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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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厂那批乐观知命的同事厮混，搭着那部快要解体、苏联人正眼都不会瞧一眼的吉普车，在草原上晃『荡』。我们去拍乡下的马市、记录草原家庭的生活，还跑了一趟戈壁沙漠，探望养骆驼的牧民。
背景优越的阿乌博德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风闻到阿乌博德的出身背景。在一般蒙古人眼里，阿乌博德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他在乔巴山执政末期出生，在泽登巴尔当家的时候长大成人。泽登巴尔是乔巴山的继承者，娶了个俄国老婆，他受过不错的教育，统治蒙古的手段却极为强硬。据说，阿乌博德也有俄国血统，不过，这事纯属流言，未经证实，可以确定的是，他出身自高级『共产』党干部家庭。在蒙古此时的体制下，单单这层背景，就足以让年纪轻轻的阿乌博德占尽便宜。在蒙古念完初中之后，阿乌博德被送往专门培育苏联卫星国家青年干部的学校——列宁格勒高级党校进修，在当时，这可是人人称羡的好机会。他在那里研读『共产』党理论与『政府』原理，养成专业党工的气度与能力，顺带学了一口标准的俄语，连一点外国口音都没有。意气风发的阿乌博德一回到蒙古，被分派的工作——常务委员会『主席』泽登巴尔的秘书，又是让人见了就眼红的肥缺。年轻、英挺、资历完美无瑕的阿乌博德，在时人的眼里，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政治新秀。
但是，不知道是哪错了，对他不利的谣言慢慢地散了开来。有人说他很懒、很虚荣，『性』好渔『色』。而我在众人的闲谈中，也发现阿乌博德的所作所为，证明这些说法并非子虚乌有。他的潜力并没有发挥，反而向下沉沦。他被送到外国，先是在索非亚（sofia）蒙古驻贝尔格勒大使馆工作，随后，被降调成记者。在贝尔格勒的时候，有人指控他调戏女『性』，让蒙古大使馆很难堪。他甚至被召回乌兰巴托，留他的音乐家太太独自在索非亚。有件事很清楚：当上联合国丝路计划蒙古国家委员会秘书的阿乌博德，有足够的人脉和关系打点『政府』里琐碎的杂事，他先前的经历，也足以让他在未成形的计划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我实在很不愿意承认，但阿乌博德好像是把这次远征当做东山再起的本钱。有一次，阿乌博德没防备，脱口而出，说他想要利用这次旅行，唤起大家对他的注意，重新回到政治圈。
阿乌博德组织远征队的能力实在让人失望。有一次，他没交代一声，就从乌兰巴托消失了好几个星期，葛瑞尔和巴雅尔都找不到他，而他也没有把他应该争取到的新装备送过来。我们在肯特旅程中，帐棚破旧不堪，亟需新的替代品。阿乌博德吹牛说，他可以向日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弄到一批超轻的新型布料，再找几个女裁缝，缝成帐棚就行了。但是，在帐棚还没有做好前，他就不见了；回来之后，只找了三个叽叽喳喳的蒙古女裁缝，替他的蒙古队员缝制时髦制服。保罗和我去公寓探望他的时候，裁缝们正缝得起劲，只是我们越看越丧气。好几个星期不见的阿乌博德，一副想要穿新衣服的猴急模样，在镜子前面顾影自怜，细心修饰，只想享受出发前的光彩，完全无心思考旅行的实质计划。他还订了三副传统的蒙古马鞍，全都是中古时代的复制品——自私的阿乌博德，只顾自己的马鞍有没有做好，而不理其他队员的马鞍还是一堆木料及皮革。可是，时间紧迫，再过一天，我们就要离开乌兰巴托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在蒙古境内，我想我不应该介入由蒙古人主导的既定立场。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我们马上就要前进到这次旅程的起点——蒙古帝国的前首都，克剌和林。
克剌和林的喇嘛庙
克剌和林位于大蒙古的正中央。如果你把『操』蒙古语的族群分布图画出来，再在这个区域里，拉出许多对角线，焦点会落在鄂尔浑河（orhon）上游一处山林小丘上，刚好跟今天的克剌和林相距不远。这种枢纽位置的优势，能够解释克剌和林在历史上，为什么始终是蒙古帝国政教中心（尽管有时名不副实）。成吉思汗一生居无定所，没有余暇营建首都，不是随着季节迁移，逐水草而居，就是忙于征战，行踪飘忽。但是，他的九纛大营很少离开克剌和林。到了他的儿子窝阔台在公元1229年继任大汗，才在这帝国之都营建永久『性』的建筑。蒙古帝国的商旅总算有个地方可以歇脚做生意，此外，蒙古大汗也有了个像样的地方，款待长途跋涉的外国使臣与部落族长。卡庇尼的向导之所以兼程赶路，把这位又老又胖、抱着必死决心的圣方济修道士，整得不成人形，就是为了带他到克剌和林，参加窝阔台的继位者——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1254年，卡庇尼圣方济教会的后辈卢布鲁克（rubruck of william，稍后我们会有较多的篇幅，描述这位先生），也到了大汗之都，把克剌和林的状况介绍给当时的欧洲人。1259年，成吉思汗最有名的孙子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开朝称帝，兴建都邑，但名义上，依旧奉克剌和林为首都。打从那遥远的时代开始，克剌和林在精神上，就成为蒙古人的心灵故乡，一提到这里，总有说不出的依恋。
在7月正式展开行程前，我和保罗就决定先到克剌和林观察地形。这个地方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如今看来，却跟蒙古一般的乡下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灰蒙蒙的，单调贫瘠。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不知道看过多少这样貌不惊人的穷乡僻壤。这里有一个中央广场、一两栋规矩呆板的『政府』办公大楼、一座过时的燃煤火力发电厂，外带一个脏兮兮、满是锈斑的铁塔，用几根很丑的钢缆拉住；再过去就是废弃物清理场，卡车、吉普车来来去去。城里面有好几百个蒙古包，中间的通道因陋就简，满是坑洞，周围打上几根木桩，原因是蒙古『政府』规定，除非住处的周围有篱笆，否则就不发门牌，不会有邮政、水电等服务。显然这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命令，想借此约束浪『荡』成『性』的蒙古族人：国民居无定所，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开展社会主义的统治。
城外一英里处，曾经有蒙古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寺庙群，也就是巍峨壮观的额尔登尼召。全盛时期，庙里面有一万名喇嘛，高不可攀的外墙内，共有六座以上的寺庙。在蒙古，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比额尔登尼召更能彰显蒙古帝国的气魄与光彩，纠正大家对蒙古生活的错误印象。
蒙古人民革命党在1921年上台以后，面对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古怪社会。蒙古政教合一的体制，牢不可破。在当时的蒙古，像样的城市不过五六个，但是，大喇嘛庙却有七百多座，小庙更在一千座左右。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僧侣，人称活佛。据说，这位活佛的私生活很『乱』，当然，没有人敢深究。当时的蒙古民生凋敝，每十个蒙古男『性』中，有四个是喇嘛庙的农奴；对于喇嘛的信仰根深蒂固，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无力挑战活佛的权威。第八代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或是称为exalted revelation，是蒙古实质的统治者，也是蒙古人精神皈依的对象。
七世之前，第一代的哲布尊丹巴是打着成吉思汗嫡裔的旗号夺权成功的。在蒙古，这是理所当然的发展。统治蒙古的末代皇帝，已经不复成吉思汗的威望，16世纪中叶，他被政敌驱逐，蒙古分崩离析，部落之间往复仇杀长达百年，蒙古本部了无宁日；也就在这个时候，活佛填补了政治真空。当时，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创下的霸业，早就土崩瓦解了，1368年，汉人揭竿而起，灭掉了忽必烈大汗在中国建立的元朝，“金顶王帐”在北京的基业被连根拔起。
元朝倾覆前的二十年，中国的北伐部队就已经深入漠北，攻略蒙古的心脏地带，火烧了克剌和林，歼灭了附近的蒙古部落。元朝皇帝眼见大势已去，在北遁之前，还想取得放在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遗体与灵位，希望能以此号召蒙古族裔，在老家重起炉灶。但是，这个皇帝却神秘死亡，成吉思汗的遗体被掉包，不知所终。
纵观历史，喇嘛教跟蒙古很早就已经结缘了。早在卡庇尼的后辈卢布鲁克抵达蒙古的时候，就在克剌和林见到了大规模的喇嘛庙。卢布鲁克是受到法王路易九世的鼓动，才拼了老命到蒙古来：路易九世希望卢布鲁克能充当他的私人密使，但是，他本人好像比较关心被蒙古人掳去的一批德国人。他希望卢布鲁克的万里远行，能够鼓舞这批俘虏有活下去的勇气。有个方济会的修道士跟他同行，名字叫做克雷莫纳的巴托罗缪（bartholomew of cremona）。我们对这位修道士所知不多，只知道他一路都在抱怨肚子饿，从来没有这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但是到了可以回家的时候，巴托罗缪竟然惮于回到欧洲的长途跋涉，宁愿在克剌和林终老，也不愿意再次忍受披星戴月、餐风『露』宿的辛苦。
卢布鲁克在克剌和林可没闲着，他经常在喇嘛庙里逛来逛去，还进到萨满教巫师的帐棚；他不时语出讽刺，率言质疑喇嘛的宗教信仰。喇嘛通常谨守慎言的戒律，不理会他的问题，让他格外恼火。卢布鲁克的记载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佛教”这个宗教，而且是他的亲身观察，绝非道听途说。“这些僧侣，”他在呈给路易九世的报告中说：
六根清静，头发、胡须剃个精光，身披橘黄『色』的袈裟。头如果刚刚剃过，更是光可鉴人。他们群居在一起，动辄一两百人，在喇嘛庙里生活。进到庙里，每人一个板凳，面对面坐着，梵音合唱，经典始终托在手掌，只偶尔放在板凳上……他们随身带着一两串念珠，就跟我们的玫瑰经（rosaries）念珠一般，嘴里念着佛教真言：“嘛吧”，意思是“只有神知道”。
喇嘛教很容易就与萨满教原始的精灵世界连在一起，第一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言行，看起来跟萨满巫师没两样。经过六次转世，到了第七代哲布尊丹巴，喇嘛教累积了惊人的财富与势力。一代又一代虔诚的蒙古信徒，把家业、土地、羊群，奉献给喇嘛教，外带缴纳严苛的什一税，无怨无悔。成千上百的蒙古人，舍身进到喇嘛庙当喇嘛，甚至志愿充当农奴，为的是祈求上天降福祉给他们的家人，不过，当然也有人是为了躲避根本负担不起的苛捐杂税。蒙古贵族横征暴敛，除了供养他们奢侈的生活之外，还得进贡给中国皇帝，清偿积欠中国商人的债务。喇嘛教控制了庞大的财富、举国的人口，更在蒙古各地广建喇嘛庙，又占据了更多的耕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累得蒙古民穷财敝。在蒙古这样的游牧国度，喇嘛庙是惟一的固定『性』建筑，也是城市的中心，尽管庙周围的聚落，是那么的残破潦倒。在『共产』革命前，乌兰巴托原名库伦，正是“庙宇”的意思。
在蒙古，大喇嘛的权力要比中古时代欧洲修道院的住持要大许多。他们不受法律约束，在自己的领地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利。当时的喇嘛庙有教育的功能，文字、手艺也是从喇嘛庙里传承下来的，可别就此以为喇嘛庙里的生活有多惬意，大喇嘛管理的手段相当毒辣，有时甚至骇人听闻。触犯庙规的人常被鞭打致死，有的喇嘛怕杀生遭来天谴，冬天索『性』把人捆绑起来，剥光身上的衣服，往门外一放，第二天早上，这个人就会被冻成冰棍。有的变态喇嘛，还会用尖锐的竹笔，在小喇嘛的光头上写下鬼画符般的西藏文字，让小喇嘛鲜血淋漓，引以为乐。有的喇嘛放高利贷，鱼肉乡民，年利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两百。第八代也就是最后一代的哲布尊丹巴坐床的时候——仅库伦一地就有五十七个转世活佛，听起来够吓人了吧，个个贪得无厌，政教都管，种种特权也绝不放手。那时『政府』部门的员工也不过三百人，其中还包括看门的、信差与补给士。
除了这些作威作福的活佛，全蒙古还有成千上万的喇嘛，他们不见得虔诚，修行也不到家。他们在全国各地行脚、托钵，靠替人做法事赎罪、算命过活。
蒙古人选在额尔德尼召兴建蒙古第一座喇嘛庙，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个地点就在成吉思汗王朝直系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举行库毕尔台的地方。卢布鲁克造访蒙古时，这里还是个小城，来自中国、中亚、近东、韩国的商旅使臣，就栖身在这个简陋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苏联探险队发现蒙古皇宫建筑用的石块，被拿去盖了喇嘛庙。喇嘛庙自成独立的王国，为兴建庙宇，不知道征调了多少资源。外墙的两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盖一百零八座舍利塔，兴建费用都来自信徒的捐献。庙里的神像据说是第一代哲布尊丹巴亲自设计的。乡野传说中的第一代的哲布尊丹巴是一个巧手工匠，还结过婚，由于不检点，饱受时人批评，他只好叫他的妻子离开帐棚。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捏了一块融化的铜，攻击他的人，亲眼看到她用那块铜捏成一尊佛像。自此之后，凡夫俗子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跟着复古风苏醒的喇嘛。
目前额尔登尼召正展开修复的工程，至少从外墙看来，已有几分旧日光彩了。这并不是出于对神的敬仰，主要是因为现今的蒙古『政府』急需外汇，觉得这个地方还有吸引观光客的价值。但是，一走到里面，却还是荒烟蔓草，一片空『荡』『荡』的。另一端寺塔的下面就是庙门，远远对望的是蓝顶的庙宇、一两座舍利塔，在辽阔的空间里，看起来很是渺小。这里曾经亭台楼阁，壮丽辉煌过，庙宇、僧侣休息的精舍、膳房、储藏室，重重叠叠，有人说，当初是用炸『药』把这个地方炸成碎片，这才有可能把整个庙宇群搞成今天的荒芜局面。但是，没有确切的文献可以证实这种说法。『共产』党当家之后，有计划地摧毁蒙古政教合一的传统，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达到了最高『潮』。他们破坏了多少传统文化，至今还是一个谜。
最后一任的呼图克图活佛，在1924年过世，享年五十四岁。在他过世后，『共产』党清理了他们的腐败传统，喇嘛庙的土地充公，特权取消；和尚被课以重税。还有一个制度：到了服兵役年龄的喇嘛，可以通过缴特别捐，免除兵役。一座又一座喇嘛庙被铲平。喇嘛庙周围的居民被迁离，目的是彻底切断当地对庙宇的供给。许多喇嘛被迁到都市，有的被下放到生产大队，有的被送往劳改营，另有少数人被当场处决。极为罕见珍贵的、从西藏传来的佛教经典手抄本，全都被扔到火堆里，化为灰烬。敖包被铲平，佛塔中的高僧舍利被掏了出来，碾成粉末。蒙古当局只保留了几座样板庙宇，以抒解外界排山倒海的责难。乌兰巴托甘丹寺的一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交给一个倨傲的住持管理，他带了几个喇嘛，开设所谓的“宗教学校”。另外一座规模较小的神殿，被改为国家博物馆。
两年前，改革开放的风『潮』从苏联吹到了蒙古，中央『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为之一变。虽然『政府』没有明说，也没有人确定『政府』对喇嘛教会采行怎样的政策，但是，有些迹象显示，『政府』已经同意恢复喇嘛教信仰。额尔登尼召逐渐恢复为蒙古的信仰中心，而且能真正发挥一些功能，不再是连喇嘛都找不到的观光据点。喇嘛又复出江湖了。在规模如此之大的整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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