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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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风流罪人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对于吴儿堡的居民，对于自那两个风流罪人而开始的这个家族，对于这块在岁月的冲刷之下，愈来愈见贫瘠的高原来说，每当提起这个凄清而又美丽的家族故事时，叙述者总要以这样的叹喟作为结束语。
它的真实与否，他们认为这是不重要的。单调而寂寥的景色、贫困而闭塞的生活，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而这个玫瑰色的家族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梦想的产物，是他们试图给这个默默无闻的家族，给家族所占据的这一块凄凉的黄土地，罩上一层光晕。
然而这个家族故事，也许是对这一方人种形成的一个唯一的解释，因为在吴儿堡以及方圆地面，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种成长起来。男人们长着颀长高大的身材，长条脸，白净面皮，宽阔前额，浓重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他们的鼻梁总是很高很直，从而衬托出眼睛更为深邃，他们的长长的腮帮在年轻时光滑而俊美，而在长出络腮胡子以后，又显得威仪而高傲。他们衣衫褴褛，冬天，常常是一领磨得半光的羊皮袄，袄上的羊毛里藏着虱子和苍耳，随着走动，给空气中留下淡淡的膻味；夏天，则是一领粗布做的半衫，胸部敞着。他们的头上，永远蒙一条脏尔巴唧的白羊肚手巾，脚下，则是一双百衲鞋。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脚趾，但是想来，那脚趾也许是完整而光滑的一块，也许会不规则地分裂为两半。而一般说来，分裂为两半的脚趾的这位后裔，通常，他对土地表现出了更多的爱恋，他生性温顺，用一句大家都在说的话说就是“随遇而安”，或者“知足常乐”。而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他们的性格像他们那眉眼分明的面孔一样，身上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成分，他们永远地不安生，渴望着不平凡的际遇和不平凡的人生，他们对土地表现出一种淡漠，所以厮守它只是因为需要它来提供维系生命的五谷杂粮，他们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按老百姓骂牲口的话来说就是“不踏犁沟”，他们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总是雄心勃勃，目空天下，而最后总是以脱离不了生活的束缚，从而重重地跌落在黄土地上，沦落为穷得丁当响的穷光蛋作为结束。
在成为穷人之后，他们的性格通常分裂为两种： 一种是成为乞丐，一种是成为“黑皮”。
有理由相信，在陕北，在那“下南路”或者“走西口”的朝朝代代的乞丐队伍中，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乞丐。而有一部分，他的家里，并没有沦落到需要走万里路、吃百家饭才能生存的地步，这些人的成为乞丐，很大程度上，是天性中一种渴望游历、渴望走动的愿望的驱使。一年农耕下来，最后一次在农耕的这块土地上，伸一伸腰，吐一口唾沫，诅咒一句这离不得见不得恨不能爱不能的黄土地，然后仰天望着高原辽远的天空，流浪的白云，于是眼眶里突然涌出两行热泪。他们胸中于是激荡起那古老的激情，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样的歌声，那金戈铁马的岁月，于是他要出去走一走了，“下一趟南路”或者“上一趟西口”。他的脖子上挂一杆唢呐，一路吹打，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经过一户又一户人家，虽然没有踏踏的马蹄为伴，没有啸啸的杀声为伴，但是一年一度的游历仍然给他那不羁的灵魂以满足。怎么说呢？如果有了第一次伸手———在饥饿与自尊心，再加上这游历的渴望这诸种因素反复较量之后，而终于伸出手以后，那以后的乞丐生涯，却是一件十分快活的事情，或者说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是，这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只能一年一度，时间也只限定在秋庄稼收割以后到年关来临这一段。然后，其余的时间，仍然必须厮守家门口那块必须春种秋收的土地，这时候他就只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了。没有了幻想，没有了激情，填满他脑子里的是荞麦、糜子、谷子、洋芋、高粱、黑豆这些概念，和单调荒凉的土地以及没有任何内容的天空。
一个陕北籍的乞丐，当他一个人行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迢遥山路上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他也许在此刻，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帝王，而身边拥拥挤挤、滚滚而来的蜡黄色的山头、山峁、山梁，是他的麾下的十万方阵，而那沟里，一棵挺拔的白桦，或者山峁上，一棵兀立的杜梨树，那是他招之而来呼之而去的妻妾。他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五百年前，一个叫李自成的和他一样走在山路上的人，曾经骑着他的铁青马横行天下。当然此刻，也许他并不去遐想，而是扯开嗓子，在惊天动地地呐喊着，用他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如果偶然遇见一个人，这个人不解地望着他，为他的由衷的欢乐而莫名其妙，那么，他会用歌声回答：穷欢乐，富忧愁，讨吃的不唱怕干毬！
前边说了，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由于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有些人往往会沦落为乞丐，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黑皮”。
黑皮是一句陕北方言。它的意思，大致与“泼皮”相近，也就是说，是无赖；但是在无赖的特征中，又增加了一点悍勇。他们不纯粹是那种永远涎着面皮，没头没脸无名无姓的屑小之辈，他们通常也讲道理，当然讲的都是歪理，他们在人前仍然露出某种强悍，但是这种强悍，却明显地带有霸道的成分，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某些方面又像恶棍。但是公允地讲来，他们不是恶棍，他们天性中还残留着某种为善的成分。总之，他们叫什么，也许准确一点说，是无赖与恶棍的混合物，是这块贫瘠之地生出的带几分奇异色彩的恶之花。
他们轻易不与凡人搭话，不去惹是生非，但是只要谁惹恼了他们，他们便会出来和谁玩命。或者动刀子，或者去堵谁家半山腰上那出烟的烟囱，或者改动水路，让山水从这家窑背上滚下来，或者打发自家的婆姨，脱成光屁股，睡在仇家的炕上。他们需要黑皮这种恶名，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这种恶名足可以使他们立足和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把与人拼命叫“扬灰气”。届时，他们装疯卖傻，众人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灰汉”，让人怯其三分。如果灰气扬出去了，从此他们便奠定了在一村一乡的地位，如果灰气没有扬出去，也就是说，恶人还须恶人治，他们遇见了一个更为强硬的对手，于是乎便闭门不出，鼓鼓的肚子软软塌下来，不久，在乞丐的队伍中，便可以看见他佝偻的身影。
县志中，将这种黑皮叫“刁民”。历朝历代的县志，修志的老先生常以感慨的口吻，谈起“刁民甚多”这个话题。这种黑皮是一窝一窝地聚的，往往在某一个地方，会成为一种风气，所以修志的老先生又会在“刁民甚多”这句话前面，加上“民风强悍”四个字。顺便说一句，每遇天下大乱，这些黑皮，往往会成为啸聚山林的刁顽盗寇或大智大勇的领军之将，从而令世人对“黑皮”这色人等，畏惧之外又加上几分欣赏，更不敢说小觑了。
那么女人怎么样呢？那两股鲜血的交融，在培育出男人的同时当然要培育出女人。它给予了男人那样奇异的面孔和奇形怪状的思想，那么，它将给女人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吴儿堡以及方圆地面，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中，鲜艳而美丽的女人，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起来。她们有着乌黑的头发，白皙的面孔，鲜红的嘴唇，修长的身材。她们像一朵一朵野花零散地开放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她们的脸型同样呈现出颀长，眉眼分明，但是不像男人那样有棱有角，而是十分柔和。她们的碳一样黝黑的眉毛下通常有一双热烈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这双大眼睛毫不畏惧毫不忌惮地望着你，哪怕是生人也敢向他倾吐爱情。她们的身材———那是怎样的亭亭玉立的身材呀，两条细长的腿，和同样细长的腰身，雪白的白天鹅一样的脖颈，擎起一颗黑发飘飘的秀美的头。她们的衣衫通常是简朴的或者说是褴褛的，顶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添置上一件红颜色的衫子。一双天足，一双也许小时候缠过，后来又放开的秀美的双脚；一根红裤带衿在腰里，红裤带的头儿越过大襟袄的袄襟，将半寸长的一截露在衣服外面。那褴褛的衣衫裹不住青春勃发的身子，有时候，衣服上会有一个破洞，于是露出一块细腻白皙的皮肤。
在这样呆板而贫乏的土地上，在五谷杂粮和酸白菜的营养下，生活竟能源源不断地奉献出这样的女儿家，这情形真令人惊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她们的投手举足，她们的言谈举止，她们的一笑一颦，丝毫不能令人看出，她们是粗野的农夫的女儿；那分明是一位不幸流落民间的高雅的公主哪！一代一代的陕北民歌，以持久的热情，来礼赞这黄土地上的女儿家。“五谷子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这流传久远的歌谣，只是千百首赞歌中的一支而已。“妹子好来实在是个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人们选择这样的比喻赞美一个陕北女子的走势，而如果这歌谣变成俚语，让浪漫变成诙谐，那话该是这样说：“穿得飘，走得快，肚子里装着酸白菜。”
美丽的副产品是多情。
阳光在空中火辣辣照耀着，催促着庄稼和女人一起走向成熟。庄稼成熟的标志是花朵变成了果实，而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开始唱酸曲了。她站在高高的山峁上，对着呆板而冰冷的黄土地唱，她用“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别人毬相干”来回敬小伙子们的目光中那怯生生的探询。她站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门前的大路唱。她用“是我的朋友你招一招手，不是我的朋友走你的路”来扰乱脚夫那平静的心灵。她也许开始交朋友了，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她的心灵，一定不会安静。“六月的黄河十二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她渴望着爱人和被人爱，她渴望着陕北民歌中那些叙事诗式的爱情故事，在她身上得到一次重复，她蔑视名声，蔑视这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惊惧于高原这种无声无息的寂寞和昏昏欲睡的日月，于是不惜由自己引起一场风波，不惜在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的民歌中，再增加让自己成为主角的一首。后来，她们匆匆出嫁了，四十块大洋的聘礼，一顶花轿，结束了少女自由的身子和自由的梦，开始生育了，开始奶孩子，开始用那山泉一样的乳汁哺育新的一代土地的奴隶。她们终于安生了下来，习惯了单调的风景，习惯了在丈夫的臂腕上酣睡，接着她们又意识到了责任，因为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需要为他们的生计和将来的婚嫁准备，于是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在叹息的同时她变成了陕北婆姨。
但是那酸曲将永远停挂在她的嘴边，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她端着簸箕，站在畔上，大声地唱着，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屑于唱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浪漫曲了，她的歌词变得猥亵和质朴，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这些话通常是难以说出的，但是，当它们作为歌儿唱出来时，在听众眼里，她们一半把这当做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做艺术表现，因此，便宽容地接受了它。甚至那些听众还这样认为：那些“做”的人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她们在人前总是缄口不谈，作古正经，那些没有“做”的人无法得到排遣，于是时常在嘴边上过生日，她们说儿话不干儿事，她们像母狼一样站在畔上嚎叫，其实是一种饥饿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家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一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暧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因此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哎哟哟，我们以这样的笔墨，奉献给黄土地上那鲜艳而美丽的婆姨女子们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些行为规范举止端良的农家女子，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黄土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借助她们的肚皮，和异常强盛的繁殖能力，一窝一窝的儿女从窑洞里爬出来，踏上山路。那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一定是受了代代传唱不息的酸曲的错误诱引，再加上无凭的想象，将她们仅仅停留在嘴边的故事，看成了正在发生的真实。
女子大了，便要嫁人，或嫁到前庄，或嫁到后庄，或不知哪辈烧了高香，嫁给一个大户人家，被带进锦绣繁华的肤施城，或者受了大路上过来的赶脚汉的勾引，加入到赶牲灵的队伍中去，被带进那荒凉的北草地。总之，那遥远年代的两个罪人，他们的血脉靠了一代一代女儿的婚嫁，像纷纷扬扬的种子，以吴儿堡为中心，成一个扇面，向四周辐射和播撒。我们无法说清，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它究竟有多少传人，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还因为根本无法考证，久远得正如每一个叙述家族故事的人，在叙述完后总要发的那句感慨一样———“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考证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原因我们上边已经说了。
但是吴儿堡还在。那两个风流罪人重返吴儿堡后，寻找到了自家的那三孔窑洞，并且从那里开始后来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那三孔窑洞依然存在，而且那窑洞里居住着的杨姓居民，正是自那两个罪人开始的他们的直系后裔。因此，越过漫长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妨把这家的成年的男人和未成年的男人，看做是那最后一个匈奴，看做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家族代表。何况，我们能够说得出口的是，从杨干大到杨作新，从杨作新到杨岸乡，在人类二十世纪这个经典时间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或多或少地深入进了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涉及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而亲爱的读者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陕北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至于他们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