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调查-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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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教授的称呼很土——从硕士到博士都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但此老板非彼老板，“第一，把导师称作老板喊着踏实，叫着通俗，显得导师有钱有势；第二，老板这称呼在同学们心中已赋予了新的含意，老板已不是生意人，也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大款了。大款算什么，大款只有几个臭钱，而老板不仅是大款也可能是大师、大家；第三，老板这称呼从根本上和一般公司经理区分开了，同学们称自己勤工助学打工所在的公司经理为老总。”（《桃李》第一章）

　　这种概括很准确：大款、大师、大家；还有掌控研究生前途命运的大权——给你批多少课题资金，给不给你发表论文的推荐信和版面费，这些都会影响研究生的毕业甚至前途！也就是说，今天官员和富商所能有的，大学里的“老板”们也都能有。

　　于是，从作品中我们便近距离地看到了知识经济时代高级知识分子的群象图，看到了普通百姓看不到、甚至想象不到的生活景象：出则豪华轿车相迎，入则妙龄美女相伴，乘则必打波音的（喻坐飞机如打的），住则必星级宾馆海景房，吃则海鲜大餐，喝则人头马XO，玩则高尔夫球夜总会……

　　他们靠什么可以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准？凭着年薪十万、二十万的高薪，凭借那种年底必须突击花光，明年才好继续申请的科研经费，凭借着某些附庸风雅的土财主馈赠，他们当然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维持这样的生活，用他们的话来说不过是混吃混喝、不过是毛毛雨！要能保证自己退休后、或后代还能继续这样的生活，那就得有钱买下真正属于自己的豪宅，并且有后续资金将豪宅里的生活持续到第二代、第三代。

　　十年前，名车豪宅对教授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但对今天的博导、名教授，则越来越多的成为现实。这个目标的实现首先凭借的是名。

　　这些年，发论文、出专著之所以让那么多的教授如此看重，甚至不惜拼凑、抄袭，就是因为有了著作才能有职称、才能有进入名牌高校的资本，而如果能在业内有了知名度、有了权威性，那就有了学术明星的身价。以这种身价“走穴”，知名度就直接变成了人民币。

　　“走穴”一词，先是在知识分子中文化层次较低的那部分歌星、影星中流行的，他们走出神圣的艺术殿堂而进入金钱的洞穴（在这里他们自用的“走穴”真是太准确不过了！）；今天，学者教授紧随其后，走出象牙之塔，走进名利场，用知识和名气博取钱财。

　　教授学者忙于“走穴”而无暇顾及本校学生，在今天已不是新闻。这种现象严重地挫伤了大学教师上课的积极性，以至教授、名教授不给本学生上课已是为广为人知的话题。但教授们的一次讲座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元的收入却很少为一般人所知。

　　一些经济管理、金融、计算机、外语、法律、音乐、服装等热门专业的教授，外出讲课，不仅是飞机往返，高级宾馆吃住、贵宾式招待，而且出场费都会上万。据文汇报报道，“上海部分名牌大学的教授纷纷‘走穴’，一些经济学界大牌教授讲课的出场费甚至高达6万元，兼职讲课的‘开口费’已成为高校教授收入的来源之一。”　

　　上海如此，作为中国名牌大学荟萃的北京当然更不例外，“海淀区被誉为‘高校区’，集中了大部分全国响当当的名牌大学，在这些名校大门外，常常停满了‘趴活儿’的出租车。在校内，教授们校外兼课，早就不是什么秘密。无论是刚入学的新生，还是已经晋升为‘师哥师姐’的老生，都对这种现象见怪不怪。”（《出场费最高达6万元　名牌大学教授“走穴”繁忙》《　文汇报》2004…04…24）

　　名和利在知识精英这里结合得如此完美——钱来得容易而且光彩动人，还伴随着大师、大家的美名。不像北航的那几位老师、教授，几乎是靠着流氓地痞般地敲诈，冒着家长告状、媒体曝光、公安局抓捕的风险才能将钱弄到手的。

　　在这种情况下，教书育人的艰苦和耐心，在金钱的光照下，显得如此没有价值、没有份量，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在为经济服务的对比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自然会被这些知识精英放弃了。

　　凭着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教授的身份，能捞取那么大的个人好处，真是令圈外人不解；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只利用名校而决不为名校服务的教授却能靠着他们的学术头衔和社会知名度，稳稳当当地在大学里拿着终身俸禄。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大学才有的怪现象。

　　当年，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博士曾经有过是继续在政府任职，还是回母校哈佛当教授的犹豫和选择。因为哈佛有过规定，在政府任职超过两届，将不再有资格回哈佛任教。那一次，基辛格博士没能从哈佛大学得到积极的回应，因为有人说基辛格“只会利用哈佛，而不会为哈佛服务。”；基辛格在回哈佛无望的情况下，才把仕途走到底的。

　　我们的大学却心甘情愿地任凭教授们利用，而不要求他们的回报；因为教授是自己的面子、招牌，可以提高学校的档次，可以招揽更多的生源。

　　然而，当一些年轻学子冲着他们的名字考进这所大学后，却根本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教诲。这些名牌大学与它的名牌教授之间很少有实质性的关联。

　　最近从海外归来的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清华大学给大一学生开设基础课，成为新闻热点。媒体称，“之所以成为新闻，和特殊的国情有关：在现在的大学校园，只要有些名气、头衔够大，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的教师都很少，遑论大一新生，还是基础课！……

　　据一个调查，在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有三分之一的教授、五分之一的副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

　　不上课当然是有原因的。忙于科研是最好的借口。因为，科研成果最管用，可以拿奖金、评职称。而培养好学生，既费心血，评级、评职称时又不管用。一些教授即便上课，也是敷衍了事，被戏称为‘三板’教授，即上课时抬头望天花板，回头看黑板，低头看地板，就是不敢看学生。在‘榜样’的作用下，部分青年教师对教学任务不投入，缺乏责任心和敬业精神，严重影响高校教育质量。”（《南方日报》2004年9月23日）

　　当刚刚入学的清华学子因得到杨振宁授课而受宠若惊、而大呼幸运时，杨振宁说自己才幸运：他上大学时，朱自清、闻一多、吴大猷等名师是经常给他们上课的。

　　让教授尽自己最起码的本分——走上讲台，居然需要一位82岁的科学家来作示范；而且，即使有了名家的示范、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也还是有人认为“杨振宁的示范效应恐怕还走不出清华园！”

　　我们的教授为什么不愿走上讲台？因为他们要做大事、要挣大钱，即使对本校的学生，他们最多以搞活动的方式来一次讲座，就已经是师恩浩荡、令学子们感恩不尽了！

　　谁说大陆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地位？

　　14、为穷人服务的印度知识分子

　　如果连已经考入大学、而且花了高价学费的本科生都不能听到教授、名教授的讲课，那么象牙塔外的平民大众当然更是与知识精英无缘了。因为出不起高价，大众便失去了从自己民族的知识精英那里获取精神养料的权利和机会；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原本应该担负着丰富民族精神、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任务。

　　最近，由于对当代知识分子整体表现的深深失望，忧心忡忡的大众将羡慕的目光投向其它时代、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身上——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当代的印度知识分子……

　　有许多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这类知识分子相比较的文章，其中，几篇介绍当代印度知识分子的文章影响很大。这可能是印度离我们最近，也最相似——同样古老的东方文化，同样众多的人口，同样的贫穷和同样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急切……

　　同样是贫穷和落后，同样是急于甩掉贫穷落后的焦虑，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焦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先富起来，而印度知识分子焦虑的却是民族整体素质能不能尽快的提升？

　　前者的焦虑促使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干出了许多令人不齿的勾当；后者的焦虑却使得无数印度知识分子走出象牙之塔，走进穷乡僻壤，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农民。

　　“印度知识界最主要的话题，是如何为日益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这是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法学博士袁南生先生在印度工作多年，对印度知识分子总体印象。

　　这位驻孟买的总领事说：“我到印度快两年了，从没见过或听说过哪个印度学者为趋炎附势而滥招高官、‘大款’为自己的‘博士’、‘硕士’弟子，没有哪个印度知识分子为了金钱或其他私利而为不学无术的‘大款’或权贵‘著书立说’以‘评定职称’或树碑立传，没见过哪个印度读书人写《厚黑学》、《怎样拉关系》、《如何取悦你的领导》之类的畅销书，告诉人家如何为了私利而玷污名节、不顾良心，也从未听说有谁为了考上大学事先需拉拉关系，也没有听说哪个读书人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袁南生：《印度知识分子：该如何为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湖南日报》2004年4月9日）

　　印度知识分子不做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经常干、而且是堂而皇之地干着这些勾当，那么，他们在做什么？

　　《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有一篇写印度知识分子的文章，给了我们答案。访印期间，印度知识分子给李少君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他们为穷人服务的精神。

　　李少君先生认识一位名律师N，尽管他与政府高官、商贾大亨有着广泛的交往，但最让N律师关心的，却是如何为“贫苦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所以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李少君：《让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秽的印度知识分子》《上海文学》2002年11期）

　　李少君还认识一位名牌大学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象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

　　在这个以服务农民为宗旨的农村综合研究院里，不仅有退休的老教授、老专家，“还有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同上）

　　李少君见到的印度知识分子与袁南生笔下的印度知识分子非常相似，可见他们写出来的这些印度知识分子绝非个别。

　　袁南生说，印度大学教授们为贫者、弱者服务，已经成了一种自觉，一种传统。他的邻居、孟买大学教授潘特先生曾经对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带头投入到了全国扫盲运动，深入到农村千家万户，给无数的农民上课。教授本人如同苦行僧，累计近10年在农村做调查研究，搞实验，帮助农民脱贫。许多为贫者、弱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完全是自己心甘情愿，毫无报酬和补贴……”

　　袁南生先生还见证了2004年1月在孟买举行的以保卫贫苦大众利益为主题的世界社会论坛。会后，许多印度知识分子和各国代表一起，“在孟买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走在队伍前头。一时间，反对以强凌弱，保护弱势群体利益成为印度的主流舆论。”

　　这使我想起了俄国的知识分子，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他们离开都市、离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到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的西伯利亚农村，去启蒙农民、帮助农民；同时也想起了梁漱溟，他用将近十年的时间，深入到山东农村，致力于中国乡村问题的实践和研究，搞乡村建设。为什么，是为了帮助农民，为穷人服务。

　　可是我们今天的教授学者，却是那里有钱往那里跑。哪儿富裕，就到哪儿去做“学问”。

　　在国内，他们对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达城市趋之若鹜；他们的专业方向和研究课题也都与富裕地区，富裕国家挂钩。很少听到他们拿西部的贫困、落后做学问，很少听说他们能到那里去看看（遑论在那儿扎根了！）；也很少见到他们的专业方向或学术关注点会落在亚非拉地区的落后、贫穷上。而这些地方原本是更需要文化、知识的传播，更需要专家学者对那里的贫困根源、以及发展前景进行研究、探索。

　　他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地方是“长三角”、“珠三角”、最愿意研究的是香港、台湾。港台研究及港台研究机构这些年搞得热火朝天，恐怕不是那里有许多学问，而是那里有许多钱吧！对国外的选择，则是欧洲、美国、日本、新加坡……

　　俄罗斯及中东欧这些年正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革和经济转型，而且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与中国半个多世纪所走过的路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他们的未来可以说与中国的改革命运休戚相关，可那里发生的事却不为我们的教授学者所关注，我们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一趟趟地走美国、走欧洲、走日本、走新加坡、走港台，却很少有兴趣研究一下那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

　　过去，“苏联东欧研究”绝对是中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重点；但今天，尽管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正处在千载一时的历史关头，尽管那里的剧变正在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尽管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都有着比西方更多、更直接的经验、教训和影响，但俄罗斯及中东欧研究，却在中国成了冷门。

　　为什么，因为那里很穷，没有欧美、日本那样的接待，更没有欧美、日本那样阔气的经费补贴。就像到香港中文大学去当访问学者，三个月的时间，好吃好住，每个月还有一万多港币的零花钱，可要是去俄罗斯及中东欧去做研究，吃住条件很差，还常常要自己掏腰包。

　　“为穷人服务”与“为富人服务”，仅仅一字之差，却让印度知识精英与中国知识精英，印度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境界上有了天壤之别——前者为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