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成吉思汗-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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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一个坚忍无畏的英国女人，布斯卓女士（beatrix　bulstrode）对蒙古人的印象也差不多。她在《蒙古之旅》（a　tour　in　mongolia）里写道：“没看过蒙古人干过正经事，他们大概一辈子也不曾工作。”她曾经两度从中国到蒙古，足迹遍布蒙古草原。她第一趟旅行是靠牛车和小马，在内蒙古漫游。第二趟胆子就更大了，竟深入西伯利亚，直抵蒙古的首都乌尔戛（urga）。当时目无法纪的盗匪盘踞蒙古，内战冲突不断，所以，她在第二趟旅程开始前，准备了四把枪才上路：一把拆卸了的猎枪，塞进蓬蓬装的内衣周围；一把『毛』瑟枪（mauser）；一把大型的柯尔特手枪（colt）放在她的大衣里。“口袋里还藏了把小家伙”。这个浑身都是武器的小辣椒，说服了《时代》周刊驻北京的特派员福雷瑟（david　fraser），资助她写她的新书，福雷瑟对她的支持毫无保留，完全受她的蒙古观点左右。他说布斯卓“对蒙古人『性』格的分析，别具慧眼。蒙古人纯朴、天真、乐观，就是懒得厉害，不怎么实际。蒙古人的这种天『性』在过去、在未来，替他们惹了不少麻烦。简单来说，他们没有跟外界竞争的能力”。

　　　　《时代》周刊驻北京的那位特派员、布斯卓及其他批评者，都没有抓到蒙古的真精神，他们从自身的文化出发，怎么看都觉得蒙古人是个懒洋洋、不思上进的民族。根据他们的看法，这个民族惟一适合的工作，就是在草原放牧羊、牛、骆驼，依循时节变化，逐水草而居，自由自在；要他们安分下来耕地，会要了他们的老命。在蒙古人眼里，庄稼就是束缚，荷着锄头、翻田除草，就是奴隶。20世纪20年代初期，较为先进的耕种技术引进蒙古，但是蒙古的农民种植作物，也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种子撒好了，就不知道晃到哪里去了，再也没有回来照顾农田。

　　　　蒙古国的地位

　　　　从空中往下望，对现代蒙古的第一印象，还是一片空『荡』。在这个横跨三个时区的国家，只有一个地方堪称都市；有五百人以上的聚落，全国数一数，不超过五百个。机翼下是一片光秃的山脊，苍凉阴郁，渺无人迹，成群的小斑点是嶙峋石坡间觅食的羊群。每隔三四十英里，才见到一个圆圆的蒙古包，像是草原上迸发出的草菇，那是牧羊人的家。蒙古包是一种圆顶的毡帐，打从成吉思汗扬名立万前，它就是蒙古人的住处。西方人管它叫毡包（yurt），也是普热杰瓦斯基惯用的名词。乌兰巴托的住房短缺，是个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上百个蒙古包于是堂而皇之地进驻城中街道与郊外的社区，大多通上了电，但是没有排水沟跟自来水，到了晚上，每个蒙古包里泛出隐隐的萤光，全都在看电视。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出现蒙古包，仿佛时空错置；但蒙古点缀旋在苏联式的成排公寓之间，其实并不突兀。这里的公寓外表简陋，腐蚀的铸铁阳台下残留着一道道的锈斑，使它看起来更加狼狈。杂『乱』的天线电线纠结成堆，扭曲的涂鸦，脏『乱』的共通大门，让人望之生畏。不过这种水泥公寓里至少有中央空调跟自来水，冬天还算过得去。而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就只好在屋顶和“墙壁”上多蒙上几层毡毯，勉强过冬。

　　　　蒙古趁中国无暇外顾之际，宣布独立，结束了几世纪以来与中国的宗主关系。没过多久，1921年，『共产』党开始统治这个发展停滞的封建国家。当时，蒙古的独立意识弱不禁风，无力抵御从中亚席卷而来的俄国『共产』革命怒涛。就在同时，沙皇驻西伯利亚的部队崩解，沦为盗匪，从北边侵入蒙古国境。

　　　　在这些入侵者中，就数浑号“疯男爵”（mad　baron）的恩琴（baron　von　unger…sternberg）行径最为嚣张，所到之处，几无完土。而他除了这块角落之外，也无其他容身之处。他率领了一支由波罗的海地区白军（white　army）少壮军官组成的叛军，结合了支持沙皇的非正规部队，组成亚洲骑兵师（the　asian　cavalry　　division），夺取蒙古的政权。从他留下的照片看来，他有一张如鬼似魅的脸孔，大约四十岁，额头很高，发线后退，苍白的眼神闪烁出疯狂的光芒。他穿着传统的蒙古长袍，高领用常见的丝穗系住，胸口挂着圣乔治十字星勋章（star　of　the　saint　george　cross）。中西合璧的怪异装扮，反映了他融合东方与西方世界的企图。他计划组成一支蒙古部队，重返西伯利亚，赶走红军，建立一个直抵亚洲海滨的国家，继续效忠沙皇。他在乌尔戛建立的政权虽然短暂，却杀人无数，将首都附近被劫掠一空，纵火烧尽。他手下的恶棍只要逮到疑似布尔什维克党员，不由分说，当场枪毙。恶名昭彰的疯男爵部队引起了蒙古人民的极度反感，所以，红军向蒙古首都挺进的时候，疯男爵的手下只得带了一些支持沙皇的新兵，仓皇撤退。1921年8月21日，恩琴被红军逮捕，送往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拘禁，几个月后，遭到处决。据说，在审判时，法官要他唱国际歌的第一段，唱得出来，『性』命可保。但他唱的却是俄罗斯国歌。就在这几个月里，红军利用西伯利亚通晓蒙古语的间谍，重新取得了乌尔戛的控制权，并改名为乌兰巴托。在红军的羽翼之下，幼弱的蒙古『共产』党宣布执政，使得蒙古成为世上历史第二悠久的社会主义国家。

　　　　自此之后，蒙古的历史就难挣脱苏联的阴影。蒙古人民革命党忠实的仿效莫斯科的一举一动，从斯大林主义，到布里兹涅夫（brezhnev），到最近的改革开放。理论上，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化、苏维埃化的国家，拥有新生的活力，把封建的过去抛在脑后，迎接社会主义的朝阳。但是，到了1990年的春天，西方的新闻媒体却报道乌兰巴托发生了第一起民主示威。人『潮』中，有人高举着一张海报：“蒙古男女，上马吧！”

　　　　他在《蒙古现代史》（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中写道：“文明世界的历史中，19世纪的蒙古史，堪称是最空白的一页。”——原注。

　　　　原文见《蒙古任务：十三、十四世纪方济修道士中国、蒙古传教书信与口述选》（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christopherdawson编辑，sheed　and　ward；1955——原注。

　　　　欧洲最长的河流，注入里海。

　　　　与美国相比，蒙古的面积比阿拉斯加（alaska）略大百分之三，但是，人口密度只与内华达（nevada）一样——原注。

　　　　在古生物学中，很少见到aviraptor这个字。从这个字的字根来看，指的应该是一种会飞的掠食『性』生物；但是，从仅见的文献来看，这种恐龙究竟会不会飞还有待考证。而这个字在中文里也没有适当的翻译，在内蒙古戈壁沙漠中，古生物学家曾挖掘出大量的古似鸟龙，从地缘关系和特征看来，应该就是作者看到的恐龙化石。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udes　of　northern　tibet，e。　m。　morgan译——原注。

　　　　great　captains　unveiled；　1927——原注。

　　　　一种因为异常染『色』体受孕，导致先天智力不足、患者容貌鼻子扁平的症状。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位女士勇往直前的强悍劲儿。第一趟旅行，这位女士是独自上路的，第二次，她找了个伴——任职中国海关的戈尔（edward　gull）。戈尔说她是个“小辣椒”。后来，她嫁给戈尔——原注。

　　　　乌兰巴托的旧名。

　　　　就是在西部片里常见的六发左轮手枪。

　　　　这是一个从俄文演变过来的字，原意是居住、家。

　　　　mongolia；　the　tangut　country；　and　the　solit

　　　　

第一卷　第三章　秘　史

　　　　在乌兰巴托，我跟阿乌博德第一次见面，正当我们两个吞吞吐吐，互相猜测对方的话意时，他的哥儿们葛瑞尔，就这么冲进我们的房间。葛瑞尔是典型的蒙古骑兵后裔，身高大约六英尺，跟一般蒙古人相比，他算是高的，全身紧绷，桀傲不驯，凶恶的脸庞上是一头狂放的深黑头发，长长的、油腻腻的，又留了个傅满州（fu　manchu）式的胡子，怎么看，都觉得他有几分邪气。他讲话的口气跟吵架一个味儿，满腔怒气好像无法遏抑，随时会爆发出来似的。

　　　　葛瑞尔是职业雕刻家，纤细的手指，秀气的手掌，跟他粗野的相貌完全不搭调。他是个粗豪的汉子，绝不扭捏作态。他很『迷』打猎，雕刻的尽是些鹿、熊或是大角羊之类的动物，惯用的材料是骨头或是鹿角，完工的作品随意放置在石头、『毛』皮与羽『毛』之间。他『射』杀过十几只熊，其中一只的皮就铺在他小小的公寓地板上，猎枪则斜倚在沙发的背后，有人来，葛瑞尔就拿出他最得意的相簿炫耀，里面是看来有些粗糙的黑白照片，一张张记录着他的野营营地、猎友，少不了他踩在动物身上的骄傲时刻。

　　　　葛瑞尔与阿乌博德两人都是浪漫派。阿乌博德的梦想受困在办公室内，葛瑞尔则是一个职业向导，能用营火烧一桌好菜、在马背上打盹、轻易地缚好马鞍。他走起路来，总带着股神气劲儿，看得出来，他是个活力充沛、不知该怎么发泄的人。他的表情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事实上，他很乐观，喜欢帮助别人，一心一意想走完这趟艰苦卓绝的旅程。只是启程前，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模样，话很少，神『色』严峻，眉『毛』始终纠在一起。

　　　　阿乌博德和我都觉得该把我们最新的计划方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一声；趁着这空当，他就去找些健壮的马匹及几个可以一道上路的伙伴，组成远征队。

　　　　试骑之旅

　　　　在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之后，又在1989年10月与翌年4月，两度重返故地。每一趟，我都敦促他们定下清楚的行程计划，可每次所有的时间却都花在捉『摸』阿乌博德的心思上，试着为他伟大但空洞的想法理出个头绪来。或许通盘的计划，还需要从长计议，但我总希望，计划的组成要素能一点一滴地就位。由于行程展开在即，我建议他们利用一整个夏天，把马赶到蒙苏边界，把马匹留在那里休息给养。这个行程的目的是让我预估一下，骑马跨洲长征的可行度到底高不高；按照蒙古的老法子骑马到法国，又会碰上什么问题。但是，阿乌博德却不想进行试骑，打算先拖一年，再一鼓作气从乌兰巴托杀到法国，中间根本不作任何停留。他并没跟我解释为什么要拖上一年，我也始终没搞清楚，所以我花了好大的耐心说服他接受一步步来计划。

　　　　我每去一趟乌兰巴托，就会发现我的蒙古朋友信心更坚定了：他们一定要用蒙古的传统方法进行蒙古式的冒险。此时，我的心念一转，觉得当个观察者也很好，只要从旁提供咨询就行了，该我说的，我就说，其他时间袖手旁观，其实是一种奢侈。即使他们不理睬我的建议，可能也是因为，在蒙古的土地上，应该依照蒙古作风行事。这对我来说，是个观察现代的蒙古人如何安排长程旅行的绝佳机会。我对自己说，这支由阿乌博德和葛瑞尔率领的远征队，前途一片大好：阿乌博德是做官的，懂得行政协调；葛瑞尔是野外专家，有能力替行程打理具体事项。我的印象是这两个人有很长的合作历史——事后证明，我错了，他们只一起打过几次猎而已。

　　　　阿乌博德总算拿定主意了：计划的第一步，是7月出发，在夏天横越蒙古。葛瑞尔从旁建议，5月时我们可以有一次试骑，地点是肯特省（hentei，一拼成hentiy）的荒野，据说这是成吉思汗早年活动频繁的龙兴之地。这想法正合我意，我可以在野外实地测试装备，尤其是那部『迷』你摄影机，还可以观察有意加入远征的志愿者，掂掂他们的斤两。

　　　　还是一样，没有人清楚我们要去肯特省的哪里，距离大概有多远，更不用说地图了。或许是安全的原因，这里的地图不易取得，更可能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公开印行过。我只知道我们会花上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到乌兰巴托东北角的肯特省爬一座高山。葛瑞尔花了不少心思制作了两块椭圆形的青铜雕刻，每一块大概有十二英寸宽，这是他要放在那里的纪念品。第一块青铜刻的是少年成吉思汗，二十岁左右，英姿勃发，那时他正转战各个部落之间，威震大漠；第二块是成吉思汗晚年最著名的一幅画像，现存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成吉思汗的后裔在中国建立了正统的王朝——元朝，一个世代之后，宫廷画师根据文献完成了这幅作品。在成吉思汗晚年，蒙古铁骑正席卷华北，进占中都，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画像中的成吉思汗已是晚年，被画师诠释成传统的中国帝王相貌，慈眉善目，脸部线条柔和，留着一圈山羊胡，竟然还有几分儒者风范，完全不像是从草原奋战崛起的一世枭雄。

　　　　暮春5月，出发在即，距离我第一次到乌兰巴托，已经整整七个月。葛瑞尔蹲在两块铜雕前面，把它们放在一张有些斑点、满是破洞的防水胶套上面，小心翼翼地黏到大理石板上。这两块有点像墓碑的大理石板，稍后要在他们选定的地点竖立起来。大理石板上刻着垂直书写的蒙古文，行云流水，还用红漆仔细描过。这种蒙古文字是成吉思汗的直接遗产之一，也是现代蒙古文化变迁的见证。也许是因为处于文化的十字路口，蒙古人一向对文字有一种狂热，勇于尝试各种新的文字，于是源自西藏、近东及苏联的文字都成为他们取材的对象。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当时的蒙古人想来也用不着。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他的下属根据维吾尔人的文字制订蒙古文，从此以后，便以蒙古文作为这个庞大帝国的正式书写文字。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继续流传了七百多年，直到『共产』党上台。当权的『共产』党采纳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废除传统蒙文，代以“现代的”斯拉夫拼音文字。

　　　　每个蒙古人都得学习这种斯拉夫拼音法，学校里再也不教传统的蒙文。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移植新文字的计划暂且搁置，但是，到了1945年，还是雷厉风行地推动起来，结果，这个草率的改革计划严重摧残了丰富的蒙语遗产。蒙语中许多发音跟细微的变化，无法在斯拉夫拼音中找到精确的字母，于是蒙语被迫简化或是改造，勉强套上这层语言上的紧身衣。深谋远虑的蒙古人，开始担心正统的蒙古文化后继无人，只好把孩子送到中国境内的内蒙古去受教育，说来讽刺，当地的蒙古土著倒还有机会学习正统的蒙古文。

　　　　一晃眼，五十四年过去了，这个政策终于得到了改正的机会。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决定将恢复传统蒙文作为蒙古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环节。他们计划让传统蒙文再度成为蒙古的官方文字，只是没人了解具体的步骤。有人估计，单单更替『政府』单位里的打字机，就要花费两年的『政府』总预算。官方的事情，让做官的去伤脑筋，在葛瑞尔的青铜雕像上，如果出现来自外国的斯拉夫文，再怎么说，也不伦不类。

　　　　秘史之谜

　　　　葛瑞尔刻在青铜板上的文字，取材自一本研究成吉思汗生平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