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调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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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工人日报》消息：在近日召开的重庆“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择校费”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说，享受义务教育是法律赋予我国青少年的合法权利，而“择校费”已经危及国家义务教育的基石，有些区县农村中小学生由于交不起“择校费”而被拦在义务教育的大门外。

　　在这次“两会”上，重庆市政协委员徐晓告诉记者说，作为教师，自己所了解的“教育腐败”情况比一般人可能更多一些，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徐委员学校的所在区有一重点学校校长，调入学校不到三个月，屁股还未坐热，就以考察为名，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溜达”了一圈。　

　　校长们笑得合不拢嘴，跟着笑的还有教育部门乃至各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

　　“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相关部门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向重点中学收取的择校费按比例提成已成了公开的秘密。

　　“学校的请客送礼、公款旅游、铺张浪费大多是从这笔费用中报销。”这份提案的牵头人台盟重庆市工委主委连英俊委员称，这实际上是把搞腐败的经费都算在教育成本中，分摊在学生头上。有些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想方设法消除这一差距，而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择校费”捆绑在一起，“择校费”成了教职工的奖金、福利补贴和改善学校设备的主要经费来源。学前班也分级收费……（见《央视国际》2004年02月06日）

　　“吃教育”，吃得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债台高筑；“吃学生”吃得许多教师、校长、教育局长脑满肠肥，吃得学生家长天怒人怨！

　　3、触目惊心的“吃教育”

　　即使代表、委员们披露出来的教育问题已经招致了社会的天怒人怨，但他们所看到、所反映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官方的审计和统计数字更是令人震惊——“吃教育”、“吃学生”能吃到那种程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还是李金华审计长这份报告中的数据：“一些县的教育及财政部门‘吃’教育问题十分严重。如2002年以来，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及各镇教办挪用学杂费等2561万元，主要用于建办公楼和办公、招待费开支；市财政局挪用400万元平衡预算。1999年以来，该市教育局还将中小学生订阅图书资料回扣款等1356万元，用于私分和吃喝，其中私分1103万元，招待费等支出253万元。吴川市地处粤西地区，财政十分困难，但该市教育主管部门在2002年至2003年6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吃’‘分’教育经费600多万元，其中市教育局吃喝209万元，人均近3万元，是同期在职教师人均工资的近1。5倍；17个镇教办吃喝和发放补贴402万元，人均2。9万元。　（见《审计发现少数地方挪用挥霍基础教育经费严重》新华社北京2004年6月23日）

　　广东化州不过是一个县级市，既不知名也不富有，它的教育局一年多的时间所吃、所占的教育费居然高达二千五百多万；而广东吴川市则是贫困地区，吴川市教育局挥霍教育经费的豪放更是触目惊心——

　　经媒体的进一步查证：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吴川市教育局机关餐费开支209万多元，教育局属下17个教育办公室餐费开支402多万元，总计高达611万元之巨。不仅豪吃，这位教育局长还敢豪花：他的司机一年就报销了17万元之多的修车费。据核实，这些修车票据符合规定的只有1万多元；这位局长还从下面的学校挪用56万元、从局办公室挪用资料费10万元、从民办教师基金中挪用10万元，用这笔76万元的巨款一次购买了两部小车（丰田佳美），但车买下来后从来没回到教育局……（新华网广州6月24日电　题：《600多万元教育经费是如何被“吃”掉的——广东吴川教育局“吃”教育问题调查》　　　　　　新华社记者张朝祥、徐清扬）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如此豪吃豪用、挥金如土的教育局居然负债数亿元！

　　这个数字出自吴川市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李梅之口。

　　下面是这位主管副市长在接受《新快报》的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记者：吴川市地方政府是什么时候得知吴川市教育局吃喝教育经费问题的？　

　　李梅：去年底审计署广州特派办来到吴川对教育局进行审计。市委、市政府得知审计结果后，非常重视。4月29日，即通过人大常委会免除了教育局局长（苏李祺）职务。　

　　记者：吴川市审计局每年都要例行对教育局进行审计，为什么没有发现问题？　

　　李梅：这个问题上面正在查，我不好说。　

　　记者：吴川教育局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李梅：财务管理不是很完善。我们现在正积极配合上级清理和查处有关问题。原来经费报销都是局长“一支笔”通过。现在我们要求大金额的报销要通过集体批准。原来在外面酒店挂账、签单造成招待费比较高……　

　　记者：吴川市教育经费情况如何？　

　　李梅：负债几个亿，具体多少还没有核准。原来可以通过向群众集资或捐资解决教育经费，现在实行“一费制”，本地财政负担不了。现在教育局账面上是负债，没有余额。（林劲松：《豪吃600万的吴川教育局负债数亿　局长被双规》　《新快报》2004年6月28日）

　　与高额债务相对应的是，是这位刚被免职的市教育局长的豪宅。我们是从记者配发的照片上看到了这座豪宅——一座亮丽的独门独户四层小楼。

　　如果不是国家审计总局查实，如果不是这位胆大妄为的教育局长已经被免除职务（还没有见到要他承担法律责任的报道！），这些数据大概永远都不会被中国老百姓知道的——即使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绝对拿不到这些数据……

　　4、农村孩子为“吃教育”的人买单

　　将债台高筑、摇摇欲坠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吃教育”的豪放联系起来，的确有点儿不伦不类、不可思议。

　　但这是真的。“吃教育”的人所吃的，恰恰是农村的贫困学生。因此，巨额教育债务的受害者是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广大农村的莘莘学子而不是主管教育的教育局。

　　前面谈及到的广东省化州市教育局，不仅可以每年吃掉和私分教育经费上千万元，他们还挪用了794万教育经费，给教育局盖了一座建筑面积5271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这个教育局共106人，人均办公用房超过了50平方米。而它属下的许多学校里，学生却只能在四面漏风的危房中上课。这种景象是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个节目中看到的。

　　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的镜头从教育局豪华、明亮、空旷的办公室转到了破烂不堪的乡村学校。从画面上看，教育局的办公大楼富丽堂皇，而孩子们上课的教室却破烂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不能不让人想起民间形容乡村学校的顺口溜：“清朝的房子，民国的椅子，新中国的孩子”

　　可是不，从这个画面上看到的教室肯定不是清朝的，桌椅也不可能是民国的；能经历一百年风雨而不倒塌的房子应该是不错的房子，能用几十年而不散架的桌椅也肯定是不错的桌椅；不，这里的凳子是用木板和砖头搭起的，这里的房子是以最简易的方式凑合出来的——单薄、简陋，摇摇欲坠，外墙还用木头柱子斜支着……

　　下面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记者（郭峰）：这个柱子是做什么用的？　

　　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教师：这柱子是预防危险的，是保护安全的，建房以前是没有的。这个教室被定为危房以后才打上去的，大概有三年左右了。　

　　解说：我们了解到，这所小学……几乎都是危房，除了几间破损严重的已经无法使用外，大多数仍在使用。这里的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　

　　卢国平（化州市新安镇横岭下小学校长）：下大雨刮大风上面的瓦面就重量加大，压力就加大，怕有危险。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如果能把学生转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马上就转移。如果下着大雨，学生还在家里，这两个班的学生就可以不上学。　

　　记者：小朋友，你们在这儿上课怕不怕？　

　　学生：不怕。　

　　解说：孩子们说不怕，可谁又能为他们的安全打保票呢？在另外一所小学，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去年9月28号，这所小学的几间校舍突然就坍塌了。（〈焦点访谈〉：〈孩子们每天就在这样的危房里上课〉2004年6月23日）

　　我们众多的农村孩子，就是以这种方式为那些“吃教育”的人买单的。

　　5、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教育成奢侈品

　　一方面基础教育债台高筑，另一方面侧是教育暴利。

　　这是中国教育十分矛盾的现象。

　　暴利？

　　巨大的教育管理成本，巨额的基础教育债务，在危房中上课的学生……这种教育还会有暴利？

　　农村的基础教育肯定没有暴利；农民们连“义务教育”都买不起，哪会买你的高价教育？即使一些县、乡中学也收高价，但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大不了让自己的孩子辍学，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任学校宰割。今天，许多农村孩子读完初中就不读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负担不起更高一级的教育费用。

　　新华社记者周伟、胡锦武在江西省的一个贫困县波阳县采访时，一位学生家长给他们提供了一份孩子教育支出的清单。他的孩子上初中，也就是说尚处在属于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阶段。

　　下面是这位家长提供的教育支出清单——

　　初三上学期（21年下半年）：7月19日书本费370元；7月20日补课费80元；8月11日学校上课费180元；9月4日报名费450元；10月25日交学校160元；2002年元月9日试卷费7元；2002年2月4日寒假补课费50元、试卷费5元。交费总计1302元。　

　　初三下学期（2002年上半年）：开学报名费292元；4月10日试卷费30元、英语听力磁带15元、报考费160元；5月6日学校补课费200元、试卷费20元；5月14日交学校70元。交费总计787元。　

　　（《江西一位学生家长的教育支出记录》新华网南昌2003年9月9日电）

　　这个贫困县的初三学费，一年下来是2089元，如果再加上必须支出的伙食费、住宿费及服装、文具、参考书籍等的花费，那么，这个义务教育每年的支出不会少于3000元人民币；还有，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学，这笔支出还要加倍。这样的教育消费，就算对于已经脱贫的家庭，就算对于城市的一般工薪家庭也无疑是沉重负担。

　　那么对贫困家庭，这几千元的“义务教育”意味着什么呢？

　　按2004年7月年的最新统计，中国目前年人均收入达不到637元的贫困人口，从2002年的2800多万，增加了80万，达到了2900万；而就是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年人均收入达不到882元的相对贫困人口还有5600万。

　　也就是说，今日中国吃不饱饭、或刚刚能吃饱饭的人口有8500万。

　　显而易见，要这8500万人去购买年人均3000元的初中“义务教育”，就意味着他的全家即使不吃、不穿，也得举债完成。

　　教育的高价化，使得“教育俨然成为以财富多寡来决定弃取的奢侈品。其恶果是，必然形成富人交得起学费上得起学而穷人却上不起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和国民素质的综合提高。大米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对于发展机会而言，教育就是每个人发展的大米。如果哪个社会连大米都成了奢侈品，谈论一切都是白说。”（曹林：《教育变成奢侈品：2000亿乱收费让教育陷入尴尬》《中国青年报》2003年9月4日）

　　能从教育中牟取暴利的，主要是城市的学校。

　　与这二十年中国人的结婚花销增长了一百倍一样，中国人的教育消费，是另一项高速增长的开支。

　　教育是否应该成产业的争论尚未完成，教育产业化已经在中国实实在在地扎下了根；不过四五个年头，但其蓬勃发展的势头令人咋舌。

　　据新公布的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中小学教育排在房地产行业之后，为2003年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二。

　　下面是十大暴利行业排名：

　　1、房地产：上半年房价涨幅9。2％

　　2、中小学教育：10年乱收搜刮二千亿；

　　3、殡葬：墓地比商品房还贵；

　　4、出版：批发商掠走55％利润；

　　5、汽车：利润高达30％以上；

　　6、眼镜：利润多少以“倍”计算；

　　7、电信与手机：手机赚钱电信就赚钱；

　　8、医药：80％药品通过医院卖出；

　　9、出国留学中介业：交易额最少达30亿；

　　10、网络游戏：盈利可能超20亿。

　　（见魏雅华：《2003中国十大暴利行业大盘点》《新快报》2004…03…18　）

　　教育进入十大暴利行业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大代表就此发表了看法，并以此为题写下了自己的提案；包括中央台在内的许多媒体也就这个排名作了专题报道和讨论。

　　有媒体问：“如果敛财是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那么这多收的2000多亿元都是用在了教育上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教育腐败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它和国家投入充足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腐败一日不除，教育便难以杜绝暴利。教育是民族的未来，是各项事业的基础。现在是全社会行动起来，阻止教育成为暴利行业的时候了。”（《解放日报》2004年1月6日）

　　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暴利只是针对中小学校而言；但如果连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初中都是暴利，高中还用说吗？大学还用说吗？不同的是，在没有实行义务教育的高中、大学里，高收费是合法的、理直气壮的，所以没有人关注。

　　另外，教育暴利更多的是指城市的教育：国家给城市学校的经费不仅比乡村学校高，而且旱涝保收；尤其是大学，既可理直气壮地向国家伸手，又可理直气壮地向学生索取高价。一个萝卜两头切，岂能不切出暴利？

　　教育产业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的中国人的不安。一位署名“雅科夫”的网民写了《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文章在网上贴出来，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包括人民网在内的上百家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更多的人在这篇文章后面写下了自己的感想。

　　这篇文章同样打动了我，其中最令我感动的下面的文字——

　　那天我看到一幅照片，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独自一人举着木牌上街游行抗议教育产业化。木牌上写着：“任何学校都不能以学生为赚钱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把学生作为商品和财源来榨取的。”老教授坚定的目光，使我早就麻木的情感受到一丝触动，我看到了久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照片上老教授是孤独的，然而实际上他并不孤独！在他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呼吁平等教育机会，为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的人！

　　6、横向比较——我们的教育与“国际接轨”了吗？

　　教育“暴利”之说，恐怕很难让办学者接受，他们肯定会以“国际接轨”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