，无不慷慨陈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光绪末年（1908年），他与许习庸等组织兴办了“正气学社”，名义上探讨文山公生平事迹，其实是以反清为宗旨。同盟会吴旸谷、王海卿、柏烈武、常恒芳等常与往还。
1911年武昌首义，25岁的王亚樵认为正当逢时大事可为，与同乡人张朝阳、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乙等一同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密议起义，他们与同盟会柏烈武取得了联系，在合肥李文忠公祀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由李元甫、王亚樵、王传柱分别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宣布独立，撤销清政府一切官吏。军政府刚一建立就面临着经费缺乏的困难，于是有人提议没收李鸿章家族在合肥的一些主要典当和钱庄来充作军饷。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于是王亚樵命令一部分人去李鸿章府邸责成总管刘东山交出部分典当和钱庄，另一部分人去乡间动员群众，招募军队，建立革命武装。
不料此时同盟会上海总部并未得知这一情况，又委任了同盟会员孙万乘（字品骖）也来到合肥，与巡防营季光恩、团练史袁斗枢在合肥大书院成立了军政府，孙万乘任司令，宣布独立。两派实力相当，不相上下。此时孙万乘也打算没收李府的财产作为军费来源。李府管家刘东山苦于相逼，告之孙已经将财产交给了王亚樵一派。孙万乘得之王亚樵等已经采取行动后，十分恼怒，认为是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在未曾问明原委的情况下顿时心生杀机。于是他传令设宴邀请王亚樵等人来司令府共商事宜。当晚恰好王亚樵去乡间办事未归，他的几个得力助手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乙等前往孙万乘处如约赴宴，刚一进大门就遭到了枪杀。结果王亚樵一派大大受挫，众人分作鸟兽散。王亚樵闻讯后，急忙连夜避往全椒。直到民国建立，清帝退位，王亚樵才乘船由全椒出发，取道芜湖前往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万乘流亡上海，王亚樵的左右手下都主张杀孙以报前仇。而王亚樵却认为都是革命同志，不应该同室操戈，相煎太急。他反而设宴招待了孙万乘，并给他以钱财资助。人们不仅赞扬王亚樵豁然大度，有侠士之风。此乃后话。
二
王亚樵避祸南京后，恰逢江亢虎组织社会党。社会党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王颇为之吸引，于是加入社会党受命负责主建安徽支部。
1912年秋王亚樵又回到了安徽。王亚樵回到安徽后，在合肥撮镇夏家祠堂建立了安徽总支部，又召集了合肥的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许习庸，全椒的刘大魁，巢县的丁鹤龄，怀宁的蒋非我，芜湖的杨柳堤等，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亲、芜湖等地成立了县支部。由于王亚樵一向善于演说鼓动，富有组织能力，所以各县加入者颇多。止年余，社会党党员就达到了七八万，成为安徽省内颇有影响力的一支政党。赣宁战役后，袁世凯逮捕了联络起义反袁的社会党创建人之一陈翼龙，并将其杀害，同时通电全国查禁“社会党”。北洋军阀皖省总督倪嗣冲按照中央指示，大搜皖省通缉社会党，丁鹤龄被捕遇害，王亚樵率领一些部属1913年秋逃亡上海。
王亚樵逃亡到上海后，无处容身，他便与何铸九、姚立堂等白天做苦工，夜晚便露宿街头。他为人机敏刚强，嫉恶如仇，贫困不移其志，继续寻求革命。后来结识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加入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不能不说也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3）
1915年王亚樵在同盟会柏文蔚的引荐下在上海环龙路44号晋见了孙中山先生，聆听教诲，深感不打倒军阀、扫除清朝余孽，不可能统一中华、抵御外侮。于是他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投身护国讨袁运动。此时南北倒员呼声高涨，王亚樵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呼号，讨袁护法。洪宪帝制被推翻后，北洋军阀各派相继窃国分裂割据，1917年孙中山领导了护法运动，王亚樵南下广州追随先生，并且担任过南北议和时的南方代表。由于陈炯明等军阀叛变革命，南北军阀串通一气狼狈为奸，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不得以远赴日本。王亚樵等遵先生之命，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他在上海响应“五四运动”，发动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游行示威。
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见到段祺瑞违反民意，义愤填膺，以国民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再造共和，“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当被孙中山先生批驳曰：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王亚樵心有未甘，仍然坚持自制炸弹，然不慎炸弹爆炸误伤了自己，此事遂告一段落。民国二十一年冬，在为纪念中山先生而召开的展览中山先生遗墨大会上，展有王亚樵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一书，言多激烈，是以后人皆称王亚樵是国民党中极“左”派人士。王亚樵日后之行藏举止，由此初见端倪。
王亚樵自广州回沪后，正逢老同盟会员韩恢在上海从事反江苏军阀李纯的革命活动。王对韩恢主张甚为钦佩，就与徐州人胡抱一等亦参加反李斗争，策划分赴苏北、皖东，组织国民革命军进攻南京，建立北伐根据地，迎接孙中山先生回上海。1919年韩恢、王亚樵等人赴苏北泰州、盐城、洪泽、泗洪、淮阴、滁州等地组织国民革命军队。指挥部设在苏北鸡公山，建立了一只由千余人的武装。不料李纯探得韩、王已离沪，遂于上海新、申两报发布通缉令，说王亚樵、韩恢离沪，图谋不轨，严饬各地军警缉拿。结果，韩恢被李纯捉拿解南京殉难，王亚樵等人分头潜逃各地。以后王亚樵到上海创设复炎小学，即是纪念韩恢革命精神不死，其复炎二字，是韩恢生前别号。
1920年王亚樵携阚培林等潜回合肥，此时军阀张文生就任安徽省督军，贪污腐化，不顾皖人疾苦，在安徽各地遍设厘金关卡，剥削人民，以供挥霍。王亚樵于1921年回到安庆，见到张文生如此不法，即与许习庸、何哲仁、周无为、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阚培林等在安庆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宣传孙中山先生主张，提倡民权革命，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并主张安徽军政分治，不得由武人兼掌政治。数月之间，码头工人、学生、商人、市民两万余人加入“民权协进会”，各界举行示威游行，声讨张文生横征暴敛、残害皖人。同时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换张文生，由皖人许世英主皖。北京政府深知张文生在皖不得民心，激怒皖人，准予所请。于是1921年9月特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王亚樵得讯后，即邀请安庆各界人士，前往码头欢迎许。因此张文生恨王亚樵入骨，碍于法律不能明捕明杀，特令其亲信副官暗中逮捕杀王。而这名副官与王有旧，曾得过王之恩惠，不忍下此毒手，遂走告王，速离安庆，以免杀头之祸，王亚樵闻之，即与郑青士、蒋非我化装登轮，再次出奔上海，通电反张，周旋年余，张始离皖。
三
1921年王亚樵重返上海后，投奔了柏文蔚、李少川、关芸农等皖籍名流，受到了他们的器重和资助，很快便站稳了脚跟。不久，王亚樵与马俊超等人组织成立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维护皖籍劳工的权益，号召皖籍劳工参加工会。
在上海的安徽劳工，大多是历年黄泛区发大水后逃难到上海的穷苦农民，他们在十里洋场饱受资本家的压榨和地痞流氓的欺凌，凄苦无依。现在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为他们出面撑腰做主，非常符合他们的愿望，因而踊跃参加工会。不到3个月的时间，“安徽旅沪劳工工会”就拥有了万余名会员。王亚樵收取来的工会费，他并不纳入私囊，而是拿出来供给门徒的生活费用，同时他本着“得人钱财，为人消灾”的原则，只要听说工会里哪个工人受到别人欺辱，他马上就叫其门徒去找人评理、出气。凡是受人所托之事，自当竭尽全力，大家都敬重他为人豪爽讲义气，有上海滩小孟尝之称。
第五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4）
但上海滩的黑社会岂能容忍外籍人在他们的地盘上“占码头、打天下”，因而，王亚樵派出去说理的门徒经常被当地的流氓打得头破血流。王亚樵意识到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是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强权即是真理。他命人找铁匠打制了百余把利斧，然后挑选出百余名身强体壮、勇猛不怕死的门徒，组成了一个“斧头队”，只要有人敢欺侮王亚樵的门徒或皖籍劳工，王亚樵一声令下，“斧头队”即挥舞着利斧冲上前去砍杀，其势锐不可当。
旧上海帮会林立，莫不仰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之鼻息，唯独王亚樵使他们伤透了脑筋。经过几次铁与血的生死较量，王亚樵的“斧头队”在上海滩打出了名气，被人称作“斧头党”。就连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也得让其三分，他曾告诫自己的门徒说：“你们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从此，王亚樵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他的工会组织也日益扩大。不久，他就成了上海劳工总会的领袖，会员达10余万人，他的学生和门徒也增至数千人。王亚樵有着非凡的组织能力，面对这样一支庞大队伍和纷繁复杂的环境，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办事井井有条，极有章法。他为自己的门徒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他们随便在外面惹是生非。王亚樵还聘请了著名的大律师李次山作为工会的法律顾问，使“斧头党”能够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王亚樵还从自己的学生和门徒中挑选出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创办了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工会的喉舌，以扩大“上海劳工总会”的影响。
王亚樵成了大上海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说话办事极有分量。不久，在王亚樵的推动下，改组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柏文蔚被推举为会长，王亚樵负实际责任。通过这一组织王亚樵进一步接近了皖籍在沪各界名流，与政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就是在皖籍名流李少川的公馆中结识了来沪避难的陈铭枢，两人一见如故，结成莫逆之交。从此，他与国民党西南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以后，他的活动几乎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四
1923年，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军权在握，通过贿赂曹锟“当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命令在沪国民党元老柏烈武组织反对曹、吴，王亚樵接受柏烈武指示，与洪东夷、徐锡麟、李小南、关芸农、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程德源、魏曙东、邓宏铭、丁子谷、席文翰、郑益庵、殷爱棠等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以安徽劳工总会、公平通讯社等作为反对曹、吴的宣传机关，集合上海市民、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并令合肥人郑益庵伪装曹锟，使众人指骂和鞭挞。
曹、吴在北方得悉，非常恼怒，致电上海当局，指王亚樵、洪东夷、徐锡麟为匪，着令就地拿办。王、洪、徐三人机警过人，终未遭其毒手。嗣后王亚樵见到口诛笔伐无济于事，乃联络浙督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