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z-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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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如此坦诚，如此冷静，张闻天自以为是“被抬出来”的，也就主动地从“负总责”的地位上退了下来。张闻天写好整风笔记后，即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罢，到张闻天的窑洞里来，对他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程中原：《张闻天论稿》，第三十九页，河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凯丰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就在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其原因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由于共产国际所属三十一个支部和组织均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决议解散。
出于共产国际解散而更需要宣传自己的领袖的原因，这时毛泽东已坚实地奠定领袖地位并已正式担任中共主席，再过些日子便是毛泽东五十大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于是，出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本职工作的考虑，凯丰正在他的窑洞里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凯丰，在遵义会议上激烈地反对过毛泽东，这在陈云手稿中有着明明白白的记载：“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在扎西，当张闻天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凯丰当众宣称：“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不过，凯丰的可爱之处，也正在这里——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据他自云，“顶牛顶了两个月，就转过弯来了”！他在《何克全（凯丰）自传》中，曾这么写及：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想起来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二个月光景）。在威信的干部会时，就实行了对自己错误的初步批评。
在红军第二次回遵义时，党中央派凯丰到九军团工作。不久，凯丰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明确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此，凯丰的一篇文章，曾使张国焘大为光火。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及：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文章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应为副部长——引者注）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由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在批判张国焘时，凯丰也是打头阵的。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完成近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他在延安作长篇报告，从十四个方面系统批判张国焘。这样，凯丰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遵义会议时他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今，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可见到第一句话便是：“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那是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时，大会是由凯丰主持（顺便提一笔，“党八股”一词是张闻天首创的）。此时，凯丰着手制定宣传毛泽东、庆贺毛泽东五十大寿的计划。毛泽东见了凯丰的宣传计划，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写了一封信给凯丰：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的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致何凯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二百一十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此信，表明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一是不搞他的“五十大寿庆贺”；二是“自觉”他的思想“没有成熟”。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我的思想”、“我的体系”“不是鼓吹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人在提“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张如心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又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久，陈毅在为纪念中共建立二十一周年而写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议，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也就在陈毅的文章发表的同时，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社论指出，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
社论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一九四三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毛泽东住的窑洞与王稼祥住的窑洞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的中共党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塞维克主义。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接受本书作者采访时的回忆。朱仲丽见天色渐晚，便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七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中全文发表。这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是博古。就在王稼祥的文章发表的前两天——七月六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算清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这里，刘少奇提及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一九四八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以同意。“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逐渐升温：
一九四二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一九四三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
一九四四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五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们注目。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文件印行，或者单篇印成小册子。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印。在延安，印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
毛泽东的最初的选集是在延安印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是收入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一九四二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邓拓自从一九四二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即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
一九四四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一九二九年，他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一九三七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一九四○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正因为这样，当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文章，约五十万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