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0009-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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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职，赵很好地安慰他们，送给他们很多财物，于是高怀德、王审琦、张令
铎、赵彦徽等，都以节度使名义各奔东西，远离京城去镇守边关了。只有石
守信留下，也无实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了。
通过种种努力，赵摆脱了朝廷内外的威胁，于是宋太祖赵匡胤放心地按
自己所想，去征战南北，在赵光义的继续协助下，终于完成了他统一中原的
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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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真东渡
在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有一位僧人曾经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就是鉴真。
鉴真，生于公元688年（垂拱4年），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
姓淳于。长安元年 （701年）14岁，在扬州大云寺出家当了和尚。唐中宗景
龙元年 （公元707年）游学洛阳、长安。第二年在长安实际寺从弘景律师受
具足戒，后来又回到扬州。他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
为一代律宗大师。
那么，鉴真又为什么要到东瀛日本去呢？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呢？他
到日本后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呢？下
面我们将为读者朋友们逐一解答这些疑问。
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强盛的历史时期。不仅如此，
唐朝的文化，灿烂辉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极
其重要的地位。在唐王朝统治的近300年当中，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比较长，
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国
力十分强盛的唐王朝，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
使节、贵族、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地来到唐朝访问和贸易。
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朝
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的有70多个。唐政府专门设置了鸿胪寺这个机构来接
待络绎不绝的各国使节和宾客，在不少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又设立了
互市监、市舶市来掌管对外贸易。在唐朝的太学中有为数众多的外国留学生，
在政府机构中也有外国人担任官职。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是
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其中尤以首都长安最为著名。
在长安汇集的外宾很多，许多外商在长安西市经营店铺，长期居住，对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由于国际交往的需要与扩大，唐朝的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当时，陆路
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天的蒙古地区可到叶尼塞河、鄂毕河上游，往
西可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的广大中亚地区。西路经过河西走廓，出敦煌的
玉门关西行，经新疆内有三条路可通向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
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以达到尼泊尔和印度；或
者经过南诏、缅甸到达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3条路线。一条是由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
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一条是由楚州（今江苏淮安）
出发，从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一条是由
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岛过马六甲海峡
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可到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以及印度。
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到
达波斯湾沿岸地区。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达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
流的一个中心，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国际大都市。
日本当时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日本由于受到
当时隋唐先进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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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新”。改新以前，日本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奴隶和近似奴隶的部民，而
部民尤占大多数。他们和土地都为氏族贵族所私有。贵族对部民恣意驱使剥
削，没有沦为部民的农民同样受到沉重的榨取和奴役。贵族一方面和皇室争
夺权势，强占土地和部民，一方面彼此之间也进行斗争。发掘出的3至7世
纪的古坟，相当多属于拥有部民的贵族。坟中殉葬品有大刀、勾玉、镜、甲
胄、陶器等，主要是汉时部民所生产。这些东西反映当时生产力水平不算太
高。4世纪末叶以来，不断有所谓“归化人”也就是来自大陆的移民定居日
本。他们不仅带来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文字。通晓汉文的移民组成所谓“文
部”，他们替皇室掌管文书。雄略天皇给刘宋皇帝的信，是用很优美的汉文
写的，可能就是出于中国移民之手。可是从4世纪末到7世纪初200年间，
虽有大批的、各方面的移民来到日本，日本却始终没有出现经济文化发达的
高潮。隋朝建立后，日本从推古天皇八年（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开
始派遣隋使来中国，前后共遣使4次，并且同时也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
来。隋朝也派文林郎裴世清出使日本。但到大化改新前夕这45年中，也还没
有出现奈良时期那样灿烂的文化。原因在哪里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
为，日本当时还处于奴隶制阶段，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使它得不
到发展。大陆的移民到日本后，也都被编为部民。他们的技术文化虽然影响
了日本，使生产力有一定的提高，然而，两国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移民没有
也不可能触动原有的生产关系，文化经济交流所能产生的影响因而也受到很
大限制。
6、7世纪，东亚大陆政治形势的发展对大和国的统治发生了强烈的影
响。新罗的崛起，隋唐大帝国的相继出现以及新罗与唐朝的联合，不只给日
本振兴国家树立了榜样，并且还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此以前，日本统
治阶级一贯把从朝鲜获得的先进技术和劳动力（奴隶），作为国内统治的有
力支柱。朝鲜的强盛，使日本掠夺朝鲜的图谋彻底失败。这不仅使大和朝廷
和贵族失去从大陆获取先进技术和劳动力的条件，从而造成经济上的困难，
而且政治威信也大为降低。
这种国际形势与国内形势相结合，造成大和国统治的危机。面对这种现
实，日本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感到，只有实行必要的改革，才能继续维持和
巩固他们的统治。
推古天皇 （女帝）时期（592—628年），以圣德太子为摄政（593—622
年）。圣德太子致力于提高王权，提倡佛教。对外致力于与中国的平等友好
外交，并向隋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
圣德太子时期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直接学习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
文化，为大化改新作了思想准备。公元632年，从中国留学回国的学问僧等，
曾向推古天皇上奏，说唐朝是“法式备定”的国家，应建立经常的来往，并
建议把已经学有成就的留学生召回，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
挥作用。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僧旻、南渊清安等人，回日时带回了大量
的唐的文化典籍，并把它运用于日本，对大化改新发生了积极作用。南渊清
安在唐留学后著书立说，阐述唐朝的律令制度。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
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先生，高向和僧旻则直接参与了改新活动。
学习中国，日本统治阶级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
大化改新以后的情况便截然不同了。改新前夕，部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
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反对中央和地方的豪族。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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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的趋势，645年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打倒豪族首领苏我氏，废
除了部民制，把土地和人民都变为国家的公地和公民。新政府实行了班田制，
这实际是一种封建国家的土地所有制。代表旧势力的贵族们顽强反抗，经过
20年，到664年曾一度恢复部民制，674年才完全废止。701年（大宝元年）
修成“大宝律令”，改新以来的变革到这时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这样，经
过半个世纪的斗争，大化改新才最后完成，日本过渡到封建社会。大化改新
是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可是，原为豪族私有的部民改变了
身分，过去漫无止境的剥削暂时为固定的租税和徭役所代替。农民私有宅地
和园地，能使用山林池沼，生产兴趣有所提高，生产力得到发展。由于生产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生产力相适应，到奈良时期出现了社会经济繁荣发达的
局面。
由于日本社会生产关系改变，封建制度开始建立并向上发展，唐代中国
的一切，从生产工具技术直到典章制度，都对于奈良时期的日本具有更大的
吸引力，而且日本也易于接受和融为己有。日本史书上不断提到唐耡、唐锹、
唐箕、唐竿、唐臼、唐碓等，正仓院还保存有孝谦天皇天平宝字二年 （758
年）躬耕籍田时所用的唐耡。762年，淳仁天皇命东海、南海、西海等道，
仿“唐国新样”缝制兵士的棉袄和胄各20250具。班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及律
令等，无不取法唐朝。这一时期唐的绘画、书法、文学、宗教等也都介绍进
来。720年，元正天皇下诏，僧人传经唱礼都应遵照中国僧人道荣和入唐学
问僧胜晓等的发音，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730年，圣武天皇命令
选拔青年学习汉语。以前，入唐留学的吉备真等人，在介绍中国制度与文化
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奈良时期中日文化频繁交流，这对于光辉灿烂的奈良文
化之形成，中国影响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后汉以来700年间中日经济文化
关系的历史，到这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建立了新生
产关系的日本封建社会迫切需要吸收唐代封建社会的制度与文化。圣德太子
曾经梦想提高王权，巩固中央统治，这个任务经过大化改新而实现。奈良时
期日本封建统治者要求进一步巩固中央权力，因此，更热心于吸取唐朝的制
度。他们的眼界比过去的统治者扩大了。他们的奢侈欲望加深了。为满足这
些欲求，他们也急于输入中国文化艺术以及书籍、工艺品等等。尽管当时中
日两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不相同，因此有些采自中国的作法并未能生
效，比如“平城京”的西市始终未曾繁荣，货币也未在奈良时期广泛流通。
可是总的讲来，奈良时期社会经济方面的客观需要与可能，加上统治阶级的
主观意图，促成了奈良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繁荣。
鉴真大和尚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外历史条件之下到达日本的。
奈良时期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途经，是通过日本派遣的遣唐使。留
学生和学问僧都随遣唐使往返，中国人也随遣唐使船东渡日本。
从630年到838年，除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者外，到达中国的遣唐使共
有13次之多，平均约15年有一次。奈良时期共派遣4次，即717年 （元正
天皇养老元年），733年 （圣武天皇天平胜宝五年，唐开元廿一年），752
年 （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唐天宝十一年），777年（光仁天皇宝龟八年，
唐大历十二年）。奈良时期遣唐使团规模宏大，官员有大使、副使、判官、
录事。除此之外，有各方面人员：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船匠、舵师、水夫
长、水手等，是负责划船、修理和管理船只的；画师、玉生、铸生、细工生、
和音声生是为使团工作同时也入唐学习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留学生和学问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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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门为入唐请益的；医师和射手是为保护健康和警卫的；译语、史生等是
为通译记录等工作的；还有主神、阴阳师、卜部等是为祈祷安全的。一般每
次共五六百人，分乘4只船，因而“四只船”在当时文学作品中成为遣唐使
的同义语。这样庞大的使团所需费用浩繁，足见日本统治阶级对于遣使的重
视。除双方政府互相馈赠之外，上自大使，下到待从，一般都在中国进行一
些贸易，每次几乎都有留学生和学问僧入唐请益，这对于促进经济文化交流
起了作用。
日本僧人荣 、普照等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随遣唐使来中国，邀
请中国高僧到日本传戒。因鉴真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律宗大师，他们于是在天
宝元年 （742年）到广陵郡 （扬州），请鉴真东渡。鉴真当时正在大明寺讲
律，认为日本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便问僧人们：“你们谁能够接受这
一来自远方的邀请，而到日本国去传授律法？”当时全场鸦雀无声，无人答
应。过了许久，祥彦回答说：“大家不愿去的原因是，那个国家距离我大唐
太遥远了，此一去须横渡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生死攸关，性命难
存，就是去100个人也没有1个人能够平安到达的。”鉴真则毅然而起，说：
“为了传法，还怎么再去爱惜区区小命！你们各位不去，我就必须去！”说
话掷地有声。僧人们看见鉴真如此坚决，自觉汗颜，于是有祥彦等21人表示
愿意追随师父东渡，而这时鉴真已经年过半百，55岁了。
荣 、普照不及等待10年以后才来的下一次遣唐使，请求宰相李林甫
的兄弟李林宗给广陵郡司仓参军事李凑写信，替他们造大船并备办干粮，准
备渡海。计划随鉴真东渡的僧人中，道航和如海发生争论。道航认为如海学
问不高不能去，如海大怒，于是告淮南采访使，说道航造船入海，欲与海贼
相连。淮南采访使班景倩听到如海的报告颇为惊骇，经过调查后证明如海诬
告。可是采访使最后决定：“今海贼大动，不须过海去！”而且没收所造的
船，归还其他物资，鉴真第一次东渡的计划未能成功。
到天宝二年十二月，鉴真再次和荣 等商量，用80贯钱买得“岭南道
采访使刘巨鳞之军舟”一只，雇妥18名水手，购买了经籍、佛具、药品和干
粮等，准备渡海。刘巨鳞这时已奉命到永嘉、临海、余姚一带攻打吴令光，
“军舟”当即用于镇压吴令光的军事行动。否则鉴真在广陵而远到南海购买
船只，是不可想象的事了。据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天宝八年（749年）：
“五月戊子，南海太守刘巨鳞坐赃，决死之。”卷九八《卢奂传》：“天宝
初，为晋陵太守。时南海郡利兼水陆，环宝山积。刘巨鳞、彭杲相替为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