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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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中国已经36年，于1974年入美国籍，在个人讲，能在有生之日看到中国能在国际场合中发扬传统的“继绝世，举废国，柔远人，来百工”的精神。并且我自己能够在文字之间，稍尽绵力，增进各方的了解，也是以前没有料到的好事。写《万历十五年》的目的，当然不是以让中国“丢丑”为目的，反对狭义的道德观念也是对中外一体而言。因为我自己生活的经验觉得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这篇文章以发扬积极性的精神为主，也用不着再…一举例驳正。
我这几十年在海外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则是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路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旯”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这中外共通之点，我觉得今日很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变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我现在所说大历史的观点，一方面从小历史方面积结而来，一方面也受了德国思想家康德（lmmanuJKant）的影响，已经在1982年于上海出版的李约瑟博士脱寿辰论文集稍稍提及。如果用图解，则下面图中实线部分代表我们可以以经验证实的知识，即我自己所称大历史，虽包括中国商周到人民共和国已三千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切身直觉而成。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用虚线表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规（natu－ral law）会要逐渐展开。下一代的人证实我们的发现，也可能检讨我们的错误，也就等于我们看到前一代的错误一样。
图上向外的箭头表示我们的道德观念，都有突出环境，创造新环境的征象。可是我们又无法脱离站住脚跟的基点。况且我们自己也有继续做错事的根性。这根性以向内的箭头表示之。所以我们所走的路线也只能在内外之间，亦即希望与现实之中的弧形路线，半出于我们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条件推演而成。只是因为今日科技发展之故，旅行于弧线形的速率越来越快。我们只好把向外的箭头画长。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惮再三解说，要把道德的范畴放得远大，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闭户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
这一篇已经写得很长，我感谢编者及读者的耐性，知道我所谓大历史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作者无意自高自大，或是大而无当，或是尾大不掉。这文章今日能在中国发表，即是中国革命业已成功，全国已经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中国历史过去全靠自辟门径，今后则可以像太空的人造卫星一样，和其他人造卫星在空间联系，虽有所谓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差别，也无妨大局。
我个人方面，不但希望中国与西方各国家有这样的联系，也仍希望把中国历史开诚布公的写好，可以促进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了解。据中猜想，今日很多国家外间称之为独裁或极权，其实其内部都还有很多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原因，历史家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从侧面分析，至少可以逐渐窥测这些问题的真貌。我因为有了这些宏愿，才胆敢自称为大历史观。“登高自卑”，《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中译则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也可以说是实行愚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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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号】 7…108…01036…4
【书 名】中国大历史
【定 价】 16。50
【作 者】 黄仁宇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97…5…1
【页 数】 317
【字 数】 236
【装 祯】 平装
【开 本】 32开
【内容简介】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期，学者多崇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1000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
目 录
◇自序：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第一章 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 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 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 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 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 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 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 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 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 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 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 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 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 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 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台湾、香港与澳门
自序：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macro…history这名词刻下看来由我创用。如果有前人用过，则恕我查访未周。其实此间之出处与是非已无关宏旨，因为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亦从未有人出面自称为始作佣者。宏观与微观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至于我自己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倒确经过一段长期间的周折。
大部原因出自命运之安排。我年轻时从军10年。解甲退伍之后，负笈于海外，可谓“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有了这样一段颠簸之经验。自己尚在憧憬于近身所见闻的事迹之真意义，而一旦授有学位，作为人师，在美国学子之前讲解中国历史，深觉得不能照教科书朗诵，尤其每次复习与考试之后，不免扪心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难道他们或她们必须知道与HanFeiTzu（韩非子）同受业者有Li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励Shih…huang…ti（秦始皇）焚书，后又为宦官ChaoKao（赵高）所构杀？EmpressWu（女皇武则天）的一生事迹仅是“秽乱春宫”？对我的学生讲，除了用她与沙俄的CatherinetheGreat（凯瑟琳二世）比较；或与清朝的EmpressDowager（慈禧太后）比较，这段知识尚有何实用之处？
当然我无从将数千年的历史内凡一人一时一事提出与今日之西方处处衔接，讲到午前之用场与黄昏之用处，提供建筑师与会计师应参考的地方，这样一来更感到综合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其实我们自己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亦复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看法亦无非出自个人之爱憎。可是他们代表广大的群众运动，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为既成事实，不可逆转，那我们就应当考虑这些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及其前后连贯的出处，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当作历史之转折点了。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前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至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作《财政与税收》时，我曾用明代方志39种，内中无不包括当日徭役税收的标准名词，有如“里甲”。“均徭”、“驿传”与“民壮”。如果用以分析，读者可以—眼看出当中毫无体系，可算杂乱丛芜，互相矛盾，我们可以斥之为官僚制度之无能．也可能责之为腐化。可是经过一段综合之后，所见又不同了。明代税收章程一方面包括着一种中央体制，一方面又顾及地方实况，内中有永久法则，亦有临时条款，总之即不明白区分，而系囫囵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国一致，实际当中则万别干差。因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体的改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产生一种负面作用：此体系不鼓励各地发展其特长，而制造一种人为的平衡。这种作用，是好是坏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关。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日后我作《万历十五年》时注重官僚系统里以仪礼代替行政，维持各品级文官的协同和谐，不顾及各区内经济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大致得益于研究明代财政与税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国剑桥襄助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当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机会和这位“魁梧长者”接近。有人批评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确是如此。他的书籍与笔记就摆在学院里四五处不同的地方，分类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脑内，如果要寻觅某种资料，他不待说完就走，学院中的草地向来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时常用做院长之特权，不顾禁忌，以最直线的途径大步跨线而去，使我紧随在后也只好跟着犯规。
我和他讨论辩论多次之后，发觉他治学的方法，也以综合为主，尤以他和我说及：“在我看来，欧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成立民族国家，进行资本主义是一成套的行动，一有都有。”那么就有一种归纳重于分析的趋向了。他又和我说起：“即算阴阳五行，大家都认为是假科学。我们不要不加审问，劈头就说它错了。我们先要检阅此中逻辑，如果是错，我们也要追究错在什么地方。我和李公相处一年，以后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剑桥。我受他启发的力量非一言可尽，事后想来，我写《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采用一种综合的幅面，不随着别人去走牛角尖，其设计已肇始于1970年代与李博士在剑河河畔闲步纵论古今时。
迄至70年代的后期，我已将自己在课堂上的讲稿逐节修正，一步一步接近于现有布局。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不能脱离《二十四史》。可是这丛书篇幅浩繁。以北京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言之，虽醒目易读，也有76000余页，即一个学者不务他事专心每日读50页，也要四五年，井且当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作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资治通鉴》英译为ComprehensiveMirrorforAidInGovernment，再直译回来即是：“用以资助于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镜子”，这当然不放弃传统道德的立场，而司马光本人就卷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游涡，他的观念免不了一个历史“应当如是”演进的偏见，而不及于我们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开的因果关系。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井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我自已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
