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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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中出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第十六章 我亲爱的北方
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
看见北斗七星，正君临我们头上；
今天早晨，我凭栏远望，
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
于是，我偷偷地哭了，
我感受到我们居住的北方，
它的神秘，它的奇异，它的魔幻，
它的诗一般梦一般的力量。
…………
那黄土高原千万条沉默的山冈，
像千万条黄牛昂首走向东方，
咬紧牙关，背后拖着冰山和草原，
喘息着，将干裂的舌头伸向海洋。
…………
北方啊，我亲爱的北方，
我们在你怀里出生，又在你怀里死亡，
假如有一天离你而出走，
你会用北斗星夜夜为我导航。
———引自旧作
那静静地佇立于天宇之下的，那喧嚣于时间流程之中的，那以拦羊嗓子回牛声喊出惊天动地的歌声的，是我的陕北，我的亲爱的父母之邦吗？哦，这一块荒凉的、贫瘠的、苍白的、豪迈的、不安生的、富有牺牲精神的土地，这大自然神工鬼斧的产物，这隶属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中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这个黄金高原。
雄心勃勃的作者，欲为二十世纪写一部编年史，于是他选择了陕北高原，选择了这荒落的山村，懒洋洋的小镇，尘土飞扬的盘陀路，以及金碧辉煌的肤施城，作为他的人物一展身手的地方。他选择了那深深沉淀于黄土颗粒中，或像“活化石”一样依然风行于现代时间流程中的种种陕北大文化现象，作为人物活动的诗意的氛围和审美背景。他带领你结识了一群人物，这些人物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细细梳理，你会发现，他们隶属于四个家世迥异的家族，即吴儿堡与最后一个匈奴联姻的杨氏家族，自宁塞川南入高原的回族后裔黑氏家族，那古老的自轩辕氏时代就在这里定居的白氏家族，以及被我们戏称的“赵半城”和“赵督学”（他们的后裔将在下一部几乎成为主要人物）———这自山西大槐树底下西跨黄河进入肤施城，又匆匆离开的赵氏家族。
当然，作者将他的主要的目光，放在了吴儿堡家族身上，或者说，放在了陕北才子杨作新身上。他怀着热忱和梦想，怀着善良的愿望和几分无可奈何的心情，为你介绍了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走向革命的历程，并且让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当然，这结束生命的责任不在作者本身，而只能有一种解释：因为那是事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苛刻的读者也许会这样发难，他们认为作者应该给他们甜食吃，应该让一切都像伊甸园（假如没有蛇）一样美好，假如有死亡，那死亡也应当像电影中或小说中写的那样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死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
对于这种责难，我们怎么回答呢？也许作者觉得用一句现成的话来回答，比他自己的思考更有力：“除了作者，谁还应说神圣的真话呢？你们怕深刻探索的目光，你们自己也怕用深刻的目光去看任何东西，你们喜欢用不会思索的眼睛浮光掠影地看一切事物。①”在那场至今还在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牺牲和献身，大部分当然是以豪迈的进行曲形式完成的，但是也有许多，是以这种凭简单的道理很难说清的形式完成的，他们同样修得正果，飘扬的旗帜上同样有他们殷红的一丝血迹，历史有权利、责任在他们的面前行注目礼。道理说到这样一个地方，那么作者认为他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无可厚非。同样的，无独有偶，作者也可能受到来自另一方面的责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题材，应当由党史资料专家，而不是小说家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新潮的小说家应当有他另外的题材。对于这种责难，作者只能说，刚刚经历过的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陕北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无法抹煞的一个链条，构成了时间流程中不可跳跃的一页青史，而当作者，向那刚刚经历过的岁月回首溯望的时候，他透过雾蒙蒙的时间的尘埃，看到了英雄故事、美人传说，看到了这一方人类族群生活的广阔图景，看到了在命运的重轭下走向抗争、走向目标的芸芸众生，看到了大革命在这块苦难土地上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于是他热泪涟涟，于是他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感和崇高感，继而，他像一位行吟歌手那样，行进在高原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弹奏起他的竖琴。
杨作新悲惨地死去了，在高原那拥拥挤挤的坟墓中间，又增加了这壮志未遂的一座。在辽阔的北方原野上，古往今来，有多少这样的坟墓！当我们在北方原野上行走的时候，我们心中那种针刺麻醉般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坟墓引起的吗？而北方黎明那魔幻般的暗蓝，早晨奇丽的霞光，也都与这些坟墓有关吗？据说人一生总要出天花，那些没有出过天花的人，躺在三尺地表之下，变成累累白骨的时候，他们的骨头也要出一次天花。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宛如一颗没有爆发的原子弹的杨作新被埋在了地下，他能够安宁吗？在陕北高原的西部边缘，横亘着一条古老的子午岭山脉，子午岭的山脉之上，有一条横穿高原，走出陕北的“天道”。这传说中的道路，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让他们在寂寞无旁的日子里，在凄清悲苦的岁月中，常常停住手中的镢头，喊住行在路途的毛驴，用片刻的工夫，眺望和遐想。但是，一山放过一山拦，生生灭灭，世世代代，他们更多的是把遐想和梦想，重新带进泥土，而一生一世，不能超越高原，跨出高原半步。
按照遗传学的最新解释，获得性有遗传的可能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的意思是说，在人类漫长的行程中，它获得的一切，经验、智慧、苦难、失误、成功、屈辱、思考、教养、吃过的咸盐、跨过的桥梁、晒过的太阳，等等的这一切，并没有在一个人躺进棺材的时候，完全地带走，深埋于地下，他有可能通过遗传基因，将这一切“获得”，遗传给后世。
感谢杨作新，他在变成高高山上一抔土的同时，为我们丢下了一个杨岸乡。杨岸乡在成长，在行动，吴儿堡家族那千百年来的沉淀，最后沉淀到这个人身上，这个人便作为吴儿堡家族的代表，代表这个家族生存和行动在杨作新之后的年代里。
当然，眼下，他生活在保育院里，那个被人们善意地戏称为中共的“贵族学校”里，那个在后来的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和电视剧《悬崖百合》中被出色地描写过的学校里，那个与彭湃、方志敏、刘志丹、毛泽民的后裔们共寝一室的战时孤儿院里。他在成长，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的亲爱的父亲，在临死前，曾经以一位父亲的口吻，向他深情地祝福，说将来的世事是他的；相信他的父亲，在被阳光烤得发烫的地下，仍然会这样喋喋不休地祝福。
而与此同时，在金碧辉煌的肤施城，这陕北高原的首府，历史，正进入它设州造府以来最辉煌的时期、轩辕东渐以后它的最辉煌的时期。杰出的毛泽东，和他的同样杰出的领袖群体，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正变成一个钢铁的机件，在迫在眉睫的救亡局势下，在为不久后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蓝图的草拟中，工作着和奋斗着，战斗着和牺牲着。正如我们前边所说，猛虎入林，龙归故渊，在辽阔的陕北大地上，北斗七星开始高高地照耀。
未来的一段时间流程中，时代的标志将以一个人的名字为标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这个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在陕北高原生活了十三年的时间，他的足迹踏遍了高原的山山峁峁，他居住过一个又一个的陕北窑洞，他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的神话与传说。于是令这块神秘的高原，更加变得扑朔迷离，于是令父老乡亲的饭后茶余，多了许多的话题，于是令这块积蓄了几千年力量的土地，因为用力过甚的缘故，更加失血和苍白。
传说毛泽东在睡觉的时候，他的头一定要枕向北方；传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每晚睡觉时，他的床下要放一盆水———他是水命，他是真命天子，龙身，离不开水；传说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经过葭芦河，刚刚过河，后边就发了山水，将胡宗南十万大军堵在河的对岸；传说毛泽东初入陕北，布置完割尾巴战斗后，嘱咐警卫员：“我太累了，我要到半山上那棵杜梨树下，睡一觉去，枪声密集，不要叫醒我，枪声稀疏，赶快叫醒我！”
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过这种有口皆碑有口皆传的民间的艺术加工，这些神话却又从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平凡和繁杂的生活所掩盖的事物的精核和本质。借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传奇亦成为英雄通向不朽境界的最可靠的护照①。”
有一个最为精彩的传说，这个传说也是发生在转战陕北期间，地点是五百年古刹白云山。白云山位于佳县境内，号称陕北灵根。威赫赫的一座石山，屹立在黄河西岸，雄视远处的河套和近处的陕北，接纳鄂尔多斯高原与三晋大地的香客，山上楼宇鳞栉，古柏参天。毛泽东兵困白云山的故事，在陕北地面，流传甚广。
传说一九四七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胡宗南部下骁将刘戡，率领重兵尾随其后，穷追不舍，发誓要提着毛泽东的人头，回西安向胡宗南复命。后来追到白云山，其时正降蒙蒙细雨，刘戡指挥大军，将白云山围得水泄不通，单等雨停后，上山捉拿毛泽东。毛泽东在白云道观，已成束手待毙之势，好一个真命天子，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他要道长拿来签筒，道一声“游戏文章，不可当真”，抽出一支签来。这支签是上上签，大吉大利，签名叫“日出扶桑”。“扶桑”者，中国之旧称也。这“日出扶桑”一句，正是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古典解释。毛泽东看了签，大怒曰：如今此情此境，如何称得上大吉大利，如何称得上日出扶桑，遂一跺脚，将这签，掷到了地上。这一掷不要紧，只见天空“嘎嚓”一声响雷，雨点骤然紧了。如果单是下雨，也不打紧，要紧的是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