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知性主持曾子墨自传:墨迹-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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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时，我们还谈到了她的母校清华。这时，李小琳沉稳的声音中透露出了些许的骄傲。
　　“在一般人的心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和清华。”说到此处，她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连忙又笑着补充，“当然人大也非常好。”
　　听到这句话，我忍不住乐了。我猜想，在这个采访之前，并不仅仅是我，估计李小琳也同样做了许多功课。如果她不知道我曾经在人大就读，又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出对人大的友好呢？
　　当你的采访对象频频向你表示善意时，问出那些敏感的问题并不容易，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节目不是中电国际的公关工具。
　　于是，我把话题引向了电力改革的利弊，电荒出现的原因。似乎是早有防范，有备而来，任凭我怎样追问、跟进，李小琳总是不慌不忙、滴水不漏地打着太极拳。
　　过去一小时的谈话中，看得出李小琳非常自信。我想，我不如简单明了地提出大家的疑问，她一定会有为自己说话的欲望。
　　接下来的采访果真如此。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你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呢？”
　　“我想更多是源于我不懈的努力。”
　　“有家庭的因素吗？”
　　“家庭因素对于一个人来讲是双方面的，可能有好的，也可能要付出，毕竟父亲太闪亮，所以无形中你得到更多的是压力。”
　　我继续问：“可我相信你一定听别人说过，说你今天能够做到这家公司的CEO，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位父亲？”
　　李小琳不愠不火，脸上始终挂着礼貌的微笑：“我想，一个人出生在比较好的家庭，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只有父辈的影响，即使给你了这个位置，你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第53节：年轻老头——曹景行（1）

　　连载（二十八）年轻老头——曹景行
　　说曹先生是老头儿，大概没人会提出异议。毕竟，他有花白的头发，略显凸起的“高贵肚”，还有在黄山脚下修理地球的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一切都足以让人信服，曹先生的身上刻满了岁月的印迹。
　　然而在我看来，再老的年龄也掩饰不住曹先生年轻的心。谁让他带着我们在北京泡吧、深夜不归，面对我们没大没小的隐私性问题，诸如有过几个女朋友，师母是不是第一个，他又总是毫无怨言、欣然招供呢？
　　尤其是2005年夏天的湖南之行，更让我对曹先生的绝不落伍有了新的认识。
　　八月，我和曹先生一起到长沙拜访广告客户。周一下午，我刚一下飞机，就看到已经从上海先行抵达的曹先生坐在咖啡厅里，手中一如既往地抱着一摞当天的报纸杂志。当时我就想，机场里怎么没有复印机呢？这不是让“影帝”曹先生毫无用武之地吗？
　　还没等我开口问候，曹先生便急切地问我：“这个周五你想不想去现场看看超级女声？”
　　我吓了一跳，怎么也无法想象年过半百、正宗学院派的资深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居然会像少男少女一般成为超女的粉丝。
　　是我听错了？还是曹先生在开玩笑？又或者是曹先生返老还童了？我疑惑不解地试探了一下：“你想去看啊？”
　　曹先生严肃认真地点点头，仿佛他和我讨论的不是引发全民娱乐风潮的超级女声，而是陈水扁的台独倾向。

　　第54节：年轻老头——曹景行（2）

　　曹先生的美妙建议自然得到了我的全力响应。周五晚上，我们准时来到超女的演播大厅。比赛还没开始，玉米、笔迷和凉粉们早已依次就座，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和尖叫声。被稚嫩狂热的面孔包围着，我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对于这个地方，我实在是有些太老了。转身看看白发苍苍的曹先生，身处其中，却泰然自若，仿佛产生“代沟”的是我这个小字辈，而不是他这位老先生。而且，他还拿出了随时随地带在身上的数码相机，对着四面八方一通狂照。
　　很快，曹先生的角色便从照相转为被照。单反的、傻瓜的、还有手机等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全都对着他拍个不停。也难怪，曹先生一直有粉丝无数，只要他现身湖南的名胜古迹，总会被热心观众（多半是女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更何况在超女的演播厅里，密密麻麻的一千多人中，清一色的黑头发、黄头发和红头发，只有一头银发夹杂其中，曹先生怎么能不吸引众人的眼球、又怎么能不消耗那么多相机的电池呢！
　　公平坦白地说，曹先生并不算是粉丝，因为他一没发短信投票，二没因为哪位超女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在长沙，他只是不止一次地说，他其实是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会如此火爆。说这些话时，曹先生正襟危坐，表情像极了他在《时事开讲》里对嘉耀说，为什么“319枪击案”会在台湾发生。
　　无论如何，跑到现场观看超女的老头儿并不多见，曹先生若非独一无二，也一定可以称得上稀有罕见。
　　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曹先生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泡吧喝酒，做个越来越年轻的老头儿。

　　第55节：一对活宝——梁冬、嘉耀（1）

　　连载（二十九）一对活宝——梁冬、嘉耀
　　梁冬和嘉耀是凤凰的一对活宝。
　　两人都来自广州，中学是同学，大学睡一个宿舍，毕了业又在凤凰共事。同一片屋檐下，生活了十几年，连同事都替他们俩担心，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审美疲劳”。
　　在屏幕上，梁冬超级耍宝，喋喋不休，嘉耀则老成持重，少言寡语。在屏幕下，其实两人都一样地有些话痨，而且说话的语气惊人地相似。只要他俩在，但凡想插句话，定是要拿出见缝插针的本领。
　　因为两人知根知底，所以，他们常常互揭老底。
　　鉴于来自大陆的主持人都没去过台湾，2004年，爱凤凰胜过爱自己的嘉耀热心地给老板和院长写了份报告，大意是作为沟通两岸三地华人的桥梁，凤凰却有许多主持人从未登陆宝岛台湾，如不能身临其境现场感受，实在是有负“桥梁”的盛名。
　　大概觉得嘉耀言之有理，老板和院长居然很快批示，照此办理。
　　6月，以传媒交流的名义，我们终于成行了。然而，七个人的旅行团中，却唯独了少了为我们跑前跑后张罗此事的嘉耀。或许是在电视上批判台独过于猛烈了，台湾居然拒绝发给嘉耀进入宝岛的通行证。
　　一路上，我们玩得兴高采烈时，总不忘朝着香港的方向，说一声感谢嘉耀。只有梁冬梁同学，趁此机会在嘉耀的伤口上无情地撒盐。
　　刚到凤凰，梁同学就警告我，做主持人可没那么容易。例证之一是，一次，他回广州过周末，顺便到唱片店去淘一些CD。正当他抱了一摞唱片准备结帐时，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怎么梁冬也买盗版碟啊？”顿时，梁同学冷汗横流，丟下唱片，仓惶而逃。

　　第56节：一对活宝——梁冬、嘉耀（2）

　　例证之二是，初到凤凰的梁同学，年轻的心灵也曾经倍受摧残。他不仅获得了梁继光的别名（取堵枪眼之意，无论什么节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学挺身而出牺牲自己），还明明对体育不感冒，却被硬生生地拉去做体育新闻。
　　一天，面对几千万电视观众，梁同学用他那全中国主持人中最不标准的普通话（方言主持人除外），将“女子杯世界足球赛”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念了出来。同事听到后，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杯女子足球赛”。走出演播室，梁同学居然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学才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内心尴尬万分），随口说：“这没什么啦，我以前还曾经把卖火柴的小女孩念成过卖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偶尔，他们的表现也会南辕北辙。
　　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的热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当我和曹先生去现场观看超女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刚刚升任资讯台副台长的嘉耀竟千里迢迢从香港打来长途，并在我的语音信箱里痛心疾首、语重心长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为一个知识女性，作为一个严肃的专题节目主持人，怎么能去追捧超级女声呢？这实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识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这就是嘉耀吧，连开玩笑都一本正经！
　　其实，梁冬毅然决然地另谋高就，担任管理职务，是早有苗头的。那年在台湾，大家去逛诚品书店。蓓蓓姐抱回了几本讲述养生之道的书，我则收罗了一大堆关于西藏的书。当我们发现梁冬如获至宝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着的居然是厚厚几大本管理学专著时，大家立刻面面相觑，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额头，说一句：梁同学，你没事吧？　
　　如今，梁冬贵为梁总，嘉耀贵为董台，对于这对活宝来说，我想升官发财倒是其次，关键是，从此，他们终于可以因距离而产生美了。

　　第57节：名字（1）

　　连载（三十）名字
　　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名字足够让我有底气。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但我得到现在这个名字时，却已经六岁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名字的音乐了！”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名字，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名字，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名字。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子剑”，我的新名字则叫做“子墨”。
　　故事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妈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胆剑篇》。剧中讲述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第58节：名字（2）

　　《胆剑篇》中，勾践重归故土时，一个名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报告，说自己的儿媳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恳请越王为婴儿命名。勾践当即赐名：“一个叫子犁，一个叫子剑！”
　　我爸妈那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感染。他们立即提笔，给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未出世的孩子，无论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剑”。
　　很快，爸妈收到了曹禺的亲笔信，说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来的子剑健康成长。随信，曹禺还附上了北京人艺剧场里位置最好的两张票，请爸妈再去看一遍《胆剑篇》。
　　1961年年底，我姐来到人世。两年后，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剑”的名字却只伴随了他们几年的时间，因为，1966年的初夏时节，“文革”浩劫降临了。
　　那时，我妈在人大中文系教书。红卫兵来抄家时，曹禺的来信成为了罪证。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曹赵呼唤，反攻大陆》。红卫兵说，那封信是我妈和曹禺梦想跑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卧薪尝胆，反攻大陆！
　　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后，我妈的身心倍受摧残。爸妈不得不违心地更改了户口。
　　文革劫难，“东方虹”的名字陪伴我家度过了十几年。直到恶梦醒来，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终于落实到了我们家。于是，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的“百事待举”也从恢复原名开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这个新名字。
　　爸妈说，“子犁”和“子剑”都是物质文明的标记，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定还要有精神文化。所以，“子墨”，取文房四宝之“墨”，“曾子墨”，则取春秋战国之曾子、孔子、墨子，这样的名字，应该能够标举我们的精神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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