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 by 艾奥莉拉-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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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冷漠。
后来的一次交谈中我问道，“如果当时被射杀的是德意志人？”
“你见过车祸现场吗？”他说，“那么你会明白，横死的陌生人也足以让你发自肺腑地难受。”
“但也许不会让你痛哭？”
“你为民主德国死于饥荒的人哭过吗，他们可也是德国人。”
和一个比我年长一辈，又亲身陷入过世界的复杂性的人辩论是不明智的。但我还有另一个办法。我把一饼磁带放进录音机，一段小语种的新闻播报匀速播放出来。它的声调在句末总是滑行向上，句子很长而单词紧凑，每念一句都要深吸一口气。
“你觉得这是哪种语言？”
“难道不是德国的某个方言？”他皱起眉头仔细分辨着，“有一些单词是德语的，每句都有。”
“意第绪语。”我看着他惊愕的样子，击败父亲总是一件快乐的事，“你在利奥波德城听到的也是这种语言。你当时没留意？”
他沉默了下来，把磁带又听了一遍，然后承认道，“它确实非常像德语，而不是像别的语言。”
“据说一般德国人只要连续听三个月，就能听懂意第绪语。这段时间还不够学会法语呢。”
他陷入更长的沉默当中，而我简直得意忘形。
我不知道他后来有否重新思考犹太人和德意志人的族源关系，不过所有主流的语言学家都倾力否认意第绪语和德语是近亲，反而将之与斯拉夫语联系在一起。不料，一位前党卫队成员撕破了这件皇帝的新衣。
☆、心理医生
【原文】
被宣判死刑后的某一天，两位黑头发的心理医生造访了我。他们自称是纽伦堡特遣的，这个来头让我受宠若惊。
“您看起来消瘦，您有哪里不舒服吗？”他们之中较为温和的那个先开了口，用的是英语。
据闻纽伦堡的战犯享有与心理医生谈心的待遇，作为不得获取报刊杂志、不得与辩护律师充分沟通的补偿，以防止他们因为与世隔绝而丧失等待被处死的勇气。作为一个只能由美国单方面判刑的小人物，我的待遇是否越了级？
但心理医生是一种古怪的生物，他们说人话，却从不听人说话。我确实掉了一点肉，但还不至于向他们哭诉什么。
“我的不适并没有超过兰斯贝格的平均值。”
“您或许会发现，必要的宣泄对健康更有利。”另一个方脑袋的家伙开了腔，令我惊讶，他说一口奥地利音的德语。
我诚恐于刚才的对话是否足以让他们确诊“叛逆人格”或“自我封闭”之类的病症。但为了阻止这一点而努力辩解，又会获得“受迫幻想”和“自我意识过盛”的殊荣。我只好请他们随意坐下。也许真正患有臆病的是这两个想象力超群的生物，出于人道考虑，我不能主动刺激他们。
“您在法庭上承认了罪名，但也许那不是您要说的全部。”方脑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道，同情是使人打开话匣的手法之一，“您对利奥波德城一案的处分最为不平，我猜得不错？”
激将是手法之二。
达豪审判赠我几项罪名，其中反人道罪得自1938年德奥合并时在维也纳猎杀犹太老幼。他们用当时的报纸作为杀人证据，报纸将英国间谍也笼统地报道为犹太人，达豪因而起诉我迫害犹太教会人员和民间组织。我的辩护律师仅仅给出“没有犯案动机”的无力辩驳。
我真的迫害犹太人了吗？
“贵国的主要报纸无一不刊载此事，您还有什么辩解？”
看来德国是个没有书报审查的自由国家。
然而海洋法系对证词的依赖超过了客观凭据，只是辩解同样无效，我还是被判了死刑。并非每个站在你对面的人都可以交谈，在冥顽的心灵面前，语言的障碍都退居其次。
我沉默的时间有点长，只好打破尴尬，“您猜得不错。您是来猜谜的？”
换成他摆出一副抱臂的自闭作派了。
在那个讲美式英语的医生打圆场时，我发现这场景颇类于刑警办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犯案人总会被其中一个激怒，继而错误地向另一个人寻求庇护，结果透露了罪行的细节。可我对罪名“没有丝毫的追悔”，也许他们是来考察我的油盐不进是否来自纳粹精神？
“坦言自己的身份是沟通的开端。”医生大都以法官自居，但情报人员尚未遗忘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我想您是德国人，尽管您努力把奥地利音说得更像美语，但是只从神态也能看出您的祖国。我来自法兰克福，名字您已经知道了。”
他的偏见带有德国式的固执。
而他开始变得更不乐意。
“您是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我补了一句。
“好吧，”他无疑受过尚算合格的高等教育，能模仿一点他以为然的上流礼仪，“我的确是犹太人，希望这不至使您蒙羞。”他深吸了一口气，“我的家族曾在奥地利生活，而我生于美利坚的纽约市。——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我的同事，莱昂？戈登逊。”
“看，必要的宣泄对您的健康是有利的。”
“我也是纽约人。我和您是同龄人。我们是来帮助您的，如果您想倾吐一些什么的话。我们是中立的。”戈登逊体谅地用了简短的词句。
有时候憨厚的态度比精巧的语言更利于沟通，在这位友善的山姆面前，我不禁为两个同样说德语的人的隔阂感到悲凉。不过，伪装的善意倒是不如直白的恶意更具表达力，我能轻易捕捉吉尔伯特的想法——他是个有受迫幻想的犹太胜利者，想用纸上谈兵的心理学知识解释纳粹党人何以统治德国。但我难以猜出戈登逊的来意。
“我能否只与您交谈？两位医生同时在场会令我紧张。”我对吉尔伯特说。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我们司职不同。”
“您是这位先生的翻译？”我激将。
“我们都是心理医生。”
我陷入椅子的后部，决定沉默一阵子，直到他们妥协。
那天的谈话因为我“防御心理太强”而无法进行，他们提供了卫生院水准的体征测量之后就走了。在监狱里呆久了，即使是失去两位来历不明的对话者也会有些落寞，幸而我没有表现出来。
一个月后再次到访的只有吉尔伯特。
“作为纽伦堡审判的御用医师，您在这里是否屈才？”和他谈话是不会和睦的，但针锋相对倒也能让话题进行下去。
“配给达豪的医生不够，我来这里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他生硬地说。
他的确是德国人，奥地利籍贯和犹太血统也帮不了他。
“不对，您来这里是受戈登逊所托。您本人只对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感兴趣。您更憎恨大人物，这不失为一种勇敢。”
他略带吃惊地看着我。
“情报侦讯手段是否比心理访谈技巧要高明？”我看着这个比我大几岁的人。阅历和智力都将成为力量，书卷气则不能。他对纳粹的恨使他试图剖析纳粹要人的心理，但他本人的倾诉欲超过他的访谈对象。
我拿情报侦讯和心理访谈作比较时，他更不自在了。
这次我让他坐椅子，自己则坐在床上，“您或许不爱听，但戈登逊的职业素养比您高明，他更善于让受访者自己说话。不过塞翁失马，我更愿意与您交谈。——我们聊点什么？”
我们从利奥波德城枪击案谈起。我试图使他明白种族歧视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部，失败了，他认为二战是德意志人民反犹太战争。试图使他明白宣传指导和新闻事实的矛盾关联？取得片面成功。
“您在暗示，这些思想毒瘤并非德国特有？”他警惕地说道，好像我冲犯了他的基本观点。
“我在明言，这些体制弊端——无关于思想，世界各国都存在。”我对自己鲜于实践的说服术毫无把握，那是我旧日的上司和前辈、瓦尔特？施伦堡的特长。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德意志人，您是怎样看待犹太人的？”
我有一位在纳粹时代仍然坚守社会民主党纲领的自由派的父亲，我本人则在今天也宣称是一名纳粹，我才不是什么普通的德意志人。但吉尔伯特坚持把我当成德国人的代表。
他认为大屠杀来自种族仇恨，而仇恨在方方面面都迫害着犹太人。我问他，坚信这种恨意是否让他更坚强。他迟疑地承认了。
“难怪您坚信我也心怀仇恨。”我感到好笑。
“难道您不是？”
愧不敢当。
“您对族人的恻隐是否超过了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德意志人？”
“在面见这么多的罪行之后，我在心情上很难接受作恶者的善心。”
“我能否记录您的原话？”
他的脸色猝然起变，随即才发现眼前的囚徒无缘去出版些什么。
“您现在明白了，带着敌意的谈话无法正确地交换见解。”我欣赏着他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动的样子，“您从前遇到的政界要人大概不在乎这一点，他们乐于宣传，而您乐于冷眼旁观。您太习惯在这种彼此不沟通的情况下寻找异见和敌对的原因了。”
他沉默了片刻，笑着说情报侦讯真的比心理访谈要厉害。
使之厉害的是我们在这一领域的履历长短，我这样说道。他用一副圆边眼镜强调自己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身份，却匮乏于这个民族常见的狡黠，“怎么，您真的是一名情报人员？”
令我意外的是他承认了。
难怪我拿侦讯术和心理访谈术作比较时他会不自在。
他大概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而加入这一行的。他来找我，不单是受那个更为学究气的戈登逊所托，还肩负美军派给他的任务。但是急于表达自我观点使他成为不了优秀的情报员，他的稚嫩也使他更像个出卖情报者。
“您的确更适合当一名左翼学者，用学识来资佐您先验的政治主张。而情报员是生存在没有立场的灰色地带的，唯此才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一点不巧是您的软肋。”
余下的时间里气氛变得低沉而萎靡，我们像东线战壕里煲烟的士兵一样颓然，零零碎碎地各诉衷肠。他自陈是在纽约出生，直到战争末期才跟随美军到了德国，除了语言之外，与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我回报以简单的履历说明。
总算像是一场对等的交谈。
“我最初以为懂德语会让我比同僚们更能胜任情报搜集工作，但是经过这一年半的实际行动，我不得不承认，我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而且时时感到无法融入其中。”
感伤的知识分子是很难对付的。我告诉他情报工作和性格、价值观直接相关，它不关心工作者的灵魂，但是否接受这项工作却涉及灵魂深处。
“也许您是对的。我的确应该尽早回到美国，继续我本来的学术。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在思念故乡。”他继续说道，完全沉入自己的世界，“——挺奇怪的吧？一个犹太人对新大陆有思乡之情。”
比向往《塔木德》上的抽象故乡要容易理解得多。
他随即涌起更多的情绪。
“我的良心不安。我在采访他们……你们时，没有声明采访记录会成为研究资料。这是否也是一种不诚实。”
这是一种欺骗。
那些政界的公众人物必然不介意自己的言行被后人褒贬，但是在一对一的交谈时未申明来意，这仍然是欺骗。我看着他不发一言，直到他露出忏悔的神情。
“但您还是要写您的书。记住欺骗与品行无关，它只是懦夫的座右铭。”
这是今年8月间的事了。又过了一个月，吉尔伯特寄给我一封信。
加兰中校，
也许您已经通过别的途径知道，纽伦堡审判接近尾声，接下来我会回到美国，投入学术研究当中。
接受您的批评。我是在彼此并未沟通的情况下，以我个人的左翼立场去审视纳粹政要的。但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考察这个令几千万人卷入灾难的政体，未免有失责任。它不单涉及抽象概念的博弈，极权已经造成一代人的创伤。
这是我在战争末期投身行伍的原因。我相信出于另一种同样真挚的原因，您在大学毕业后投身党卫队，在这一点上我们之间的谅解无需多言。
我在面对政界大鳄时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这是懦弱的，这也是因为我和他们的关注如此不同：国家与国家的意义、国体与国体的合法性、民族与民族自由、过去的既成事实与未来的无限可能，我关注的是后者。
因此我仍将利用这些谈话，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纳粹党和30－40年代德国的政治伦理。这对一些人是不敬的，但我也将尽己之责，为包括您在内的另一些人守口如瓶。
因为您的真诚战胜了我过往的愚顽。感谢我们短暂的、纯私人的交谈，它打破了我思维里的民族壁垒，现在我开始关注更广阔的世界。德国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照见所有人的良知。
诚挚希望上苍能给予您更多怜悯。如果能为您的自由尽绵薄之意，将是我最大的告慰。
您真诚的，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
信是戈登逊带来的，他坐在我面前观察我读信时的神色变化。我想他看出了在一年多的牢狱生涯和不公正的法庭审判之后，我变得更易被友善所慰借。“您在微笑。”他远比吉尔伯特善于隐藏自己的目的。
我没有回应。
“您性格里的坚硬是否得自对友善的拒绝？”他让翻译把这句话变成德语。
是来自对莫名友善的戒心。
心理医生会慰借你心灵上的缺失，心理学家则只是解剖它。戈登逊让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医生，他们用人类活体做试验。我问他每周探访多少人。
他温和地笑着，“不多不少。履行医生的职责之余我也愿意当一名普通的听众。说真的，承受了这么多的偏见之后，像您这样缄默的人在我的造访对象里不太多。”
他感到愉悦，尽管倾身向前做出一副诚恳的样子，但美式英语跟随情绪的声调起伏出卖了他。
有多少人对戈登逊袒露心曲，或试图借着这位心理学家的笔记，留下一些法庭上百口莫辩的衷肠？但这不是他的目的。他云深雾绕，避让你提出的每个问题。
“我们一直在绕圈子，”我对他说，“两个狙击手互相以对方为目标，什么时候才能分出胜负？”
他笑着点点头，“您还是戒心太重，我是中立的，我没有枪，只有瞄准器。”
为偷窥狂干杯。
但一个人不能既坐在我面前，又假装成树洞，任由我自说自话，他得穿上迷彩服，再绑上一点树枝才行。我这样说，他接腔道，您看来也没有自居教导主任而把其他人当成小学生的习惯，能够在那些手捧小笔记本的人面前滔滔不绝。
“我的臆病不太严重，在您看来，刚刚够患上一点轻微的民族主义狂热。”我指出他心理医生的身份，“而您，则从未给您的任何一个病人开过药方。——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冷漠，医生？”
他政客般地笑了起来，表示这个谈话很有趣。
“您是一名职业间谍，这是否让您总是想刺探对方的秘密？”
“您是一位把病人当成小白鼠的医生，您为何不去奥斯威辛？”
谈话大抵如此。我问他为何对我感兴趣，在他所托的吉尔伯特铩羽而归后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