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调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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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文学家：诗体喜剧《聪明误》的作者格里鲍耶陀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作者、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和《悬崖》作者冈察洛夫，散文家、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作者屠格涅夫，戏剧《肥缺》、《没有陪嫁的女人》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世界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等……

　　这又是一份同样光彩照人、同样令人怦然心动的名单；而且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个名单一直可以开下去，从落后的高加索山区一直到西伯利亚的雪海深处，俄国无数知识分子在贫困、落后的穷乡僻壤，像电影《乡村女教师》中的瓦尔瓦拉那样，全身心地将自己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他们别无所求，为学生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一生……

　　是的，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权力对精神的钳制无孔不入的条件下，中俄两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在贫困和专制的压力下放弃知识分子的职责；更不没有因为社会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平而斯文扫地，自甘堕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用这个神圣的职业去捞取好处、或从自己的学生身上搜刮钱财？

　　因此，我们不能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完全把责任推到体制身上；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我们自身的问题，正视当代知识分子的堕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4、“剽教授”们——来自报刊的精彩回放

　　进入新世纪，在一片“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呼声中，中国教育界最抢眼的事件却是对学术腐败的揭露和讨伐。

　　下面是几个典型的、见之报端的事件：

　　最大胆的剽窃案。

　　这个被海外媒体称为“最大胆的抄袭案”的主角是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所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

　　杨教授是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审组成员。

　　杨教授的丑闻是被一位以色列博士的揭露才败露的。这位洋博士反映，杨敬安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是逐字逐句地抄袭了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发表的一篇论文。

　　对洋博士的检举，杨教授很不以为然。他理直气壮地回应说，这个以色列博士是他在马里兰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指导过的学生。学生发表论文，不署上老师的名字是他的不对。言下之意，我抄的是我指导出来的论文，有什么错？

　　进一步查证发现，杨敬安确实曾经在马里兰大学实验室当过访问学者，但是以色列博士的这篇论文，发表在杨敬安去美国之前；而且以色列的博士根本就不认识他。

　　再进一步追究，发现杨敬安在国内外的学刊、学报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也严重抄袭了他人的学术论文。他还在这些抄袭的文章上标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字样。

　　杨教授之所以算是最大胆的抄袭者，是因为“常见的抄袭是把英文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他是直接把英文论文抄成英文论文。一般抄袭的时候会做点改动掩饰一下，他则连改都懒得改，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就往下抄，而且不是copy/paste，而是自己打一遍，好多单词都打错了。他把插图、照片也都复印过去，复印质量还不是很好，也不找一台好一点的复印机”（方舟子：《以“科学”和“爱国”的名义》　）

　　2002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表通报：对杨敬安抄袭他人学术论文的行为进行了查处——

　　“经核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认为杨的行为严重违了背科学道德，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造成了恶劣影响，决定取消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取消其学科评审组成员资格，撤销其正在执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限期追回拨付的项目资助款。”（《科学时报》2002年1月17日）

　　级别最高的抄袭剽窃者。

　　南京的东南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冠群，被揭露涉嫌抄袭。有抄袭嫌疑的那篇论文，是他的博士生李仕峰与他共同署名。论文所出的研究课题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院士本人就是项目负责人。

　　事发之后，校方立即作出反应：说该博士生李仕峰的论文，属冒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成果，私自署上了顾冠群院士为第二作者，因此，完全属于“李仕峰的个人行为”；同时，博士生李仕峰也写出检查，称“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但很快，又有另外三篇署有顾冠群院士名字的论文被揭发涉嫌抄袭，其中一篇是顾院士与他以前带过的另一名博士生共同署名。

　　事态扩大了，媒体指名道姓地将此事披露出来，并且不依不饶地追究起院士是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发表过这些论文？

　　校方的回答依然是，“这三篇论文，同样是没有征得顾院士同意署的名，没有交给顾院士看，顾院士不知情。沈军的论文署名同样没有征求顾院士的同意。”

　　于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发问：“据我们调查，东南大学博士生发表论文，报销版面费时，导师一般要凭‘杂志录用通知单’在报销单上签名的，由此可判断导师是否知情。李仕峰二篇论文均交了版面费，导师怎么会不知情？”

　　即使对事件的追究已经到如此地步，校方还是不愿承认真相，不忍心让自己的首长承担责任。

　　看看前面杨敬安的理直气壮，再听听东南大学校方在媒体面前的多次辩护，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受道德拷问时，有多么强的承受力啊！

　　不过，就当代的中国大学来说，校方与其说是学府，不如说是当局，所以我们可以退一步说，至少在东南大学，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权力的丑恶，而不算是知识分子的无耻吧。

　　最著名大学的剽窃事件。

　　北大教授王铭铭是一位多产的著名学者，曾经创下过13个月内出版了11本书的记录。他的一部32万字的专著《想象的异邦》，竟有10万字来自他自己翻译一部作品。

　　王铭铭的剽窃行为是被中文系博士生晓声以《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为题，在《社会科学报》登载后，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

　　王铭铭教授不仅多产，而且博学，他在自己著作《想象的异邦》的末尾，开列了120多种中外学者的论著，以证明他的阅读之广博、更证明他这部著作学术基础之厚实。但他独独没有将他12年前翻译、12年后抄袭了10万字那部著作的书名列出来，仅此一个证据，就能证明他抄袭的主观故意。

　　事后，北大免去了王铭铭所担任的所有学术职务。

　　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剽窃事件。

　　这位上海某著名大学的教授，是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30刚出头就有了许多非同一般的头衔：他所在大学技术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某某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委某某开放实验室主任；还有，上海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真是占尽了学界和商界的风光，一直到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里剽窃他人成果的丑闻被公开揭露，这位中国最年轻的知识精英才被撤消了博士学位、所长、教授，直至开除公职。

　　据调查，他将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内容据为己有，再加上其它科学家的专著内容，拼凑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同时他的很多论文也属抄袭、剽窃之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中国科技界的新星，亲手做了一本根本没有写的书的封面拿去评奖，居然获了学术奖。

　　这个事件还引发了这位博士的导师（他所在大学的原校长）的学术道德问题，最终导致被除去院士之名。

　　5、“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抄袭、剽窃……”

　　以上事件，仅仅是学界抄袭、剽窃的冰山一角，这些事例之所以成为事件和话题，是因为这些人树大招风，他们的道德文章有很多人关注。可那许多为学位而写的毕业论文，那许多为评职称、争待遇而发表、出版的文章、著作，有多少被人关注而被揭露出来？

　　国内著名的学术打假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在谈及弄虚作假的学术丑闻时说，“北京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以文科为主的，它的外号叫‘抄袭大本营’；南方也有一所非常好的大学，它的外号叫‘复印大学’”。

　　杨玉圣教授曾经在报刊上公布过涉嫌抄袭剽窃丑闻的大学，其中名校之多，令人震惊。

　　以下是杨教授的原文——

　　拿抄袭剽窃这一最为人所不齿的学术丑闻来说，单是在媒体上已经公开披露过的著名学术机构，至少可以举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而且，这个令人汗颜、不光彩的名单很可能今后还会继续扩大下去。在这个花名册中，固然有一些牌子一般的高校，但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如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也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世界高水平大学”（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真是世界之最啊！应该对杨教授说，别将这个名单开下去了，别告诉我们哪些大学存在学术腐败，只请告诉我们，哪所大学没有这类丑闻！

　　杨教授十分感慨地说：“90年代以来，此类丑闻不绝，大有风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势，从内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辞书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外，学术论文、专著、博士学位论文都有份。从抄袭者的情况看，不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仅无名之辈抄，业已成名的人也抄。不仅有学生抄老师的，也有老师抄学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众多专家学者指认、并写文公布的抄袭者，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杨玉圣：《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中国教育报》2001年8月9日）

　　南开大学副校长、教授陈洪，在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曾经痛心地说过，“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大学校长敢拍胸脯说我这个学校没有这种问题（指抄袭、剽窃），我想谁也不敢打保证、拍这个胸脯……”（　天津电视台2002年3月3日“青年大世界”节目）

　　6、中国特色的学术奖项和评委

　　无论抄袭剽窃的现象多么普遍、恶劣，仍然算不上知识分子腐败中最无耻、最下作的手段；毕竟这在国外也发生过的，而在中国，抄袭的话题也有了一两千年的历史；更无耻的是，一些教授、学者在评奖、评职称过程所采用的下流手段。

　　以下是中国青年报记者沙林披露出来的三个个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撰写《竹木春秋》一书。出版后，有好几位专家公开发表了七八篇文章，批评此书存在大量的硬伤和大量的抄袭；还把该书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事实也揭露出来。这些书评文章都发表在评奖之前，并广为学界所知。但就是这本有严重问题的图书竟与《陇文化丛书》一起获得中国最高规格的图书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令学人大哗。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争取博士生导师资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之后还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他靠这些材料最终评上了教授和博导。后来商务的领导见到武大的人问，你们那个谁的稿子怎么还没送来？武大人说，不是书都出了吗……这才露了馅。该人的教授和博导帽子全被掳了，带着一家人去了国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某教授来得更奇，他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而且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用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令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传，如：“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沙林：《学术腐败形形色色——到底是谁玷污了象牙塔》《中国青年报》2001/07/18）

　　在商场上，制假售假的商家不少，但敢把假货拿到展览会上去参赛评奖的却很少听说。

　　这些年，中国假酒泛滥，酒类的评奖活动也泛滥，却从没有听说过哪一种假酒得了奖！可知识界的假冒伪劣产品——抄袭剽窃之作，胡乱拼凑之作，品味低下之作——不仅充斥文化市场，而且还能堂而皇之地获奖。

　　抄袭剽窃之作可以获奖，首先是抄袭者不以抄袭剽窃为耻，敢于理直气壮地把他的假冒伪劣产品拿去参评、参赛；其次是他一定精于中国式的评奖之道，能有把握将多数评委摆平、搞定；至于那两位只有一个书名、只有自己做出的一张假封面而根本就不存在的书也获了图书大奖，也评上了博导的教授，就只能归功于中国特色的奖项和中国特色的评委会了！

　　那位靠自己制作的一个图书封面而获得学术奖的某教授，正是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占尽了学界和商界风光”的全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胡黎明。

　　为名为利到了不惜使用流氓手段的人，还能得到学术权威的青睐奖励，得到了实业家的欣赏重用！中国人爱说“英雄所见略同”，在这里成了“昏庸所爱相似”了。

　　是呵，那些平庸的、或心术不正的领导人，总是喜欢重用和提拔与他们内心世界相似的人……这也是我们身边那些个骗子、流氓屡屡得手的原因之一吧！

　　抄袭剽窃就像火车站卖假票的票贩子，而懒到连抄袭、剽窃的劳动都不愿付出的教授们，就像贩卖假票的票贩子，卖到最后，连假票都懒得造了，只是伪称自己有票，先把钱骗到手再说。

　　一个人——一个为人师表的人，急功近利到如此程度，胆大妄为到如此程度！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词来形容这样的行径——是犯罪，还是流氓？

　　但他们没有犯罪，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学者教授因为弄虚作假、投机钻营、招摇撞骗而犯了罪。知识分子不会犯罪，犯罪的只是那些制假售假的小商贩、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

　　对票贩子，无论他倒卖的是假票还是真票，都有被抓捕、被绳之以法的风险。而在我们知识圈内，连根本就没有造出来的假货，还会有报刊为其发表书评，还会有权威的评委对其表示欣赏、直至给予奖励。即使败露了，最多是取消奖项、或是取消什么什么资格而已……

　　相比之下，在知识界造假售假或耍流氓手段骗名骗利，比起在市场上造假售假，投机取巧的风险成本低得多，获利却十分丰厚——发表了几篇抄袭来的文章，就可以评上副教授，每年稳拿四五万元的津贴；而要是抄袭剽窃的书出版了、获奖了而最终评上博导，那就是暴利了——博导，起码是正教授，套行政级别该是司局级，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