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09-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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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甲等考生。
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本来就瞧
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
了他的短处，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哭着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
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
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其实，对待科举制度，李党一直都很反感，而牛党则一直非常支持。由
于科举制的长期推行，大大地改变了官员中的成分。由科举出身的一部分庶
族地主上升为大官僚大地主，在朝官中形成了新的集团势力。当时，同榜登
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与主考官称为门生与座主。他们互相提拔。如唐代宗
时（762—779年），宰相常衮当权的时候，他的手下人甚至大部分朝廷和地
方的官员都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凡是未经科
举选拔的人，都无资格当选为官员。可见牛党重视科举的程度。再比如牛党
头目杨嗣复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
升上来的人，很像现代的同学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在官场上
也是互相提拔，互相照顾，很快便形成了小集团。这说明，随着科举制的发
展，使得专以门第而任官的社会风尚日趋衰落，世家旧族在政权中逐渐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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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科举出身的官僚和世家旧族之间，由于存在着出身和门第上的区别，
由于存在着对权势和剥削利益上的争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牛、李两党就
是这两种不同派系的代表。
“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是两党对待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李德
裕出身于公卿宗门，连皇帝都说他的家“一直都是豪门大族；在朝廷上连着
父子两代都当上了宰相，一连六个皇帝执政时都被封为侯伯的高贵爵位，真
是一个了不起的高贵的大家族啊！”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李德裕本人也非
常骄傲，他是通过世袭父亲的职位才做上宰相的，所以他很讨厌科举制度，
平时甚至连跟科举考生讲话都觉得是一种很难堪的事情。他曾经在武宗面前
直接了当地讲“在朝廷里当大官的人，我认为都应该是王侯将相的子弟，为
什么呢？因为这些出身高贵的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怎样处理国家大事，很
熟悉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种事情。那些朝廷上的礼仪，礼节和规矩，他们从小
就学会了，根本不用再教了。可是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呢？即使他们之中有那
么一些出色的人才，可是在他考上进士之后，还是得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地
往上爬，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怎样治理国家。所以，朝廷中的大官，应该
用我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李党的另一位得力干将郑覃，对科举制度更是
深恶痛绝。他认为，陈后主、隋杨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任用了太多
的出身寒微的士人。
其实李党这些反对科举制度的观点尽管有些偏激，还是有些可取之处
的。当时已经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制度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变得弊
端很多了。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僚把持着录取权，许多高官显贵给考官送礼请
托，让他们照顾自己的子弟。一旦考上之后，那些考官又把这些新考中的进
士拉到自己这一派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经
常录取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当官，影响了朝廷政治事务。所以李党的人要攻击
科举制度。
牛李党争的第二次大斗争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 （821年）。当时牛党的
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人。那一年科举考试时，由礼部侍郎钱徽和另一个小官
杨汝士主持。李党的成员李绅和段文昌暗中请钱徽在考试时照顾一下自己的
亲戚朋友，钱徽表面上答应了。可到张榜公布时一看，李党成员的子弟一个
也没取上，倒是牛党成员的子弟录取了不少。于是李绅和段文昌上诉宣宗，
揭发钱徽营私舞弊，录取的人大都是走后门的人。唐穆宗征求李党首领李德
裕的意见，李德裕支持了段文昌的上诉。因此穆宗决定复试，复试结果，把
已经及第的进士淘汰了十余人之多（大约一半左右）。唐穆宗对这次科举有
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负主要责任者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 （今四川
剑阁梓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 （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这是牛李
两党斗争的表面化的开始。从那时起，两党便明目张胆地开展斗争，再也不
掩盖自己对对方的敌视情绪。
被贬之后，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
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
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明争暗斗得厉害。
第三次斗争是在长庆三年。当时牛党的骨干李逢吉执政。他一掌权，便
提拔牛僧孺为宰相，而把同样有资格做宰相的李德裕赶出首都长安，到南方
浙江去当一个地方官“浙西观察使”。从此之后便不再提拔他，一连8年都
没给他调动职务。对于李党的其他一些人员，牛党也同样压制排挤，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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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上下都是牛党的人员，李党的官员要么得不到提拔，要么被贬到外地去
做官。这样一来，牛李两党的矛盾就更大了。
但是牛党不可能永远得势。到唐武宗执政的时候，李党领袖李德裕终于
回到了长安，当上宰相执政了。他当然不会放过牛党的成员。找机会好好整
治他们一番。于是第四次牛李党争便出现了。
李德裕入朝执政的时候，牛僧孺正在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841
年）八月，襄州 （今湖北襄阳）水灾，李德裕将这个地区受灾的罪责全推到
牛僧孺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太子太师。与此同时，牛党骨干李宗
闵任太子宾客分管东部。会昌三年，贬李宗闵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德兴、
吉安、长兴等县）刺史，让他离开东都。
牛僧孺和李宗闵虽然被贬，但李德裕并不甘心，还要彻底打击他们。会
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围攻叛乱分子刘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李
德裕借机揭发牛僧孺、李宗闵和昭义镇叛乱分子互相勾结，唐武宗大怒，立
即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
贬牛僧孺为汀州 （今福建长汀）长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十一月，三贬牛
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60天之中，
连续贬了三次，在唐朝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见当时党争的激烈程度。
唐武宗时期是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李德裕执政，李党的权势
也达到了顶峰。他趁机开始贯彻打击藩镇割据的策略，讨伐刘稹叛乱，收复
了泽州、潞州一带地方。牛党虽然反对用兵讨伐藩镇，但此时由于无权，也
只好作罢。李德裕打击藩镇割据的做法，比牛党的姑息养奸要进步得多。
当时唐武宗因为全国佛教寺庙太多，不但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许多
青年男女去当和尚、尼姑，也减少了许多劳动力，下令拆寺庙，让和尚、尼
姑还俗。李德裕很支持武宗的这一做法。这也是他比牛党官员高明的地方。
但是李德裕对儒家学说却崇拜得要命。他主张天命论，攻击那些无神论
者是喜欢混乱欢迎灾祸的人。在他家里，没有一本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大诗
人白居易写的诗他根本不去看一眼，他说：“这类诗词曲赋的书既不能安邦
又不能治国，读得多了反而让人心神不定做不成事。”但是他的家里却到处
都放着儒家学说的书籍，他总是用儒家学说来教训手下人和自己的亲人。跟
李德裕一样，李派的郑覃也是不懂诗词，不会做文章，却单单崇拜儒家学说。
他上书武宗，要求动用大量国家钱财刻一部石经，即把儒家经文刻在一块块
的石板上。他说：“由于长期的转抄，儒家经典已经出现了许多错误，应该
请有学问的人来校定六经，改正错误，把经典刻在石板上，存放在最高学府
太学里。以便作为后代的正确样本来学习。”当时宦官专政，各种政治事务
都非常混乱，人民生活也很苦，国家财政相当紧张，郑覃却不顾这一切，一
下子就花费这么多钱财和人力来刻《石经》，这种做法是应该批判的。在节
约民间财力、努力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以便增强国力方面，牛党要比李党做得
好一些。
不过李党在维护唐朝的政权统一方面，的确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还在文
宗当政的时候，李宗闵通过拉拢宦官，当上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宰相。李宗闵
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
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 （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
（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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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就坏了大事了。”
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是牛僧孺
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
对于李党的天命论思想以及崇信儒家学说的做法，牛党坚决不同意。牛
党的杨嗣复、李珏在跟李党的郑覃辩论时，曾尖锐地指出：“东汉时期，汉
光武帝刘秀最相信天命论，结果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幸亏以后他改了不少，
才又使国家重新安定下来。”李珏也说：“相信天命的做法，只能在国家大
乱的时候才能采用；现在国家太平，应该重视人才的作用。”这些观点反映
了牛派的改革观点。当时曾经做过牛僧孺的幕僚的杜牧是牛党中比较有改革
思想的人。
杜牧写过《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文章，是他
要求改革，反对因循守旧的战斗论文，而中心就是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要
求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
即以《罪言》来说，主题是要求唐朝的统一，削平藩镇割据。如何做到
这一点呢？杜牧指出，主要应该看法令是否修明；是否任用贤能，除去奸人；
农、战二者是否有充分准备；要是将唐朝本身的法令、人才、农、战这四者
都搞好，就一定能打平藩镇，达到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上策。中策是先取
得强大的魏博镇，下策“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乱打一阵，毫无效果。
从杜牧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到了后来，牛党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与藩镇割
据作斗争了；他们要求朝廷进行改革，用实力削弱藩镇的势力，而不是一味
地盲目征伐藩镇。可以说牛党的这一观点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无论是出身门阀士族的李党还是科举出身的牛党，他们都是统治
阶级。都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阶级的。如李德裕在洛阳建筑了规模宏大的
平泉庄，牛僧孺从扬州运回许多“嘉木怪石”到洛阳，建成了华丽第宅。这
些都是残酷役使劳动人民而成的。至于两派的争权夺利之争，就更加加深了
农民阶级的痛苦，激化了阶级矛盾。
牛李两党第五次斗争是在唐宣宗时期。大中元年 （847年），牛党骨干
白敏中执政，又对李德裕打击报复。首先他让李党李咸罗织李德裕的罪名，
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再贬为崖
州 （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
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贬为崖州司户。李绅虽然早就死了，牛党也不放过他，
追回他的所有官衔。中书舍人崔嘏贬端州刺史。此外被贬的李觉或李党的支
持者，还有李回、石雄、郑亚、丁柔立等。
反过来，牛党的白敏中执政以来，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
极设法改善其待遇，或复其官职。会昌六年八月，首先提拔循州司马牛僧孺
为衡州长史，第二年，调牛僧孺回东都，任太子少师。其次，撤销李宗闵的
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 （今湖南永兴）司马，准备以后再提拔，可惜未到任
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调潮州长史杨嗣复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李珏为
户部尚书。这样看来，从大中年间白敏中执政以后，李党及其支持者都被逐
出首都，或贬到边州，或遭流放，几乎无一幸免。而牛党人员不仅得到升迁，
而且当了中央高级官员，朝廷上下又成了牛党的天下。
牛党这次重新上台以后，不仅狠狠打击李党成员，连李党以前执行的政
策也全部改变了。最明显的是恢复了佛教发展的自由。很快，全国各地又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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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建起了许多新的庙宇，许多人又都出家去当尼姑、和尚。不久，牛党又增
加地方官的数量。光州县官就增加了383名。
两个集团纷争角逐，都勾结宦官做后台。如牛党中的首要分子李逢吉，
在长庆二年 （822年）任相，是暗中交结皇帝亲信宦官的结果；李党党魁李
德裕在开成五年， （840年）任相，也是依靠宦官杨钦若的关系，由宦官仇
士良提拔的。他们都是在宦官操纵下，为个人私利而争权夺势。这就不可能
打击最腐朽最反动的宦官集团。反而与宦官同流合污，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
内部的混乱与分裂，加深了唐王朝的统治危机，使强大统一的唐王朝趋于削
弱瓦解。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年）是李党的全盛时期。据说李德裕在扬州
时，监军宦官杨钦义被召进京。李请他到内堂宴饮，不请陪客，席旁陈列各
种各样精巧绝伦的宝器图书，宴罢，全数奉赠，钦义大喜。这明明是希望他
还朝之后汲引自己。杨钦义走到半路，奉命回任，到了扬州，把礼物退还。
李坚决不收，钦义更觉见情。后来他做了枢密使，便设法使李德裕做了宰相。
李德裕掌了权，把牛僧孺、李宗闵都贬逐到南方。
会昌六年 （846年），武宗病死。宦官马元贽等自作主张立宣宗（李忱，
宪宗子，武宗叔）。内廷宦官的势力有了变动，外廷也跟着发生变化。李党
很快失势，牛党的官员纷纷起用。
牛僧孺在党争方面比李德裕的手段更无情，为了打击李德裕，他甚至拿
国家利益当儿戏。上文提到的李德裕接受吐蕃将领投降一事就反映了这一
点。当时牛僧孺完全不考虑国家利益，硬是命令李德裕将已经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